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網訊 2020年10月16—18日，由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山東師範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和東北師範大學日本研究所共同主辦的第十二屆「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主題是「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建設：歷程、成就與經驗」。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山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武漢大學、首都師範大學、江蘇師範大學、長春師範大學、哈爾濱師範大學、蘇州科技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天津社會科學院、遼寧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青海師範大學學報》雜誌社、《世界知識》雜誌社等國內30餘所高校、科研機構和多家媒體的50餘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圍繞著「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建設：歷程、成就與經驗」展開研討與交流。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黨委書記郭家宏教授、歷史學院副院長劉林海教授參加了會議。陳奉林教授主持了開幕式。會議收到論文40餘篇，研討主要涉及以下三個大的方面內容。
全體會議代表合影
一、理論與史料：東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的構建
1.關於東方外交史學科的理論與體系構建問題
多年前，美國著名學者約翰·奈斯比特曾在《亞洲大趨勢》中指出，「有一點越來越清楚，亞洲的現代化將成為本世紀90年代到下世紀初最重要的世界發展動向」。他的話正在變成現實。參加本次研討會的學者們普遍認為，東方國家的崛起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也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抗拒的磅礴力量。在此背景下，「東方外交史」研究將史學實證研究與現實結合起來，關注現實的需要，不斷拓展研究的新理論、新方法和視野，建構完整的學科、學術話語體系。本次研討會所論及的許多理論都為東方外交史研究的學科體系構建提供了極好的借鑑，表現了中國學者自覺地參與到當前中國社會空前變革的宏偉實踐當中與學術擔當。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劉林海教授在開幕式致辭中指出，外交活動在人類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是一個國家地區綜合實力的體現，也是最能展示文化特色和智慧的方面。近代以來作為世界重要組成部分的東方，是國際政治和外交活動的重要參與者，留下的成功經驗至今仍有積極意義與不朽價值。當今世界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面臨許多困境和不穩定因素，必須通過有智慧的外交解決這些問題，推動人類文明往更好的方向發展，而歷史研究則是獲得智慧的最佳途徑之一。在這種情況下開展東方外交史研究、舉辦學術會議就更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東方外交史會議自2006年10月以來已舉辦多屆，出版了大量學術著作，在國內外產生巨大的學術和社會反響，我相信東方外交史會議越辦越好。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劉林海教授致辭
華東師範大學周邊國家研究院沈志華教授在《加強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歷史研究——我們已經做了什麼和將要做什麼》的主題報告中，集中展現了當前國內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研究、材料整理、輯遺與人才隊伍建設上的卓犖成就，構成相對完整的東方外交史研究的知識體系。他強調，中國學者必須要重視和加強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歷史研究，因為它們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所以，中國學界要資源共享，促進我國的檔案文獻建設；中國學者要加強學術交流，特別是要打破學科界限，多召開綜合性、學科交叉性和專題性學術會議；全國各高校和研究機構要合力推進中國的周邊學和邊疆學研究。但就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一些關於蒙古、韓國、朝鮮和印度等國的研究現狀令人堪憂。對於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他認為是相應史料的缺乏和因各種情況而造成的某些研究領域的缺失。在會上，沈志華教授特別向與會者介紹了華東師範大學周邊國家研究院近五年的工作成果，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計劃和發展方向，其中很多都涉及原始檔案資料的整理與挖掘，而這些對於中國學者深入研究和探討中國周邊國家與地區各類問題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信息，無疑會進一步推動國內東方外交史和周邊國家關係史研究發展。
華東師範大學沈志華教授發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鄧超的《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時代」思想的理論邏輯與現實意義》一文，通過論述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時代」思想的四個層面、「太平洋時代」思想與馬克思歷史理論的關係和「太平洋時代」思想的歷史唯物主義邏輯三方面內容，認為產生於19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太平洋時代」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熟期的成果，貫徹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而對於今日中國來說，這一思想仍然具有巨大的科學價值和戰略意義。
作為新黑格爾主義的主要代表之一，義大利歷史學家、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的許多思想都對當今史學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他的那句「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更是廣為人知。哈爾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作成副教授在論述了克羅齊和義大利史學學術體系後，提出的關於克羅齊研究能否「中國化」問題，對於構建中國的史學理論體系很具有啟發性。不僅如此，他還提出了歷史與現實關係、現實與未來關係問題。
在中國的東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論構建過程中，「東方學」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示和借鑑作用。上海外國語大學絲路戰略研究所馬麗蓉教授就「東方學對絲路學闡釋體系的影響與中國學界之應對」問題進行了探討。她認為，東方學與絲路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尤其是東方學的西方霸權主義話語闡釋對美歐主導的全球絲路學的形成與發展影響深遠，值得關注。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急需中國學界提供紮實的學理支撐，從而應對越來越嚴峻的來自西方大國的話語挑戰。
上海外國語大學絲路戰略研究所馬麗蓉教授發言
2.關於史料問題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胡煒權副教授以《宏觀思維與史料運用的思考：推動古代-中古中日朝三國關係史研究與教學的建議》為題，為我國古代-中古中日朝三國關係史研究與教學提出了兩點建議，即史學思維要從「單邊雙向」改為「三邊多向」，文獻史料要與考古、文學相結合的問題，認為對外文原典史料的把握和解讀能力提高，以及自主意識加強與考古、文學、語言等領域的成果互聯互通，是十分重要的。對於史學研究者來說，實際上是強調了讀原著、啃原文和悟原理。
作為中國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構建者和倡導者，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陳奉林教授一直致力於東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論構建和學科設計。在本次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上，他提交的《<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所見中外交流與東方外交》一文，關注的是戰前日本京都學派東洋史家桑原騭藏及其著作《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他通過考察《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中描寫的在華外國商人的居住、生活與管理等情況，給讀者提供了一幅中國古代社會的全息圖景，認為《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一書頗為典型地映現出了唐宋元時期中國社會對外交流與東方外交的包容性和時代性特徵。直到今天，該書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是我們研究東方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和反觀自身研究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參考書目。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陳奉林教授發言
武漢大學文學院張思齊教授以解讀史料的方法研究他國歷史。從對揚雄《蜀王本紀》解讀中，張思齊教授考察了古籍中記載的古越南國和越南民族，認為柔韌堅強是越南民族性的突出特徵。這一民族特徵是由越人在生活方式的轉變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研究揚雄《蜀王本紀》有助於中越兩國人民認識自己的所在由來。他強調，21世紀的中國和越南都不可能回到蜀王時代，但在當今歷史條件下中越雙方都要向前發展，面向未來，建設未來。這篇文章可謂材料充實且有新理，觀點材料縱橫貫通。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李偉華博士在《東亞的「共同起源」與「分途發展」——論<皇家亞洲學會會刊>的日本、朝鮮研究》一文中提出，早期《皇家亞洲學會會刊》的日本、朝鮮研究使英國東方學的觀照範圍到達東方之極，推動了東方一體性，尤其是東亞一體性的研究，極具東方學價值。她追溯了東亞歷史文化的共同起源，是西方認識東方的新窗口，在展現東亞文化圈歷史的同時，也推進了日本、朝鮮與東亞文化圈的分途發展。有些研究是站在西方的價值立場上，剝離了日本、朝鮮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使日本、朝鮮從東方之極走向西方之極，解構了東亞漢語文化圈。因此，李偉華博士提出，中國的東方學者應該深刻地審視西方的東亞研究以及東方學研究，進一步建構東亞、東方整體發展的歷史，建構新的東方主體世界，文中洋溢著青年學者銳意創新的努力。
二、時間與空間：東方外交史研究視野下的東方國家
如果說，時間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尺度，那麼空間則是歷史研究的維度，因為任何歷史都是在時間序列中發生於不同空間的事件的總和，而強調史學研究的時間性與空間性正是東方外交史研究的特點之一。
日本是中國的重要鄰國，人們常用「一衣帶水」形容中日兩國間的關係，日本問題研究也因此而十分重要。作為東亞的兩個重要國家，中日關係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影響著東亞國際關係的展開。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魏志江教授在主題報告《東亞視域下的三別抄抗蒙戰爭與蒙麗日三國關係》中，從「東亞」空間的角度，考察了三別抄抗蒙戰爭與蒙古、高麗、日本三國的關係。他認為，日韓學者多偏重於以史料解讀和分析三別抄抗蒙戰爭的性質。而由於斷代史、世界史分野的局限和全球史、區域史研究的不足，我國幾乎少有學者對此事件進行深入研究。因此，魏志江教授從國際關係和區域史研究的視角，對三別抄抗蒙戰爭與蒙元、高麗、日本的關係，以及琉球王國的起源等涉及東亞國際格局變化的重大問題進行了闡述。
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魏志江教授發言
蘇州科技大學歷史系祝曙光教授在《試論日本軍部西進戰略的形成與演變》一文中，研究了日本在侵華戰爭時期的西進戰略。他認為，日本的西進戰略肇始於日俄戰爭，而明石元二郎是第一個將軍部西進戰略付諸實踐的軍人。此後，日本西進戰略以「回教工作」為核心，繼偽滿洲國、偽蒙疆政權之後軍部企圖在中國西北地區策動建立第三個傀儡國家——「回教國」，分裂中國，並越過中亞控制伊朗和土耳其，與德國、義大利在歐洲、北非等地的佔領區域接壤，從而使法西斯軸心國家的統治區域連成一片。
1924至1932年，日本實現了由政友會與憲政會、民政黨輪流執政的二大政黨制，其間，農業問題日益成為日本的政治焦點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文春美副研究員通過研究日本稅收和教育改革探討了這一問題。在《以公平為目標的稅收和教育改革為何失敗——戰前日本政黨政治的教訓》一文中，文春美副研究員認為，在課稅與教育公平性成為支撐民主主義秩序的一個重要原則下，經歷1920年代大正民主主義運動而建立起來的日本政黨內閣，正是因為在實現公平的稅制（兩稅地方委讓法案）與教育政策（義務教育費國庫負擔）方面採取了不徹底改革。在遭受1929年「昭和恐慌」的沉重打擊下，促使中小地主在內的廣大民眾對政黨政治產生「信任危機」，最終導致政黨內閣倒臺，客觀上為軍部法西斯上臺鋪平了道路。
長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曉剛教授以日本在北海道殖民過程中形成的「北海道經驗」為中心，考察了殖民與殖民學在日本的發展過程，並按時間將北海道經驗在日本殖民中國東北地區的過程劃分了不同階段。通過考察，張曉剛教授認為，日本的殖民學體系是在日本殖民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並且具有自己的獨特性。而這種獨特性也成為日本在臺灣、朝鮮以及中國東北地區推廣北海道經驗的某種優越心理的基礎。
長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曉剛教授發言
山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孫立祥教授在《戰後日本右翼勢力的譜系構成及其現實影響》一文中認為，戰後日本右翼勢力經歷了從「戰後派右翼」譜系向「新右翼」譜系的嬗變。他在分析了「戰後派右翼」和「新右翼」的成員構成、代表性團體、核心思想和主要政治活動後認為，準確界定「戰後日本右翼勢力」概念，剖析日本右翼勢力重新抬頭的社會基礎，揭示日本右翼勢力東山再起的真正原因並回應日本右翼知識精英的「分裂中國研究」行徑和「戰爭翻案」謬論，是研究日本右翼勢力問題務須重視的幾個方面。
近代以後，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實現了社會進步，成功地擺脫了民族危機，走上了西化之路。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崔金柱副教授特別關注了日本學界研究和闡釋明治維新問題。在《從去政治化到去理論化——關於日本對明治維新研究取向變遷的初步思考》一文中，作者先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1.作為政治宣傳的明治維新；2.去政治化的明治維新研究；3.爭奪還是遠離史學理論化。他最終認為，日本對明治維新研究的取向變遷表明，日本近代史學界並不缺乏利用理論範式從事研究的傳統，但近年來卻日益顯現出遠離理論範式而偏重微觀實證的傾向。
與崔金柱教授的研究角度不同，山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劉燕博士是通過考察魏源的《海國圖志》在中日兩國的不同命運入手，探討了中日兩國在近代同樣遭到帝國主義侵略的情況下，最終卻走上完全不同道路的原因。在她看來，《海國圖志》在中日兩國的不同命運是由兩國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政治制度、經濟基礎、教育制度及知識分子群體不同的稟賦所決定的。
除日本外，俄羅斯（蘇聯）也是中國的重要近鄰，本次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也有涉及俄羅斯（蘇聯）問題的論文。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劉丹忱副教授的《民國期間蘇聯對新疆地區三個時期的軍事行動》一文，從三個時期——楊增新治疆時期、盛世才治疆時期和國民政府統治新疆時期——論述了中華民國時期蘇聯紅軍大規模開進新疆作戰駐防的活動，從兩個方面——內因和外因——探討了蘇聯出兵中國新疆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後果。
隨著知識的不斷積累和視野的逐漸擴大，人類的空間感知和地域意識都發生了較以前不同的變化，「全球觀」、「全球性視角」理論日漸興起。而全球觀體現在史學研究中就是全球史的出現和興起。全球史學者認為，歷史學家有責任也有必要挖掘跨越國家邊界範圍的主題和概念。由此，「東亞」這一地理性概念具有了跨越國家界限的全球史意義。
應該說，在東亞史方面，日本學界起步較早，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史學家，研究日本東亞史學思想對我國的史學研究是有借鑑意義的。因此，福澤諭吉的「國際秩序觀」對東亞史的影響是大連大學歷史學院安善花教授考察的重點。她認為，福澤諭吉「脫亞入歐」的近代國際秩序觀既有縱向性也有橫向性，所不同的是橫向秩序只限於同當時日本還無法抗衡的中國與西方的關係，而縱向秩序則是指與朝鮮等東亞小國的關係。福澤諭吉在重構近代中日朝三國關係的問題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其國際秩序觀對中國和朝鮮的定位及評價，在東亞國際政治現實中與日本的對外侵略政策形成高度契合，促使近代東亞國際關係發生重大的轉變。
三、歷史與現實：東方外交史視野下的國家間關係
正如沈志華教授所言，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研究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應成為當代中國學者的學術責任與歷史使命。中國的東方外交史研究從一開始就將研究視角置於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關注歷史上各種時期的中國與他國間關係和各國的外交策略。
江蘇師範大學巴基斯坦研究中心那傳林副教授以《「俄館播遷」後俄羅斯對半島外交政策失敗原因初探》為題，探討了1896年2月11日「俄館播遷」事件發生後，俄羅斯在朝鮮開始的一系列的外交布局。作者認為，「俄館播遷」事件中，並不是俄國主動「誘騙」高宗到俄國公使館，而是「兩廂情願」。而「俄館播遷」後俄羅斯對半島外交政策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合力的結果。既有來自朝鮮的從「親俄」到「疑俄」的變化，朝貢體系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衝突；也有俄羅斯內部對朝鮮外交政策的互相矛盾；更有俄羅斯在東北亞與所有主要國家的利益衝突等一系列的原因。作者進而認為，正是由於「俄館播遷」的外交失敗，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不可避免。
江蘇師範大學巴基斯坦研究中心那傳林副教授發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王鍵研究員專注於日本近代外交史研究。他在《日本近代外交史一瞥——日據時代臺灣之「擴散效應」》一文中首先論述了「臺灣籍民」的產生和其在日本侵略政策中的「馬前卒」作用。其次，探討了日據時期形成的「臺拓」對中國廣東、海南等地實施的一系列經濟侵掠，以及在偽滿洲國任職的一些「臺灣籍民」的活動。最後，王鍵教授認為，臺灣在日本的侵略政策中佔據著重要地位，而在近代日本侵華的大背景下，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視「臺灣籍民」為其侵華工具，並迫使其充當日本對中國大陸擴張的馬前卒與犧牲品，對兩岸民心溝通帶來相當大的「心靈震撼與破壞」。但同時，王鍵教授也表示，不能否認以李友邦和臺灣抗日義勇隊為代表的臺灣愛國同胞為抗日所做出的卓越貢獻。
青島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石建國教授將研究視角投向了學界較少關注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上海的外交活動。石教授認為，雖然1923至1932年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沉寂期，但也不應忽視和低估其活動的價值與意義。恰恰在這個時期，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一方面不斷向外界發出外交聲音，有助於引導中外視聽和輿論導向；另一方面，藉助於「萬寶山事件」、「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等契機，積極發出聲音和開展外交活動，不斷扭轉因日本別有用心破壞的中韓人民感情，使其向互助團結反日的方向轉化。
「人」在歷史中的主體地位毋庸置疑。作為一國外交政策的執行者和許多重要事件的參與者，外交官思想研究是外交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天津師範大學高文勝教授通過論述民國外交部長王正廷在解決「濟南慘案」交涉案中所表現的外交思想——「不讓主義」與「相互主義」，認為對中國來說，濟南慘案解決的結果是屈辱的，但如從當時中國的國家實力和國內政治狀況來說，這也是與中國實力及國內政治狀況相適應的結果。
遼寧省歷史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雷廣臻教授和吉林省蛟河市委黨校何冰合作的《晚清外交使節及其外交主張和外交實務》一文，闡述了晚清外交使節出使的背景、概況、主要外交使節的個人事跡及其外交主張和外交實務。作者認為，晚清時期，中國與西方列強間互派使節從一開始就帶有畸形狀態。從1875至1912年，清政府共向17個國家先後派出駐外使節，正使58人、副使14人，而這些人在出使期間留下的各種文字是研究晚清外交的重要資料。此外，作者還簡要述及了郭嵩燾、曾紀澤等人的個人事跡和外交思想，認為總體上說，晚清外交充滿了屈辱，晚清外交使節在外交事務中進行的不同程度的鬥爭，是近代中國人民反抗侵略鬥爭的一個部分。
史學工作者永遠不會缺乏對現實問題的關懷。東北師範大學日本研究所陳秀武教授的《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在東亞歷史海域的展開》一文特別關注了2013年日本政府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陳秀武教授指出，2013年12月17日由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和內閣會議制定並通過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指針」。儘管安倍政府沒有明確將「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定位為全面安全政策，但從其兜售的層層遞進的理念來看，最終目標直指安全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成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的細化和延伸，並且已經囊括了整個東亞歷史海域。針對不斷變化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陳秀武教授提出了中國四點應對策略。
東北師範大學日本研究所陳秀武教授發言
2020年是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5周年，關於「九一八事變」和事變前後日本外交政策的問題自然成為本次研討會關注的焦點。遼寧社會科學院東北亞所孟月明研究員的《「九一八」事變後中日兩國的國聯外交鬥爭》一文認為，「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在弱國外交的背景下與日本在國聯外交中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最終通過了《國聯報告書決議案》，迫使日本退出國聯，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在「九一八」事變中的外交勝利。但作者也認為，外交鬥爭無法替代不抵抗的責任，對今日中國來說，國強更須以史為鑑，堅持正確歷史觀，時刻牢記歷史教訓。
與上文關注「九一八」事變研究的傳統領域不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彭鵬的《九一八事變後的赤道以北太平洋島嶼「委任統治」權之爭》一文，從反法西斯主義的視角出發，利用日本外交文書、報刊及相關人士的回憶錄等資料，研究了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前後所做的戰略準備，以及「九一八」事變對日本在亞太地區擴張進程中產生的影響等問題。作者認為，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退出國聯，但並沒有放棄原德屬太平洋島嶼的「委任統治」權，反而加快了對這些島嶼的軍事布局。「九一八」事變改變了日本的對外政策，加快了日本在遠東及太平洋區域的軍事戰略部署。
自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後，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已經走過了7年。在本次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上，論述「一帶一路」相關問題的論文佔比頗高。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所王志民教授在《「一帶一路」：「中國之治」與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動》一文中提出，「中國之治」是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型國家治理道路，而對外開放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是「中國之治」的重要推動力，也是支撐「中國之治」的經濟基石。在這樣的良性互動下，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一定會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平臺。
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陳少豐副研究館員通過研究和分析旅行者們的偶遇——元代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到訪泉州，並偶遇兩位在印度認識的舊友——這一隨機事件，認為正是元代發達的海外交通網絡在其中發揮作用，即旅行者隨季風沿著主要港口航行，並通過宗教、商業等各種關係結成人際網，為偶遇創造了一定的契機。
《世界知識》雜誌社的徐波編審在《關於古代東北亞陸海絲綢之路的若干問題》一文中，專門探討了古代東亞絲綢之路的產生時間和陸海雙重屬性。他認為，東亞絲綢之路是東北亞人民共同開發的結果，與其他一些按習慣稱之的絲綢之路不同，東北亞絲路則自始至終都是真正具有絲綢往來的通道。到了15、16世紀，東北亞絲綢之路更是與西方航路相結合，共同組成了聯通世界的新的海上運輸網絡。在對東北亞絲綢之路的綜合考證後，徐波編審提出，古代東北亞絲綢之路一直保持了暢通與繁榮，並且一直持續到自然融入近代國際交流體系，這種完整性和持續性是其他所有絲路都沒有達到的。
《世界知識》雜誌社徐波編審發言
同樣關注太平洋貿易網絡問題的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王華教授的《海洋貿易與近代太平洋商業網絡的形成》。該文首先總結了目前涉及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貿易問題研究中的四種研究視角（範式），以及各種視角存在的研究局限性，進而提出海洋史研究模式在去陸地中心的基礎上，為海洋貿易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它與全球史研究模式一起，為太平洋貿易研究帶來新的研究議題和路徑。隨後，王華教授結合海洋貿易的特點，運用海洋史模式研究了16世紀以來歐洲（資本）力量主導下的太平洋海洋貿易的發展階段、類型及概況，並且認為，近代海洋貿易直接推動了對太平洋的初步開發和太平洋地區經濟的整體化進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王華教授發言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天津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葛建華研究員和馬蘭研究員合作的《中日韓合作抗疫：構建衛生健康共同體》一文認為，儘管中日韓三國之間依然存在著許多短時間難以化解的矛盾，但中日韓三國在經濟產業鏈上的相互依存，在面對重大公共安全危機時展現出的良好的衛生健康方面的互動以及文化的共融，已形成了事實上的休戚與共的命運體共生狀態。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學部任筱萌副教授的《馬國賢與那坡裡中華書院對中英跨文化雙向交流的貢獻》，《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梁霞副教授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河西僧人的南下弘法——以西平高僧釋道照為中心》，都是從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討國家間的交往與互動，也是新形勢下中國學者的大膽探索與思考。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陳康令博士就《<古代中國對外關係>教材編寫的重點、難點和特點》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主張教材的編寫還要強化問題意識，這無論在政治學研究還是歷史學研究中都是非常關鍵的著力點，要不斷發現、提出和解決問題，拓寬視野，運用好跨學科方法。
天津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葛建華研究員發言
山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孫立祥教授為大會作了總結。他說，參加本次研討會的專家學者逾50位，提交論文40餘篇。會議規模大，提交的論文或發言提綱質量高，可以說反映和代表了「東方外交史」及相關「國別史」研究的最新動向與水平。若將40餘篇參會論文或發言提綱簡單歸類的話，既有諸如「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中外交流與東方外交」一類的宏觀中外關係史研究的成果，也有關於中日、中韓等微觀中外雙邊關係史研究的論文；既有諸如「絲路學」、「殖民學」、「擴散效應」等新概念界定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就《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海國圖志》等經典著作進行文本解讀的論文；既有全面涉及中、日、韓、越、俄等國的傳統國別外交史研究的成果，也有關於日本「印太戰略」、「太平洋時代」、「一帶一路」、「合作抗疫」等觀照現實的學術論文。其中，觀照現實即緊扣時代脈搏的多篇重要研究成果的呈現，可謂本次研討會的一大亮點。這些會議論文很有代表性，令人印象深刻。
山東師範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孫立祥教授作大會總結
孫立祥教授在總結中還指出，經過今天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學界同仁們長達十幾年的辛勤耕耘和銳意開拓，時至今日「東方外交史」研究可謂取得了系列性豐碩研究成果，並正向一個極具現實意義和前景可期的「新興學科」發展。今天，我們正在做著「東方外交史」這一新興學科的奠基工作，意義重大。陳奉林、魏楚雄、張建華、魏志江、張曉剛、祝曙光、陳秀武教授及其團隊以及今天在座的各位先生可謂居功甚偉。自2006年召開第一屆「東方外交史」會議以來，我們已經集中力量在史料開掘、概念界定、學科體系建構、應用理論、編寫原則以及現實觀照等方面有突破性的探索，構建「東方外交史」新學科的主客觀條件已經成熟。
以中國人之習慣，「十二」常被賦予特殊含義，或作計時，或為計數。而肩負著學術使命和社會使命的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也已經成功召開了十二次會議。可以說，先後十二次東方外交史研討會的成功召開是中國東方外交史研究的一個縮影，也是中國東方外交史學科建立的集中展現。從這個縮影中我們欣喜地看到，在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框架下，中國的外交史已經從單純的外交層面，擴展到了歷史、經濟、文化、軍事和安全等各個重大領域，研究視角也逐漸拓寬，從簡單的學科定性、搜羅列排比材料走向了對問題的理論抽象與深層次考察，從單邊、單向和單因單果研究走向了多邊性、綜合性、整體性和連續性研究。國家崛起是歷史學家責無旁貸的時代責任，而「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召開的意義也正在於此。
遼寧社會科學院東北亞所孟月明研究員發言
哈爾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作成副教授發言
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學部任筱萌副研究員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