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崢華
景凱旋老師的《在經驗與超驗之間》是一本我比較喜歡的書，儘管書名傳遞的信息，沒有明晰的指向。
景凱旋老師說，它不是一部捷克的文學史，是一部當代東歐作家的觀念研究。
我們知道，當代捷克文學有兩次繁榮時期，一次是20世紀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後，捷克出現了許多文學大家。
比如人們熟知的哈謝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捷克詩人塞弗爾特。第二次繁榮則源於20世紀60年代，那時有瓦茨拉夫·哈維爾（1936-2011）、米蘭·昆德拉（1929-）、伊凡·克裡瑪（1931-）這三位並稱為「捷克文壇三駕馬車」。
三十多年來，景凱旋老師一直在譯介東歐文學，思考「另一個歐洲」對我們的意義。
他說，東歐當代文學常使他有息息相通之感，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東歐作家大多是知識型、思想型的作家，他們在作品中探討自由的真諦。
在書中他之所以把東歐觀念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是因為東歐國家既有著制度上的共性，同時又有著地理上的獨特性。
歷史上，這些國家一直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混合，近代曾分別被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和沙皇俄國徵服或控制，20世紀更是經歷了不同政治制度的統治。
這使得東歐知識分子既繼承了傳統歐洲的普遍主義精神，又能對現代歐洲的多元主義有深切的理解。
在這本書中景凱旋老師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昆德拉、哈維爾和克裡瑪所關心的問題和他們的觀念上。
他認為這三位作家代表了東歐知識分子的獨特觀念，同時他們對於理性、情感和欲望的態度又有著明顯的差異，分別代表了在世界觀上強調經驗與超驗，在創作觀上偏重反諷與激情的兩類東歐作家，通過對他們思想的比較來闡明東歐觀念的統一性和多樣性。
這裡，我們著重於我們最熟悉的米蘭·昆德拉，因為他曾經掀起了中國的昆德拉熱，甚至很多讀者為他一直以來沒有獲諾貝爾文學獎而感到深深遺憾。
景凱旋老師第一次讀米蘭·昆德拉的小說《告別圓舞曲》是在1985年，當時他被深深吸引，之後將它翻譯成中文，於1986年出版，書名是《為了告別的聚會》。
後來，他又和妹妹合作，翻譯了昆德拉的作品《玩笑》《生活在別處》，等等。
在景凱旋老師看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捷克文學史上，米蘭·昆德拉無疑是成就最高名氣最大的作家，但是，他在國際上獲得的盛譽與他在捷克受到的批評卻成強烈的反差。
這種反差不是緣於文學本身，而在於觀念上的分歧。昆德拉後離開捷克移居法國，這又讓他在捷克受到非議。
昆德拉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以詩歌進入文壇，同時音樂繪畫的造詣都很突出。
但昆德拉的觀念轉變在他的作品《被背叛的遺囑》中寫得很清楚，他說，他好像種了疫苗，永生永世警惕地抵禦著一切抒情的誘惑。
所以，小說最終成了他可以表達的方式。於他，小說是反抒情的。小說的道德在於認識、探索存在的各種維度。還有，小說更是一種遊戲精神，不受任何歷史目標限制。
昆德拉是一個徹底的懷疑主義者，他在觀念和寫作上更接近西方後現代主義，對現實採取的是解構意義的方式，當反諷的對象指向捷克社會現實時，他對人類激情的批判入木三分，因為一切歷史運動的非人化傾向都是他所憎惡的。
在國內所出版的昆德拉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基本都用反諷的筆調描寫人的存在境況，深刻揭示現代浪漫主義思維造成的危機。
正是他的懷疑主義使他意識到，他是一位作家，不應該介入歷史。
在他眼裡，極權的興起與知識分子的反極權，其思維模式是一樣的，都是出於人類的抒情態度，是將生活政治化。可能也正是這個思想認知和做法，讓捷克人認為，米蘭·昆德拉是個懦弱的膽小鬼。
1975年昆德拉與家人離開捷克，定居巴黎。在之後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他為抒情態度找到了一個詞，叫刻奇。
而作為一個懷疑主義者，反諷是他的利器，是一切刻奇的解毒劑。基於此，他喜歡哈謝克和卡夫卡的作品，幽默、反諷、自嘲，在他的作品《不朽》《慶祝無意義》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在此後的小說中，昆德拉始終堅持，在人類生活與文學中，基於理性的知識才是最重要的，絕對的情感和倫理價值只會產生負面的作用。
1995年鑑於昆德拉傑出的文學成就，捷克政府頒給他功勳獎，1999年昆德拉悄悄回到捷克，抵達和離開都沒有驚動媒體。
他以懷疑的態度始終理性地生活著，與政治剖離。從這個層面上看，諾貝爾文學獎，在別人是桂冠，於他，可能啥也不是。
在景凱旋老師看來，由於昆德拉將自我保全的欲望視作人類一切活動的基礎，這使他的觀念與自由主義的多元思想高度一致。
而他對所有一致性的主張保持懷疑態度，也啟發我們每個人去發現自我，這是他作品最有價值的地方。
從昆德拉到其他東歐作家，景凱旋老師「在經驗與超驗之間」，重尋精神獨立的支點，試圖給讀者一些啟迪和借鑑。
而這些啟迪，是值得我們花時間去慢慢咀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