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供職於布拉格極權主義研究院的學者Adam Hradilek根據警方檔案在捷克新聞周刊Respekt上撰文，稱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於1950年向警方告發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為西方特務，致使後者在牢獄中度過近14年。此文一出，立即引起軒然大波。昆德拉曾公開否認此事，更有11位世界級文豪和4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聯署聲明「保衛」昆德拉，而受害者德沃拉切克亦堅持認為出賣自己的另有其人。然而捷克當局否認了警方檔案系偽造的可能。此事至今仍是個未解之謎。】
米蘭·昆德拉（1975年攝於巴黎）
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
米蘭•昆德拉一直小心翼翼地掩藏自己的行蹤。過去25年裡，他從未接受過採訪。他回國（捷克）時必然隱匿身份，並使用假名入住酒店。他曾讓捷克的朋友們發誓保持沉默，因此，即便是這些人也不願意向記者透露米蘭•昆德拉是個怎樣的人。如今，這位最著名的捷克作家一段謎一樣錯綜複雜的往事竟意外地浮出水面。這表明，在他多年隱居生涯背後，或許另有我們意想不到的隱情。
事情發生在1950年3月14日——共產主義政變兩年後。當時，米拉達•赫拉科娃已在魯濟涅監獄關了6個多月，其間受到審訊和拷打。她的審判將在一個月內舉行；她與其他幾名被告將在三個月內被處決。前一天傍晚，警方以「公開煽動反對共和國」的罪名逮捕了10名世界冰球冠軍。目前，布拉格各大警局正對其進行第一輪審訊。這10人將以叛國罪被判處長期監禁，且在此期間要在亞西莫夫附近的鈾礦服刑。那裡的勞改營已經關押了一萬多人。
1950年3月14日，正是這一天，兩個年輕人——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和米蘭•昆德拉的命運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產生了交集。前者雖然僅用一撮假鬍鬚就逃過了死刑，卻在監獄和勞改營服刑多年；後者則很快成為「建設性」（即支持共產主義的）文學的後起之秀，並逐漸成為20世紀60年代捷克最主要的知識分子之一和世界著名作家。
過去58年裡，米蘭•昆德拉或許是當年那起事件唯一的主角——只有他知道布拉格萊特納區的「科隆卡」學生宿舍究竟發生了什麼。直到今年春天，一份官方文件的列印稿意外地從共產黨安全局檔案中流出，這件塵封已久的往事才得以重見天日。不過，我們還是先把事件的來龍去脈理一理吧。
美夢告終
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1928年出生於東波西米亞小鎮奧爾利採河畔科斯泰萊茨的一個公務員家庭。上中學時，他在學校體育館與同齡男孩米羅斯拉夫•朱帕成為朋友，後者是在佔領當局關閉了裡赫諾夫附近的體育館時轉到科斯泰萊茨的學校的。兩個年輕人都夢想著將來成為飛行員。捷克在戰時所受的屈辱加上捷克飛行員與英國皇家空軍並肩作戰的英雄事跡使他們兒時的夢想變成了堅定的決心。1947年，兩人畢業，並同時被赫拉德茨-克拉洛韋的空軍學院錄取。朱帕和德沃拉切克的朋友，在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愛娃•米利特卡回憶道：「我還記得他倆被錄取時有多開心。他們一門心思要去那兒。」她和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從小就認識，和朱帕在學校時就成了出雙入對的戀人。「他（朱帕）有時會駕著飛機從我們的房子上空飛過，操縱著機翼向我招手。」這位現年79歲的老婦人回憶說。
然而，兩個年輕人的幸福時光是短暫的。1948年2月，捷克發生了一場共產主義政變，此後軍隊被肅清，其中，空軍受到的影響最大。40%的空軍軍官是前英國皇家空軍成員，痛恨新政體。這些飛行員被視為不可靠的、社會主義的敵人而被降級、開除或送往勞改營。就連學員也慘遭殃及。「朱帕和德沃拉切克所在的班級被解散。他們被剝奪了軍銜、武器和飛行資格。」愛娃•米利特卡回憶道，而檔案文件中乾巴巴的官樣文章也證實了她的說法。1949年1月20日一份關於肅清行動（發生在兩人入學的第三年）的總部備忘錄這樣寫道：「鑑於空軍學院部分學員對民主制度的消極態度及對國家和黨的公然反對，學校必須立即開除這批學員。」2月，兩人接到命令，調往比爾森步兵團，之後擅離職守，不告而別。
意識到自己無路可退，前途渺茫，兩人決定逃往西方，加入那裡的空軍。他們中途回家取了些衣物，然後前往布拉格，在愛娃•米利特卡的幾個親戚家藏了幾天。愛娃•米利特卡回憶道：「我去看過他們幾次，給他們送了點兒吃的。他們告訴我過幾天他們會偷偷越過邊境。我們匆匆道了別。那時，我還打算跟他們一起逃往國外。」兩人隨後在布拉格買了張地圖和指南針，悄悄越過邊境，穿過茂密的波西米亞森林進入德國西佔區。
不參加遊行的共產黨員
同一時間，同一個國家，米蘭•昆德拉的命運與二人截然不同。他出生在摩拉維亞首府布爾諾市，在書卷氛圍濃厚的環境中長大，他的父親路德維克•昆德拉是著名音樂理論家、音樂家和學者。上中學時，昆德拉的學識、教養和眼界就超越了同齡人。當時，人們普遍熱衷於社會主義思想，對史達林的蘇聯讚賞有加，米蘭•昆德拉也是其中一員。同行作家伊萬•科利馬解釋說：「在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很難不被那種（共產主義）幻想所蠱惑。」科利馬年輕時同樣對共產主義十分狂熱，但與昆德拉不同，他已經開始反思：「我們是在信息封鎖的環境中長大的。即便在1945年到1948年，也沒有人敢寫有關史達林的真相，儘管人們已經知道了他的罪行。對年輕的左翼知識分子來說，史達林結束了戰爭，而社會主義代表著建設美好世界的希望。」
米蘭•昆德拉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KSČ），本著當時的社會主義精神創作了許多詩歌和歌曲。在其中一首歌中他寫道：「友誼如虹劃破長天，蘇聯捷克永世交好。友誼如山浪淹不倒，好戰者將頭破血流。」今天看來，這首歌氣勢洶洶，但當時，昆德拉的朋友們一致認為，在四五十年代的左翼文化圈中，這位才華出眾的布爾諾知識分子對史達林主義的信仰更具批判性。這個學識淵博的唯美主義者對欺騙大眾的行為極為反感，甚至連五一勞動節遊行都沒參加過。他力圖理性地解釋自己對共產主義的態度。「米蘭和我完全是兩種類型的人」，作者帕維爾•科胡特回憶說。科胡特在50年代是一位著名的史達林主義宣傳家，但他後來成為《七七憲章》的發起者和一名異見人士。「他沉默寡言，吹毛求疵，但不能否認他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忠實信徒，只不過每個人表達自己的方式不同。」
1948年，昆德拉從布爾諾遷居布拉格，並進入電影學院學習導演。「他走了進來，我立刻意識到這個人遠遠超過其他人。我這輩子參加過不少招生錄取工作，但這種情況只碰到過兩次」，導演安東尼•卡科裡克回憶道。卡科裡克後來成為一名活躍的共產黨員和學生會主席，同時也是昆德拉的密友。「（昆德拉）淵博的學識，開闊的眼界和概念性思維可謂難得一見。」卡西裡克說。米蘭•昆德拉，這位年輕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很快在電影學院和布拉格咖啡館出名了。
科隆卡的快樂時光
那時，愛娃•米利特卡也正在紅旗下享受她無憂無慮的學生時代。她當時的男友朱帕和他的朋友德沃拉切克已經逃往國外，她則進入查爾斯大學學習德語和斯堪地那維亞語。「在布拉格，一個全新的世界展現在我眼前，」她回憶道，「我被安排到科隆卡宿舍樓居住，有一個小小的單人間，窗外有棵花朵凋謝的櫻桃樹。在那裡，我度過了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米利特卡是在布爾什維克大清洗浪潮過去之後進入大學的。大清洗期間，四分之一的學生和幾千名教師被開除，留下的主要是忠誠的共產黨員。學生宿舍的生活如同一曲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題的田園牧歌。年輕的學生們也很快被這種極具感染性的意識形態所蠱惑（但米利特卡一直沒有入黨）。米利特卡努力描述當時科隆卡的氛圍：「我想，那個時候大家都是懵懵懂懂的，但有些事情我依然記得，比如，和一位同學在佩特任山散步。我們停下腳步，談天說地，他說他夢想著有一天捷克斯洛伐克會成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之一。」
不久，一個叫米羅斯拉夫•德拉斯克的人闖入了她田園牧歌般的生活。他是美學專業學生，同時也是一名年輕熱情的共產黨員。他們在俄斯特拉發的一個學生勞動夏令營結識，並很快開始約會。德拉斯克的父親是一位社會民主黨人，也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年輕的德拉斯克滿懷熱情地對新女友說唯有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聯合起來，人文主義才能取得勝利。德拉斯克還將米利特卡介紹給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他最親密的朋友中有一位就是電影學院的學生，魅力超凡的米蘭•昆德拉。那時，米利特卡決定放棄出國與前男友朱帕會合的計劃。
莫拉維茨將軍的任務
慕尼黑的利奧波德難民營與布拉格學生田園般的生活相距甚遠。當時，國際難民營系統用的是以前的集中營和兵營，裡面塞了15萬人，情況很糟。在1948年2月的共產主義政變後離開的捷克流亡者遭到了被驅逐的蘇臺德日耳曼人的騷擾。此外，共產主義國家和西方國家的情報機構爭相引誘難民做秘密特工。
德沃拉切克和朱帕很清楚自己要為哪方工作。他們遭到美國反情報部隊（CIC）的訊問，期間說出了赫拉德茨-克拉洛韋兵營的情況，包括飛機和人員數目以及訓練情況，並畫出了飛機場的地圖。1949年十一月中旬，他們受邀前往距離烏爾姆市難民營不遠處一幢不起眼的別墅。在那裡，他們見到了弗朗齊謝克•莫拉維茨將軍，一位戰爭英雄同時也是軍方情報機構的傳奇首領。莫拉維克將軍希望他們為「美國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情報機構」工作。他們將作為通訊員在捷克斯洛伐克執行有利於恢復民主的任務。兩位年輕的飛行員接受了任務，條件是莫拉維茨將軍日後讓他們在空軍復職。
德沃拉切克和朱帕接受了特別訓練。1949年聖誕節過後幾天，兩人帶著偽造的證件從波西米亞森林偷渡回國執行他們的首個任務。德沃拉切克的任務是與捷克斯洛伐克化學品進出口公司的一位高級僱員，化學工程師瓦茨拉維克進行接觸，並將其招入機構以提供化學工業的相關信息。到達布拉格之後，德沃拉切克確信自己被跟蹤了。他開始換乘電車以甩掉任何可能的跟蹤者。但被跟蹤的感覺太強烈了，於是，德沃拉切克決定回去。
恍如昨日
次年3月13日，德沃拉切克在一位秘密嚮導的陪同下出發去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們穿著白色偽裝服，穿越白雪覆蓋的國境線，前往波茨諾維茨村附近一個名叫「烏維特庫」的小村莊，躲在一戶叫圖斯的人家。「我記得，他自稱卡雷爾。當然，我們不知道他的真名。」至今仍在經營農場的約瑟夫•圖斯回憶說。那時他21歲，經常協助父親——一位經驗豐富的秘密嚮導。「我對他印象很深。他是個討人喜歡的小夥子，和我差不多大。我們對任務不感興趣。我們只是為他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難所，一個可以睡覺的地方，就像對其他人一樣。」共產主義政變後，捷克強制實行集體化。這段時期，村子內部出現分歧，形成不同派別，尖銳的階級鬥爭開始冒頭。在這種情況下，圖斯一家卻毫不含糊地支持自由主義。他們為許多人提供庇護。其中包括受僱於西方情報部門的通訊員、秘密嚮導以及從共產黨控制區逃往德國的難民。
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在農場過了一夜，第二天又繼續趕路。到達布拉格後，他試著執行原來的任務，與瓦茨拉維克接觸，但花了幾小時也沒找到這個人。然而，在經過曼尼斯大橋時，他透過電車車窗一眼就看到了愛娃•米利特卡——他的童年夥伴，也是他最好朋友的前女友。他迅速跳下電車，向她打招呼。
「往事歷歷在目，恍如昨日。」這位女士回憶道：「見到他時，我欣喜萬分。我不記得他是如何解釋自己為何出現在布拉格的了。我那時很幼稚，也沒多想。我問朱帕近況如何，然後他陪我走回了宿舍樓。他問我能否把他的公文包放在這裡幾小時，因為他要去布拉格處理一些事情，下午會回來取。」
然後，德沃拉切克便離開去尋找瓦茨拉維克了。他根據從德國發來的指示來到威隆拉第區。按照那個地址，那位化學家應該是住在那兒的，但他卻無功而返。鑑於要尋找的人並未出現，他便出發前往切曼頗大樓，在外面等著，細心觀察，看看能否根據所掌握的情報（從一群職工中）找出那個人。但這次他又失敗了。 所以他決定將任務推遲到第二天，然後便返回學生宿舍——他答應過愛娃要在那裡過夜。晚上八點左右，他走進了科隆卡宿舍樓，然而在門後等著他的並不是愛娃，而是兩個全副武裝的警察。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就這樣被捕了。
永生難忘的一幕
學生昆德拉，1929年4月1日生於布爾諾，現居布拉格7區喬治亞第六大街的學生宿舍。今天16點左右，昆德拉來到本部門，稱宿舍學生愛娃•米利特卡告訴同住學生宿舍的一個叫德拉斯克的學生，她今天在布拉格遇到了熟人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德沃拉切克似乎將一個公文包交給她保管，並說下午會來取。德沃拉切克似乎曾擅離職守，非法逃往國外，可能自去年春天就一直呆在德國。
通過這份編號為624/1950的警方報告，我們了解到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入獄的真正原因。那天，愛娃（在自己的宿舍）為德沃拉切克安排好住宿後，便和朋友德拉斯克去吃午餐了。她提道，去找德拉斯克也是出於偶然（德拉斯克知道朱帕和米羅斯拉夫曾移居國外），她叫德拉斯克晚上別去找她，因為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可能會在她那兒過夜。之後，德拉斯克將這件事告訴了朋友昆德拉，昆德拉則向警方報告了此事。
愛娃•米利特卡講述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我回到學生宿舍時，兩個男人向我走來，把我帶到隔壁的一間房，他們告訴我說，要來找我的那個人將被逮捕，叫我別想給他報信。早知道那樣，我就會在別處等他，並提醒他。」她從另一個房間親眼目睹了好友被捕。她從未忘記那一幕，並時常做噩夢。她的這位朋友到達科隆卡後，立刻被警察帶走了。從那以後，她再沒見過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如今談起他，我仍然覺得內疚，我當時太天真了。我到科斯泰萊茨見我父母，告訴他們，害德沃拉切克被捕的人是我。之後我父親拜訪了他的父母，把事情告訴了他們。此後，我一直背負著愧疚活著，那種感覺真是糟透了。「
動機不明
在談論昆德拉的告發所產生的後果之前，我們有必要探討一下他做這件事的真正原因。告發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他的動機是什麼？當時，共產黨黨報《布拉格日報》上充斥著關於和階級敵人清算的宣傳文章，死刑也被通過，而告發者不會不知道等待德沃拉切克的將是怎樣的命運。舉個例子：就在昆德拉告發他（德沃拉切克）的當天，捷克主流（共產黨控制的）報紙刊登了一篇文章，講的是兩個捷克青年因受僱於美國大使館分別被判處18年和15年苦役。
昆德拉為何要告發德沃拉切克？答案可能不像表面上那麼簡單。昆德拉的確是一名共產主義者，所以他可能純粹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害了一個人。但據所有願意談論他的熟人說，就當時的標準而言，他是個相當具有批判精神的共產主義者，對社會上的許多事情都心懷不滿；當然，他也不是那種倡導重罰的嚴苛之人。作家米蘭•伍德這樣評價他的朋友：「他這個人比較清高，不喜歡愚蠢的大眾集會。」「我認為他是一個有勇氣的人，敢於表達不合時宜的觀點。」當被問及昆德拉是否發表過痛恨「階級敵人」的言論時，他同時代的朋友們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昆德拉更傾向於積極建設社會主義而非搜索打擊反對分子。伊萬•科利馬解釋說：「Skála 和 Pilař那類人才熱衷於瘋狂打擊『富農』和審訊判決。」
個人動機也必須考慮。德拉斯科可能因為嫉妒女友（未來的妻子）的這位反共來客，所以請朋友昆德拉幫忙除掉這個人。但這樣一來就有一個問題：為什麼德拉斯科不親自告發德沃拉切克？實際上，米利特卡的父母臨死前都在懷疑他。米利特卡自己也無法想像未來的丈夫還會做這種事。她直截了當地詢問過德拉斯科事情的真相，但他始終拒絕回答。直到上世紀90年代，他死前唯一承認的一件事就是他曾向昆德拉提到過他們（米利特卡和德沃拉切克）之間的對話。
第三種可能的動機與科隆卡悲劇發生前的一起事件有關，這次事件也是昆德拉第一部小說《玩笑》（The Joke，1967）的靈感來源。1949年，昆德拉收到了好友傑羅斯拉夫•杜威特的來信，信中批評了一位共產黨高官。昆德拉以相似的口吻進行了回復。不料兩封信均被秘密警察截獲並拆閱。兩位年輕的黨員因此陷入困境，並受到紀律處分，同樣被處分的還有兩人的朋友，支持杜威特的簡•特雷弗爾卡。最後的判決相當不公正：杜威特和特雷弗爾卡被開除了黨籍和學籍，其中一個應徵入伍，另一個迫於生計做了拖拉機司機，而昆德拉則僅僅被開除了黨籍，繼續留在電影學院。在那裡，昆德拉的電影事業於五六十年代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昆德拉的告發是否意在為自己之前對黨的冒犯進行彌補呢？檔案中沒有提供任何答案。如今在世的當事人只有米蘭•昆德拉。過去二十五年裡，他拒絕接觸公眾和記者。我曾往他在巴黎的公寓發過一份傳真，希望他對此作出解釋，卻沒有任何回應。
深度審訊
關於昆德拉的告發所造成的後果，我們可以通過檔案和證人的陳述進行相當準確的再現，當然，這些材料並不容易解讀。對那些膽敢參加反共抵抗活動的通訊員，當局給予了最嚴酷的懲罰。1948到1956年，國家安全局逮捕了約500名通訊員——按秘密警察的說法也就是「人肉代理」。判決大都不低於12年有期徒刑，不高於終身監禁。據軍事史研究院的一名歷史學家普羅科普•託米克所說，有二十多名通訊員被判處死刑。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被捕後，為了從他口中得到更多信息，當局按照審訊程序，動用了一切手段對他進行拷問。檔案中也提到了城堡區監獄的「深度審訊」過程。軍事反情報人員延用了一種被稱作「小別墅」的蓋世太保用刑室，在那裡，他們採用與納粹相似的手段來審訊政治敵人。據目擊者回憶，城堡區監獄的深度審訊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從打耳光到動用各種精密刑具「應有盡有」。
德沃拉切克為保護幫助過他的人作出了很大努力，這在安全局檔案中的審訊記錄中有明確記載。儘管他相信是愛娃•米利特卡背叛了他，但他從未供認她和她的家人是如何幫助他逃脫的。從被捕到四月中旬，他一直對在圖斯的農莊呆過一事守口如瓶。直到4月15日，他才首次交代了他越過邊境的實際地點和烏維特庫村莊。然而，檔案並未明確說明這是審訊者逼供的結果還是他們拼湊信息（這些信息是從四天前抓獲的圖斯一家和其他邊境嚮導成員那裡得到的）得到的結果。在調查德沃拉切克案件的同時，StB還在那些勇敢的邊境秘密嚮導中成功安插了一名間諜。
1950年9月，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因擅離職守、間諜罪和叛國罪被檢察官判處死刑。最後，他被處以22年苦役，10000克朗罰金，並沒收全部財產，剝奪公民權10年。三個月後，圖斯一家，包括父子倆及其他邊境嚮導也被判刑。「那是一次持續三天的殺雞儆猴式的審判，連當地廣播局也進行了報導。」約瑟夫•圖斯回憶道，「除了幾次護送任務外，他們給我定的罪名主要是知情不報。」作為被告席上最年輕的一位，他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其他成員則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其中一名嚮導甚至被判處死刑。
糖與泥
1952年3月初，在先後被囚禁於Pankrác、Bory和其它幾個監獄之後，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被轉到了靠近普日布拉姆的Vojna監獄營，這是共產主義高壓統治下最可怕的地方之一。通過檢查後，他被編號為A0–3016，並領到一套棕色粗布囚服、一套內衣、一塊毛巾、兩個垃圾桶、一根飯勺、一張毯子、一雙工作靴、一雙雨靴和一頂軍便帽。內衣和毛巾一個月換兩次，外衣要等到徹底穿破才能換新的。在勞改營的頭幾年，新來的囚犯只能得到一套衣服。當他們從骯髒的鈾礦中結束勞作，渾身溼透髒兮兮地回到牢裡時，也沒有任何衣物可換。勞改營的生活充滿疲憊和羞辱。1955年7月，德沃拉切克參與了所謂的「麵條事件」——囚犯們常年累積的不滿引發了這場著名的絕食和罷工運動。起因是被迫從事著繁重體力勞動的囚犯們拒絕食用已經一連吃了幾天生滿蛀蟲的冷麵條，拒絕下礦做工。勞改營當局派遣一支配有機關槍的突擊隊包圍了整個監獄。囚犯們的床鋪、香菸和糖都被扔到了屋外的泥地裡。獄警花了四天時間才鎮壓了這場絕食罷工運動。
然而他個人的抗爭從未停止過。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的檔案中有一長串違反監獄規定的記錄：1956年4月16日，因在瓦納的二號礦第四層書寫「煽動性」口號，被罰5天管教和10天禁止活動的單獨監禁；1956年5月21日，因閱讀英文偵探小說《謀殺策劃》（Design for Murder），被罰3天單獨監禁；1956年6月9日，因學習英語單詞被罰5天管教。值得一提的是，管教室都是些沒有供暖的狹小水泥牢房。
在1960年的大赦中，大批政治犯被釋放，而德沃拉切克這個只執行過一次任務的通訊員卻不在赦免範圍內。由於大赦之後普通罪犯佔了大多數，囚犯們也不再像之前那樣團結，因此，勞改營的情況大不如前。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又在獄中呆了3年。到1963年底出獄為止，他已在獄中度過了近14年。當時，一部新的短篇小說集正在各家書店展售，整個捷克文化界都在熱烈討論這本書：它就是米蘭•昆德拉所著的《可笑的愛》。
懷疑之始
當編號A0–3016的囚犯身著破舊的囚服在鈾礦勞作時，告發他的人卻擁有了一份受人尊敬的職業。他從一個默默無聞、對建設美好未來滿懷熱情的學生變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社會主義詩人。他出版過兩部抒情詩集，其水準略高於那個時期的作品，他因此被年輕一代的共產黨人譽為大膽創新的改革者，並成為受歡迎的電影學院講師和作家聯盟領導者的一員。大約在1954年的某一天，昆德拉「看到了曙光」。他的朋友米蘭•伍德回憶說：「當時他從蘇聯旅行回來，我問他帶回了什麼，他回答說：『我嚴重懷疑俄國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最大的罪行。』」和大多數同時代的人一樣，昆德拉隨後脫離了布爾什維主義。20世紀60年代，他成為一名傑出的改革派知識分子。他在1967年作家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以及同瓦茨拉夫•哈維爾的辯論被命名為《捷克的命運》，成功入選歷史教科書，並成為解讀該國歷史的基本讀物。
對這段黑暗的過往，米蘭•昆德拉始終保持沉默。也許米羅斯拉夫•德拉斯克是除昆德拉之外唯一一個知道事情真相的人。愛娃•米利特卡在她生命中的艱難時期與德拉斯克結了婚，但她一直心懷愧疚，她的丈夫也從未給她一個解釋。米羅斯拉夫•德拉斯克相信害自己坐牢的人是米利特卡。1968年8月21日蘇聯入侵捷克。兩周後，米蘭•昆德拉立刻移居西方，再未回國。早期的告發或許使昆德拉幸運地逃脫了秘密警察的注意——作為改革派的重要一員，在「正常化」時期伊始，他曾被秘密警察監視。StB用盡一切手段想將他擊垮，但從未試圖以20年前的事敲詐他。
祖國親友的否認
對過去的了解能給作家帶來新的創作靈感。儘管昆德拉一直極力避免讀者將他的寫作與生活聯繫起來，但其中的某些巧合也太過明顯。以昆德拉1962年出版的以二戰為背景的劇作《鑰匙的主人》為例。主人公基裡與妻子住在嶽父母家。有一天，他的前女友維拉因被蓋世太保通緝而向他尋求庇護。這使基裡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他不得不做出選擇——是否不顧家人安危幫助前女友。最後，他毅然選擇幫助她，但被看門人發現了，看門人打算告發他們，於是基裡殺死了這個潛在的告密者。我們只能猜測這部作品的靈感來源，但故事中的一些元素與1950年的事件驚人地相似。從捷克斯洛伐克移民法國後，昆德拉一直努力過著隱居生活，這種對隱私的保護欲幾乎成為一種執念。在一次與記者的糟糕會面後，昆德拉不再接受採訪，並拒絕以任何方式對他的過去進行評論。他寫道：唯一重要的是他的小說；而小說是獨立存在的，絕不能與作者本人聯繫在一起。
自「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結束後，他只秘密回過幾次捷克，並用假名入住酒店。他要求少數幾個老朋友對媒體保持沉默。昆德拉的老友，布爾諾演員莫約米爾•黑格說：「我很樂意跟你談談米蘭，但我們有個約定：他活著的時候什麼也不說。」「米蘭有點古怪，但我尊重他的意願。」其他人的反應也都類似，比如：作家簡•特雷弗爾卡、昆德拉的堂兄路德維克都不太願意談論昆德拉的過去。
這究竟是出於一個孤僻內向而又享譽世界的作家隱藏行蹤的需要，還是為了隱瞞一段不堪的過往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能猜測。唯一知道真相的只有昆德拉本人。
後記
最近，揭露前政權告密者和通敵者行為管受媒體關注。然而，這個故事的開端有所不同。幾年來，我收集了重要目擊證人關於捷克現代史的回憶錄。最初，我記錄了他們關於戰後公民協會的敘述。今年年初，我收到一項提議，為新成立的集權主義研究院收錄這些敘述。我愉快地接受了這項提議，但一想到要再次聽聞悲慘的命運我就有點害怕。當地檔案局為尋找目擊證人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材料，並派出了相關專家，他們擁有一流的記憶喚醒技巧。5月底，我從表姐Matěj那裡得到了些零碎的消息，是關於一個（女性）親戚的。這個故事跨越50多年，涉及愛情、背叛、間諜、叛逃、自責情結和許多不知名的人。愛娃•米利特卡一直為50年前的事所困擾，那件事從根本上影響了她的生活。我委託別人找了些演員的材料，一有空就研究。一個50年前的尋常故事，由於家庭關係增加了些許情趣，卻在我偶然發現這份關於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被捕的報告時突然發生了的轉變。就是在這份報告中一個出現了三次的人名將整件事推向了完全不同的角度。沒有一個倖存的演員會懷疑米蘭•昆德拉會以如此原始的方式與自己的命運產生交集。
猶豫了很久，愛娃•米利特卡最終同意講講自己的故事。我決定找出其他人，根據不同演員和他們的動機拼出一張命運之圖。我鎖定了告發事件的主要受害者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這對調查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一直生活在瑞典。可惜，找到他容易，勸他談論這件事卻難得多。起初，他還願意合作，但後來他突然改變了主意。他從未向任何人談起那件事（無論是逃跑、為莫拉維茨將軍效力還是監禁），哪怕是最親近的人。「我總是想知道父親逃跑和坐牢的事情，但他從來不願談論。我尊重他的意願。」德沃拉切克的兒子，現居加拿大的派屈克說。我們首次會面兩個月後，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中風了，目前尚在恢復。他仍然認為是愛娃•米利特卡背叛了他。
米羅斯拉夫•德拉斯科是事件的另一個直接參與者，但已於上世紀90年代去世了。最後一個參與者是米蘭•昆德拉，但他並未對我的採訪請求做出回應。因此，那天具體發生了什麼以及他為什麼決定去警察局告發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仍然是個謎。這個包袱已經隱藏了58年，至今也沒有一個清楚的說法。德沃拉切克差點被當局檢察官判處死刑。
從道義上講，我是否有權公開此事？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很久。最後我決定公開，因為這樣或許可以為一些未知的問題提供線索，使米羅斯拉夫•德沃拉切克這樣勇敢的人得到更多認可，並促進捷克斯洛伐克戰後發展問題的討論。
（作者：Adam Hradilek，供職於極權主義政體研究院；由Petr Třešňák協助發表。翻譯：Andes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