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捷克總統澤曼陪同下在布拉格參觀斯特拉霍夫圖書館。習近平表示，能夠看到如此豐富的藝術和文化珍品，實屬難得。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積澱是捷克人民擁有的一筆寶貴財富。
談及捷克文化，必須提到捷克文學，因為這裡誕生了卡夫卡、哈謝克、塞弗爾特、昆德拉等世界級文學巨匠。4月1日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了《世界文學》主編、東歐文學研究學者高興，就捷克文學的歷史發展、特色與繁榮成因展開漫談。
布拉格斯特拉霍夫圖書館上個世紀捷克文學的兩次繁榮「總的來說，捷克文學的歷史不是特別的悠久，但捷克在20世紀曾有過兩次文學藝術的繁榮。」
高興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第一次繁榮是20世紀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後，捷克出現了許多文學大家。比如人們熟知的雅洛斯拉夫·哈謝克（1883-1923）、弗拉迪斯拉夫·萬楚拉(1891-1942）、卡·恰佩克（1890-1938），還有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捷克詩人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1901-1986）。「這一批捷克文學家一下子將捷克文學提升到了歐洲文學的高度，可惜這個文學進程被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斷了。」
1938年，德、意、英、法四國首腦籤訂慕尼黑協定，命捷克斯洛伐克將蘇臺德地區割讓給納粹德國，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又進入了被佔領時期。「但即便在被佔領時期，捷克亦有出色的作家和作品。」高興舉例為中國讀者熟悉的紅色經典《絞刑架下的報告》作者尤利烏斯· 伏契克（1903-1943），還有恰佩克、萬楚拉，「他們都被德國法西斯殺害了，但他們的作品還是讓人們感受到了捷克文學的存在。」
「布拉格之春」而第二次繁榮則源於20世紀60年代，那時有瓦茨拉夫·哈維爾（1936-2011）、米蘭·昆德拉（1929-）、伊凡·克裡瑪（1931-）這三位並稱為「捷克文壇三駕馬車」的大家。「這些人在上個世紀60年代，比如我們現在會提到的『布拉格之春』中以作家的身份發揮了特別積極的作用。昆德拉的代表作《玩笑》就是在60年代初出現在捷克讀者的視野中的。」
1968年8月，捷克「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告終。「這時捷克文學重新跌落低谷。但即便是在這樣的時候，捷克作家還是用他們的方式讓作品發出聲音。」
「所以我認為捷克作家最讓人欽佩的是他們的道義感和責任感。每次到了國家和民族的關鍵時刻，我們都能看到捷克作家的身影。這是許多捷克作家，也是許多東歐作家感人的一面。」高興說，比如伊凡·克裡瑪的回憶錄《我的瘋狂世紀》，對捷克的20世紀歷史進行梳理和反思，「就充分體現了這樣的道義感和責任感。」
哈謝克捷克何以有這麼多文學大家？在高興看來，捷克文化其實由三種組成：本土文化，德語文化和猶太文化。因此，用克裡瑪的話說，捷克文化是一種「奇妙的混合。
「卡夫卡一輩子在布拉格生活，可謂布拉格作家。有意思的是儘管卡夫卡和哈謝克是同一代人，還在同一年出生 ，但是他們代表著兩種文化。捷克明信片上會印著哈謝克和卡夫卡舉著酒杯一起喝酒，但其實這是人們的想像，這兩人一生都沒有碰過面。」
但三種文化的共性在於，文學成為他們抗衡黑暗的武器。即便最困難的時候，捷克作家也沒有停止寫作。高興認為，某種程度上，捷克曾經高度政治化的現實以及多災多難的痛苦經歷恰好為文學和文學家提供了特別的土壤。
比如家喻戶曉的《好兵帥克》及其作者哈謝克。「借用帥克這一人物，哈謝克把皇帝、奧匈帝國、密探、將軍、走狗等等統統都給罵了。他罵得很過癮，很解氣，很痛快。讀者，尤其是捷克讀者，讀得也很過癮，很解氣，很痛快。」
《好兵帥克》插圖「我認為哈謝克最大的貢獻是他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學找到了一種聲音, 確立了一種傳統，那就是幽默和諷刺。」高興說，在《好兵帥克》中，哈謝克的幽默和諷刺恰變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別適用於捷克這麼一個弱小的民族。
在高興眼裡，幾乎所有捷克作家的作品都會散發出幽默的氣息。但他們的幽默又是那麼的不同：哈謝克的幽默中藏著嘲弄，昆德拉的幽默中具有冷峻，哈維爾的幽默中包含荒誕。連賽弗爾特的詩也充滿了幽默。「但在賽弗爾特的幽默中，我們感受到的只是親切、自然和情趣，而這些都出自溫柔。正如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所說的那樣：『他歌頌鮮花盛開的布拉格和春天。他歌頌愛情。他是我們時代中一位真正偉大的愛情詩人。他歌頌所有的女性——姑娘、學生、有名的和無名的，年輕的和年老的，包括他的母親——世上他最愛的人。』」
「一個小國面臨著許多強權，在軍事上難以和大國抗衡。在一次次被侵佔、吞併中，國家主權隨時可能被剝奪。而文學在這時候就成為一種特殊的武器。比如1968年鎮壓『布拉格之春』後，很多捷克作家就以地下方式進行創作。」
不僅捷克如此，高興還拿波蘭舉例，這個在歷史上也曾一次次被侵佔吞併的國家。「在波蘭主權都還沒恢復的時候，恰恰是獲得諾獎的波蘭作家亨利克·顯克維奇讓人們想到波蘭的存在。」他感慨，對捷克、波蘭、匈牙利這些小國來說，有時恰恰是文學表明了它們的存在。
米蘭·昆德拉中國有昆德拉熱，但捷克人更願意承認赫拉巴爾「我個人認為，最近幾年由於我們大量譯介了昆德拉、塞弗爾特、克裡瑪和赫拉巴爾的作品，中國其實已經出現了小小的捷克文學熱 。」
高興提及於上個世紀80年代「進入」中國的昆德拉。雖然現在很多人已經把昆德拉當成法國作家，但高興還是更願意把昆德拉看成捷克作家。
「因為他的主要代表作都是以捷克為背景，他人生的主要經歷也是在捷克度過的。」在高興看來，昆德拉與拉美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是上個世紀末對中國作家與文學影響最為深遠的兩位外國作家。
「昆德拉的書在中國一直屬於長銷狀態。他的所有作品幾乎都被翻譯到中國來了，甚至有一些他自己都不大承認的作品。當時還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盜版， 社會上一直有一股『昆德拉熱』。」 高興說，昆德拉確實是世界文壇不可忽略的作家，「他的作品已經上升到對人類境況進行哲理沉思的高度。」
博胡米爾·赫拉巴爾有意思的是，在捷克生活的那一段時間裡，高興卻發現捷克讀者更願意承認的作家不是昆德拉，而是《過於喧囂的孤獨》的作者博胡米爾·赫拉巴爾（1914-1997）。
「捷克讀者可能更欽佩赫拉巴爾，他們稱他為『始終不缺席的作家』，也就是始終留在祖國的作家。」
「捷克讀者認為赫拉巴爾是最具有捷克味道的作家，他生前喜歡去酒吧，交各種各樣的朋友，尤其是來自底層社會的朋友。而昆德拉在一些捷克人眼裡，某種程度上已成為『在法國對捷克現實指手畫腳』的作家。 」
高興說，和中國人習慣在安靜地方寫作不同的是，捷克很多作家喜歡在酒吧寫作。赫拉巴爾說起自己寫作的秘訣，是「生活，生活，生活」。也因此，赫拉巴爾受到了捷克人的歡迎。
伊凡·克裡瑪走與留之間的捷克文學始終留在捷克的作家還有伊凡·克裡瑪，高興也曾親自拜訪過他。這位曾歷經苦難、也有機會留在國外的作家引起了高興的好奇。高興問他，明明有機會留在美國，為什麼還回來（捷克）？
克裡瑪的回答是，「布拉格是一個神秘的、令人興奮的城市，有著數十年甚至幾個世紀生活在一起的三種文化優異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從而創造了一種激發人們創造的空氣，即捷克、德語和猶太文化。」
「他說他實在太愛他的祖國，太愛布拉格了，他願意存在於母語氛圍中，儘管很長一段時間裡他曾被禁止寫作。」
高興說，捷克作家有一種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現在很多捷克作家會反覆強調捷克屬於中歐，而非東歐。因為東歐更多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和政治概念。「比如昆德拉，如果你說他是東歐作家，他是會生氣的，東歐這個概念容易遮蔽文學藝術的價值和光芒。」
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曾為昆德拉寫過一首詩《在走和留之間》。「在捷克、在東歐，有作家出走，也有作家停留。出走的不少。但這些出走的作家往往藉助大國的平臺介紹自己祖國文學。」
高興還舉例在198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詩人、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他曾定居美國，辦籤證時還差點被美國拒籤。結果獲得諾獎後，美國人開玩笑說，當初差點因為籤證官的錯誤耽誤了一個未來的諾獎得主。」但有了國際聲譽後，米沃什又不遺餘力介紹波蘭文學，推薦波蘭作家，甚至親自編選和翻譯了大量波蘭詩歌和作品。
「東歐文學可以分為海外文學和本土文學，這兩部分都很重要。應該說捷克既有赫拉巴爾、克裡瑪這樣的本土文學作家，亦有昆德拉、史克沃萊茨基這樣的海外文學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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