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二本畢業生，我覺得自己在走鋼絲

學校旁邊的山（背影不是我）

來源：我要WhatYouNeed

最近在看一本新書，書名叫《我的二本學生》。

作者黃燈在書裡說：

「二本院校的學生是最能傾聽到祖國大地呼吸的年輕群體。

社會給他們提供的機遇和條件，即他們實現人生願望的可能性，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也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

同為二本學生，我常常感覺自己是不好意思說話的。

這個社會上的話語權和聚光燈都會集中在更為少數來自頂尖學府的精英們身上。

如果真如黃燈老師所言，二本學生這個基數龐大的群體，會成為中國最基本的底色。

那我認為，二本學生的樣子、成長的環境和經歷，至少要被更多非二本院校出身的人們看見。

所以今晚，我想以一個二本學生的身份，來分享我在二本院校四年裡看見的事情。

「讀書改變命運，但在 HU 學院讀書，只改變了百分之五十的命運。」

我第一時間想起來的話，來自大三時考研認識的一位師兄。

當時我們正在一起排隊，準備進入圖書館，開始新一天的備考。

考研、考公和考編，被許多人認為是二本生涯裡，最好的結局。我也不例外。

師兄指著圖書館外這條長長的隊伍，對我說：

「我們這群人，就是來改變剩下百分之五十的命運的。」

師兄目光如炬。

一開始，

我滿懷期待 。

我所就讀的 HU 學院，位於深圳旁邊的一個二線城市，是這座城市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相比起黃燈老師筆下的廣東 F 學院，HU 學院的錄取分數線要更低一些。

和我身邊許多因為考砸了才來到這裡的同學不一樣，學渣如我，在高考時拿出了高中以來最好一次發揮，才堪堪到達了 HU 學院的錄取分數線。

因此，拿到學校錄取通知書那刻，我的內心其實滿是期待。

滿足感從到校的第一天就開始了。

校內各色組織在迎新生的廣場上搭起了五花八門的帳篷，猛烈的陽光下人們穿著不同的組織服裝來來往往，一位高高瘦瘦的師兄來到我跟前，帶我完成所有入學程序，一路上開朗地和我攀談。

目之所及，朝氣蓬勃。

確實是與以前的生活全然不同的樣子：所有人都在談論組織、談論社團、談論活動。

被這樣的氣氛包裹，我在加入社團後的第一次聚餐，拍下了餐桌上數不清的啤酒瓶，發了條朋友圈，深情告白：

「和你們在一起太開心了，喝多少都願意！」

和大學部門的同學在一起

他說這個社會最好的樣子，

就是「全他媽裝上我的電梯廣告」。

想起來，這樣的快樂應該是動搖在某天刷微博的時候。

那天我刷到了一條來自中山大學的同學的微博。他是理科生，他在那條微博裡轉發了他大學同學的一條關於某個知識點的討論，然後他自己再在同學的基礎上，補充了自己的思考。

具體內容我實在不記得了。但至今依然能想起看到這條微博的感受 —— 原來，別人的大學是這樣子的。

在只當了大學生不到三個月的我看來，「大學」的樣貌依然像是被一塊布蓋著，我每看得多一些，這塊布就掀開一些。

但這一次掀開看見的「大學」模樣，卻似乎很難在 HU 學院裡找到比對。

在 HU 學院裡，人們討論組織、討論社團、討論活動，也討論哪個老師脾氣好，哪個事情學分高。

但似乎很少很少，會聽到有人在討論知識本身。

我再次環顧四周。

我看見選課系統上，一門叫做「性社會學」的選修課，每年都是大熱門。當選課通知發下來以後，師兄師姐們就極力推薦這門課，聲稱「搶到就是賺到」。

這讓我對它充滿了好奇，早早蹲守在搶課頁面上，但搶課開啟不到十秒，這堂課的名額就已經滿了。

後來才知道，人們搶它的原因，大多數都不是因為對它有多麼感興趣，而更多是因為任課老師基本上不上課，搶到的同學相當於不上課就拿到了學分。

和黃燈老師總結廣東 F 學院一樣，「功利」二字從這時候開始，成為了我對這所二本院校的最大印象。

我隔壁宿舍的室友，通讀《利維坦》、《社會契約論》、《人類簡史》等多本艱澀著作，時常頭頭是道地在私下談論他設想裡的完美社會。

他只差 4 分就能考上目標大學。我問他未來想做什麼，他說：「混囉。」

這個與更好的教育環境只差 4 分的男孩，接受了另一種人生。

後來他成為了一名電梯廣告的招商代表。前陣子和他恢復聯繫，他說這個社會最好的樣子，就是「全他媽裝上我的電梯廣告」。

第一次去學校時在路上拍的

不僅在學生身上能感受到功利，

在老師身上也同樣感受到 。

不僅在學生身上能感受到功利，在老師身上也同樣可以。兩者之間，像是相互塑造。

記得是在一堂哲學課上，老師正講到某個哲學家的觀點，正當聽得津津有味時，她卻突然說了句：

「這個知識點就講到這裡，再講深了你們也聽不懂，也不會考。不過剛才講的要記牢哈，會考的。」

難得的哲學思考，就這樣戛然而止。

這樣的事情也常常在我另一名同讀二本院校的朋友的課堂上發生。這位朋友在高考時因為不夠時間寫作文，導致高考分數遠低於自己的正常水準。討論起來，她不免感嘆：

「是不是就因為我寫字慢了點，就沒有深入學習叔本華的權利呢？」

回想起來，我記得我那位拿到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學位的老師，在自行終結了講解以後，臉上也閃過了一瞬的落寞，稍稍地搖了搖頭。不知道她當時的內心想法會是什麼。

其實，依然有學術追求的學生和老師，在二本院校裡也不在少數。

但當學問與人之間橫亙著「二本院校」所代表的某種固有印象後，我接觸到的多數人，都傾向於接受，不想再與其抗爭。

正如黃燈老師所言，許多人進入二本院校，就「無師自通地找準了自己的定位」。

「不敢去想自己職業的天花板在哪裡，

畢竟揣著這個學歷，

覺得每往上一步都可能就是天花板了。」

開頭提及的師兄來自粵西地區的小鎮，是家中長子。

高中時讀了一篇關於山西煤礦的文章，立志要做一名調查記者。可惜和許許多多的人一樣，高考發揮失常，來到了這裡。

幾個月後，他通過考研，考回了自己高中時的目標院校，現在，他如願進入了一家知名媒體，成為了一線記者。

幾年以後，再次想起師兄的話，當時的場景還是這樣清晰。這是他對於 HU 學院，或者說是整個「二本院校」的理解：

「讀書改變命運，但在 HU 學院讀書，只改變了百分之五十的命運。」

這麼過了幾年，我似乎也應該給出我自己的理解了。

我沒有繼續考研，擁有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也過上了一部分自己想要的生活。饒是如此，「何時考公或考研」的討論，依然是在家裡的幾乎每一頓飯桌上，需要拿出來的話題。

媽媽總說：「不要被現在的生活蒙蔽了，你的學歷在未來會沒有任何競爭力。」

黃燈老師在書中形容二本學歷是「不牢靠的」，這份不牢靠落實到每一個二本畢業生的人生裡就變得特別可感。

另一位二本畢業的朋友，如今已經在湖南電視臺站穩了腳跟，成為了一位節目編導，按著自己讀書時的願望，每天見不同的明星。

這個常常讓同學們羨慕的女生，卻跟我說：「不敢去想自己職業的天花板在哪裡，畢竟揣著這個學歷，覺得每往上一步，都可能就是天花板了。」

你可以理解為，這種走鋼絲的心情是許許多多二本畢業生正在面臨的困境；但從另一面來看，師兄、我和我的朋友，如今都各自擁有著能讓自己滿意的日子。

在目前的社會環境裡，二本學生要走到更大的舞臺，固然還無法邁出非常穩固而有底氣的步伐。

但至少，朋友們的例子，會讓我看見，屬於二本學生的世界，其實也沒有那麼狹窄。

最後 。

後來，那位做招商代表的同學告訴我，其實他有一個高中同學，考到了德國的波恩大學。

波恩大學，就是馬克思和尼採念的那所大學。

招商代表偶爾會和他的這個高中同學通電話，向他請教一些在書裡面自己不理解的問題。

我問他，那為什麼在學校時你不會和老師和同學請教呢？

他說：「感覺在學校裡就是做不出來這事兒。」

這件事讓我仿佛看見了他的兩張面孔，一張是給波恩大學的朋友準備的，一張是給二本院校準備的。

當他進入 HU 學院，就好像把自己置入了某種已經事先預備好的程式裡。這條程式上寫著「混」、「平凡」、「得過且過」。

不知道這樣的同學，在二本院校裡會有多少。

而我必須承認，在二本的四年間走過來以後，我似乎也長出來兩張面孔。

一個我常常潛意識地缺乏自信，特別是身處一眾名校出身的同事之中，在很多事情上，會很自然地懷疑自己的見解；

另一個我，則在用力地對抗這種低自信時刻，拒絕承認、更拒絕讓人看見，自己也是一個會因為一紙文憑而自我否定的人。

如何好好地面對這兩張面孔，我想這是 HU 學院留給我的最後一門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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