[摘要]他說出了「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來。反之，在政府長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還有「只有在不需要談論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
作者：葉克飛，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這是遲來的悼念，直到7月初，我才知道捷克作家瓦楚利克已於6月6日去世的消息。在百度上搜了一下，相關新聞寥寥。對於國人來說，這本就是個陌生的名字。
但他的兩句話卻常常被引用，儘管大多數引用者並不知道原始出處——一句是「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來；反之，在政府長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另一句是「只有在不需要談論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
這兩句話的背景，是轟轟烈烈卻又戛然而止的「布拉格之春」。
被稱作「最浪漫城市」的布拉格，不僅僅是文青的夢想之地，也並不僅僅是一座「世界建築博物館」，它承載著太多歷史，曾在黑暗中爆發，在跌宕中重生。我之所以曾將布拉格當作魂縈夢牽之地，既是因為它的美麗，也因為它曾經的抗爭，以及抗爭中所彰顯的偉大。
所以，當我從布拉格城堡緩緩走下，走過伏爾塔瓦河上的查理大橋，穿過布拉格廣場後，瓦茨拉夫廣場就成了我最重要的目的地。那裡保留著「布拉格之春」最重要的印跡——聖瓦茨拉夫雕像下常年不斷的鮮花和花圈。
聖瓦茨拉夫是波希米亞歷史上第一位國王，但在這個廣場上，最值得紀念的人卻並不是他。儘管人們將紀念的鮮花和花圈擺在了他的雕像下。1969年1月16日，一位名叫Jan Palach的大學生為了抗議蘇聯的血腥鎮壓、維護國家主權，在聖瓦茨拉夫雕像前自焚。
當年，哈維爾也曾站在這裡為自焚青年獻花。此起彼伏的示威遊行，在荷槍實彈的蘇聯軍隊前無畏上演。
瓦茨拉夫廣場似乎一直都是捷克政治變遷的見證之地，在天鵝絨革命中，數以十萬計的捷克人民也正是在這裡一起搖起了手中的鑰匙。
與哈維爾、昆德拉和赫拉巴爾等眾多捷克名人一樣，長期在波希米亞地區活動的瓦楚利克也是摩拉維亞人。他的故鄉茲林，是摩拉維亞東部地區茲林州的首府，歐洲重要的交通樞紐之一。
上世紀60年代，瓦楚利克與其他許多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一樣，從家鄉來到首都布拉格，加入作協，成為黨員。如果他安於現狀，積極為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事業唱讚歌，那麼必然生活無憂、名利雙收。
但在1967年5月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他的發言石破天驚。當時與他一起發言的作家同樣聲名顯赫，有兩位也是黨員，分別是伊萬?克裡瑪和米蘭?昆德拉，還有一位黨外作家，則是日後的總統哈維爾。
【作協四大上的發言】
那時的捷克正面臨困境。鎖匠出身的捷共第一書記兼總統諾沃特尼大搞個人崇拜，經濟急劇滑坡，已被原本落後的奧地利超越。
但滑坡的經濟對既得利益者並沒有影響，當年支持「二月勝利」的作家們就是捷共的重點呵護對象。他們有政治地位，有經濟保障，在日常生活中有各種特權，當然，他們也有義務，那就是無條件支持捷共路線，無條件歌頌蘇聯，無條件抨擊西方資產階級的「腐朽沒落」。
早在哈布斯堡王朝時代，出版自由就被寫入憲法，但到了1967年，捷共政府頒布內部出版法規，規定所有期刊都必須向文化部申請登記，並保證作品內容符合黨的意識形態。做不到這一點的作家，作品就無法發表，特權也會被剝奪，這引發了巨大的不滿。
許多人都曾感慨作家群體在捷克的地位，哈維爾這位「人文總統」便是例子。其實，這都是拜捷克人的閱讀傳統所賜。時至今日，即使網絡已然侵入生活每個角落，布拉格街頭仍隨處可見持書閱讀者，伏爾塔瓦河畔的長椅上，佛賈花園的草地上，低頭閱讀者的比例都極高，低頭玩手機的倒是一個都沒有。
文學與政治的聯繫，在這個國家裡一向緊密，以至於「布拉格之春」的波瀾也從文學開始。
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前夕，瓦楚利克的小說《斧頭》在爭議聲中出版。這位出身鄉村木匠家庭，曾做過鞋匠、教師和記者的作家，以布拉格記者為主人公，以摩拉維亞故鄉為藍本，通過主人公對逝去父親的回憶，描述一位村書記的社會主義理想和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乍一看，這個套路與我們的「十七年文學」無異，但瓦楚利克在小說中描寫了農業集體化對鄉村生活及倫理的破壞，國家機器對民眾生活的侵襲，並有「實際上，所謂捷克發明就意味著，我們如此民主地對我們自己實行恐怖統治，以至於無須再去謀害任何人了」這樣的點睛之筆，與主流意識形態全不相符。
這樣的作品，當然會讓瓦楚利克成為當局的眼中釘，何況，他在作協四大上的發言更為振聾發聵。
在那次於1967年6月27日召開的大會上，比他更先發言的是米蘭?昆德拉，他認為在捷共領導下，捷克文學已大大落後於歐洲主流，淪為宣傳品。
相比昆德拉，瓦楚利克的批評更具廣度。他批評黨政不分，批評不受控制的權力。也正是在這次發言裡，他說出了「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來。反之，在政府長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還有「只有在不需要談論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這位黨內作家對捷共的無情抨擊，似乎比黨外作家的批評分量更重。
也正因為這激烈的言論，瓦楚利克比昆德拉獲得了更嚴厲的懲罰——他與克裡瑪等人被開除出黨，而昆德拉則受到黨紀處分。
(資料圖：瓦楚利克（中）、劇作家哈韋爾（左）和小說家帕維爾·科胡特)
將瓦楚利克開除出黨的決定，是諾沃特尼在捷共九大上宣布的。諾沃特尼公開表示，作家們「走上了一條危險的道路」。作家楊?普洛哈茲卡的捷共黨中央候補委員資格也被剝奪，因為他在作協會議上說了一句同樣非常著名的話——「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個作家，還有一個統治者，還有一個讀者，就要為民主自由鬥爭到底。」
但作家們在這次大會上的表現，引發了國內更高的改革呼聲，這是諾沃特尼無法阻止的。
【布拉格之春與兩千字宣言】
1968年1月，諾沃特尼下臺，杜布切克上臺，布拉格之春開始。政府出臺了《行動綱領》，規定了結社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遷徙自由等。杜布切克認為，捷共應該在民眾的支持下實行自己的職責，而不是用暴力進行統治。他還為瓦楚利克等人恢復黨籍，為米蘭?昆德拉恢復名譽。
6月27日，也就是在作協四大上發言的整整一年後，瓦楚利克起草了《兩千字宣言》，在布拉格的《文學通訊》等多家報刊上發表，呼籲加快改革。
《兩千字宣言》是布拉格之春期間的綱領性文章，但絕非唯一。當時，改革派的最重要陣地是作協的《文學通訊》雜誌，許多振聾發聵的文章都在這裡首發。
宣言裡同樣有許多著名的話，比如「統治者的主要罪惡和最大騙局是，他們把自己的專橫說成是人民的意志」，又如「削弱了共產黨的權威的，並不是人民的批評和反對意見，而是這個制度本身」。在聲明最後，他寫道：「這個春天剛剛結束，已一去不復返了。到了冬天，一切便可見分曉。」
那時，他還沒想到一切會戛然而止，壓根等不到冬天，他也不會想到，《兩千字宣言》幾乎成了蘇軍入侵捷克的藉口。
《兩千字宣言》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巨大衝突。迫於蘇聯的壓力，杜布切克為首的改革派選擇了暫時委曲求全，假意譴責《兩千字宣言》。但這仍然無法遏制保守派的反撲。8月20日，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就此結束。
但就像作家諾沃麥斯基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協第四次大會上所說的那樣：「我們曾努力說服我們的讀者，要他們相信謊言是正確的，我們曾使一代人誤入歧途和產生混亂。他們現在正站在這個會議廳的外面，無依無靠，迷糊不解，不知所措，他們站不穩腳跟。對於這一代，我們必須還給他們自信、信任和真理；但首先我們必須在自己心中找到這些東西。」
他們無愧於心。
【從老共產黨員到地下寫作者】
瓦楚利克生於1926年，19歲時加入捷共。在發表《斧頭》和被開除黨籍後，他只能在海外發表作品，如1970年的《豚鼠》。
這個階段的瓦楚利克，是「薩米亞特」的代表人物之一。
所謂「薩米亞特」，是指上世紀70年代東歐各國出版界的一種現象，本意為未經官方許可的出版物。「薩米亞特」來自俄語，這一現象也在蘇聯發端。
「薩米亞特」的存在，就是為了突破出版審查制度，講出原本講不出的真話。索忍尼辛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匈牙利的哈拉茲提寫下了《天鵝絨監獄》，波蘭則有著名的刊物《記錄》，多次刊載流亡詩人米沃什的作品……而薩米亞特最為發達的則是捷克斯洛伐克。
面對極權，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們展示出了極大的勇氣和良知，即使在「布拉格之春」遭遇鎮壓後，他們仍選擇了地下抗爭的方式。
因為參與了「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識分子們普遍遭遇清算。1969—1970年間，3500名大學教授中有900人被解僱，所有文學和文化雜誌被停刊。17萬人被迫流亡海外，其中包括米蘭?昆德拉。作家們也失去原有的特權和安穩生活，淪為底層，作品更加不能公開發表，畢竟，在極權統治者看來，「任何一種精神生活最終都導致對自由的嚮往」。
但作家們並未向當局諂媚示好，而是堅持地下寫作。即使當局屢屢示好，表示作家若是服從，就可恢復之前待遇，響應者也寥寥。
瓦楚利克不僅僅是薩米亞特的主力作家，也是最重要的組織者。70年代初，哈維爾、瓦楚利克和克裡瑪等被禁作家開始在克裡瑪家中定期聚會。當時，克裡瑪將自己的作品《麻風患者》列印出來，賣給各種地下讀書會。瓦楚利克意識到了其中的意義，於是主動承擔編輯工作，列印作家手稿並裝訂成書，以成本價出售給讀者。他給這種未經出版許可的地下圖書機構取名「掛鎖」（也譯作「門閂」）。
薩米亞特作為地下活動，常常會使得作家、打字員和裝訂者遭遇當局搜查、審問。最為可貴的是那些未曾留下名字的打字員、裝訂者，她們大多是女性，其中不乏大媽，可相比我們印象中的「中國大媽」，她們實在太不一樣。她們喜歡閱讀，尊重知識，尊重作家，也尊重在極權面前抗爭的勇氣，於是，她們甘冒風險。
在此期間，瓦楚利克又有一句流傳極廣的話，他將一句古老的拉丁文格言「誰統治，誰的宗教就是真理」，改成了「誰統治，誰的愚蠢就是真理」，以此譏諷當局。
薩米亞特打破了鐵幕下的沉寂，捷克人的閱讀基礎更使得一切變得「熱鬧」。到80年代末，薩米亞特出版物已達三百多種，並涵蓋文學、哲學、史學和政治學等多個領域。也正是在這漫長的地下活動裡，捷克作家們得以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被審查制度左右，忠實記錄極權社會裡的一切。
1980年，瓦楚利克發表了（當然是地下發表）小說《捷克佔夢書》，記錄「掛鎖」的創辦和個人經歷，當局的種種施壓，這是他的巔峰之作，也是捷克文學的經典。
瓦楚利克曾寫道，薩米亞特的使命不僅是為了文學，也是為了給後人留下一代人的記憶。為此，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這些作家失去了太多的個人幸福，承受了太多的社會邊緣化。
他們無疑是偉大的。
【天鵝絨革命後的瓦楚利克】
布拉格之春後，捷克作家們除了以薩米亞特形式書寫極權之外，也不忘各種政治活動，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哈維爾發起的「七七憲章」運動，瓦楚利克也是宣言起草者之一。
哈維爾的獄中信件結集而成的《致親愛的奧爾嘉》，也是由瓦楚利克率先於地下出版，成為捷克民主運動的代表作。
1989年12月29日，哈維爾高票當選總統。三天後，他發表了著名的1990年新年獻辭。捷克的歷史擺脫了極權統治的一頁。
哈維爾曾說：「極權主義之前的世界，是一個文學的世界。」我想，這並未誇大文學的意義。正如有人所說，極權反生活，而「生活的原則就是文學的原則，比如自由、個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學天然地就是反極權主義的」。
米蘭?昆德拉儘管與哈維爾在政見上有所分歧，但在這一點上顯然意見一致，所以他說「小說作為建立於人類事件相對性和曖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現模式，跟極權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極權的唯一真理排斥相對性、懷疑和探尋，所以它永遠無法跟我所說的小說的精神相調和」。
那麼，瓦楚利克呢？作為一個極權反對者，他的堅定無可置疑，他是自由的，也是獨立的。但我更關心的是他在天鵝絨革命後的生活，作為一個專欄作家，他如何看待這個國家？又如何審視自己？
從「布拉格之春」到「天鵝絨革命」，有人認為二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政治聯繫，或者說，有人並不太看重前者的意義。這也是哈維爾和米蘭?昆德拉的分歧所在。對於從未成為黨員的哈維爾以及其他許多知識分子來說，布拉格之春的本質是政權的「內鬥」，但以瓦楚利克和米蘭?昆德拉為代表的一批黨內知識分子則認為，這是一次意義深遠的社會實踐。
這一點早在布拉格之春時期就已經出現，哈維爾當時就提出，「對權力進行公開的和合法的競爭乃是民主的最好保證」，而瓦楚利克則在《兩千字宣言》裡堅定支持改革派，希望藉助黨內的組織系統和幹部們改變現狀。
所幸的是，在布拉格之春後，除昆德拉等流亡作家外，留守國內的知識分子們達到了求同存異，並最終推動了天鵝絨革命。
從情感上來說，我感動於「布拉格之春」的轟烈，從理智上而言，我傾向於哈維爾。但拋開政治見解的不同，我相信，在「布拉格之春」和「天鵝絨革命」之間，還有一條隱線，那便是文學。如果沒有如此光輝的文學傳統，如果沒有捷克人的閱讀習慣，那麼，也許「布拉格之春」就不會如此堅定，天鵝絨革命就不會如此平順和緩。
當然，還有知識分子的自省。我讀過太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回憶錄，面對反右、文革等不堪歷史，他們總是將自己包裝成受害者的模樣，對人整人的互害避而不談。捷克的知識分子絕非如此，他們從沒有藉助對極權的批評洗脫自己的責任，他們甚至最先想到自己的原罪。
沒有這種審視精神，就沒有如今的捷克。
(原標題：《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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