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行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哲學、神學和修辭學，在人類歷史上這三門人文科學一直緊密相連。
我研究的專業，英文名稱為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Rhetoric中文翻譯成修辭，中文概念裡「修辭學」主要是講語言的藝術手法和運用技巧，而在西方的人文傳統裡Rhetoric從古希臘時期起就是說辯和說服的意思。
Rhetoric簡單定義為怎樣使用語言和其他象徵符號說服和影響他人的認知、思維、態度和行為。Rhetoric也常和話語、演講、詞語交叉使用。
在中國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七國爭雄時期，存在許多士大夫遊說君王的活動。包括孔子、孟子、韓非子各自所代表的儒家、道家和法家。他們是哲學家，也都是說辯實踐家。他們的思想和實踐與古希臘主要學者有很多相似之處。
本文的主要內容是從中西文化傳統的角度，分析這次控制新冠病毒期間中美的話語和修辭的區別，然後再分析一下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文化傾向在兩國控制疫情的作用。
我用的話語例子來自中美兩國的主流媒體。
一般來說，中國主流媒體的話語偏向於頌揚和讚美。這可以追溯到《詩經》裡的修辭特點。
《詩經》產生於公元前12世紀，由三個部分組成，分別為「風」「雅」「頌」。
「風」指國風，「雅」包括大雅、小雅。「頌」主要指周頌，也有少部分是魯頌和商頌。《詩經》裡的主要內容是描寫勞動、愛情、戰爭、祭祖和禮樂。詩文裡的主要修辭特點是「美」「刺」「諫」，也就是頌揚，諷刺，勸諫。這三個修辭特點一直貫穿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
在這場疫情中，頌揚和讚美的修辭特點也比較凸顯。比如主流媒體常見的標題是：「國家有力量，戰『疫』有底氣。」「全國上下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抗『疫』。」「中國速度建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再次驚豔世界。」鍾南山被稱為「民族的脊梁」，醫護人員們被讚美為「真正的英雄」和無私奉獻的「白衣天使」。
美國的主流媒體對總統、政府機構的批評指責較多，對負面情緒的報導較多。比如電視及報紙批評總統和白宮對疫情沒有足夠的重視，沒有及早做好應對準備，從而導致測試劑準備不足，醫護人員的防護用品配備不夠。電視及報刊批評總統不兌現諾言或者講話沒有事實根據，推薦的藥物和治療方法沒有科學根據。
對福奇醫生（Dr. Fauci）即「美國的鐘南山」，雖然很尊重和信任，但也沒有什麼讚美之詞，有些要求復工的抗議者還喊出把他從白宮的新冠病毒工作組開除出去的口號。
美國媒體除了報導醫護人員的辛苦，稱讚他們是英雄以外，更多報導他們的經歷和感受。被媒體採訪的很多醫護人員表示他們很恐懼、焦慮、悲傷，也很有壓力。他們愧疚不能把所有的病人從死亡線上拉回來。他們的面部表情也顯得很勞累、憂鬱，甚至無助。有一位急診醫生還因此而自殺。
PBS（美國公共廣播電視臺）4月24日採訪了一個在紐約一所醫院ICU工作的男護士。他對記者說，「別叫我英雄。我不是英雄。我才24歲。我怕死。我還想結婚生子，活到老。我看到太多的死人。我們的防護服就是一層薄薄的塑料布。我每天都有被感染的危險。他們說我勇敢，其實我很軟弱，我無法挽回生命。我很慚愧。這是為什麼我不是英雄。我想告訴人們我們的國家讓我們經歷了挫敗感，美國的醫療體制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在4月12日的一次CBS 60分鐘節目的採訪中，一位護士對防護服的短缺表示焦慮。她帶頭組織了一次抗議活動。另一位ICU的醫生用「It’s a hell」 （人間煉獄）來描述急診室裡的場面。
當一個被採訪的護士問到人們叫你「超級英雄」時你是怎麼想的，她回答說， 「我很驕傲，但這種標籤把護士的標準抬高了，我做不到。我只是做我的本分工作而已。」
中國的話語突出政府領導有方，體制優越，傳播正能量，從而使全國上下眾志成城，團結一致。這種修辭特點鼓勵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促進民族主義情緒。但有些報導可能會讓人感到不全面，降低了可信度。
美國主流的敘事手法聚焦疫情如何發生，政府有哪些失誤，以及對醫護人員恐懼心理的描述，但太多負面報導也確實會讓人感到沮喪。這兩種話語修辭方式的截然不同，除了體制因素外，也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觀念和傳統。
中國和美國在疫情期間話語使用上和說服力方面還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區別。
比如美國的公共話語和私人話語更加接近。不管是疾控中心主任、防疫科學家、衛生局局長、 州長、市長，在公共話語中除了匯報疫情的發展和預測外，比較簡單直接，不斷重複地告訴美國人，「stay at home, wash your hands , cover your mouth when coughing or sneezing, social distancing.」（呆在家裡，勤洗手，咳嗽和打噴嚏時用手肘護住嘴鼻附近，保持社交距離。）
美國的私人話語也基本是用這些簡單、直接的語言提醒自己，囑咐家人和朋友。
中國主流媒體的話語比較正式。比如，「眾志成城，中國必勝！」「中國人民有足夠的底氣戰勝任何困難和挑戰！」「守護神聖國土，建設幸福家園」。
而民間的私人話語則直白和口語化。如「非常時期，多多保重」，「出門一定要戴口罩」。在農村有些私人話語或口頭禪還用來做街頭村頭的標語，比如「今天到處亂跑，明天墳上長草」，「帶病回村，不孝子孫」，「帶口罩還是上呼吸機，二者你選一」，「出來聚會的都是無恥之輩，出來打麻將的都是亡命之徒」，等等。
第二個區別是高語境（high-context）和低語境（low-context）的區別。高語境是指在語言使用時確認或猜測與對方有共享的認同、知識、經歷和背景。與其相反，低語境則確認或假設與對方有很少或沒有共享的背景。
因為共享相同的背景，高語境情景時話語會相對抽象和模糊。高語境話語有時會使用比較隱晦的說法，甚至使用比喻，同時期待對方能夠理解和認同。低語境情景時受眾對說話的人沒有這個期待。因為怕說得不夠全面，不夠清楚，話語使用就會更具體和直接。
中國人的溝通方式比較高語境。能猜出說話人的意圖是一種溝通能力。美國人的溝通相對是低語境。說話人承擔更多的責任把話說得清楚和具體。在疫情中，美國主流媒體中常用的低語境例子有：「flatten the curve」（壓平曲線）， 「social distancing」（保持社交距離）， 「hunker down」（宅在家，少出門）， 「stay at home, save lives.」（呆在家，拯救生命）
有一張照片中，美國醫護人員舉的標語是「We stay here for you. You stay home for us.」 （我們在這裡為你守著，你們為我們在家呆著。）
相比之下，中國醫護人員在照片上舉的標語是「眾志成城，我們必勝」，中國媒體和民眾用的最多的口號是「武漢加油」和「中國加油」。
第三個區別是兩國主流媒體的說服手段。亞裡斯多德的《修辭學》論述了使用語言說服受眾的三要素：倫理訴求、情感訴求、邏輯訴求。
倫理訴求是指演說者用道德觀念和人格魅力打動聽眾。
情感訴求是指演說者使用情感化的語言（如：憐憫，憂愁，悲傷或仇恨）來激發受眾的心理反應以達到說服的目的。
邏輯訴求主要是使用演繹邏輯或歸納邏輯來說服對方。
亞裡斯多德認為這三種訴求的完美結合才能達到最佳說服效果。
根據我觀察的例子，中國在疫情當中的語言偏向高度道德化和情感化。比如，「不惜一切代價」「我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和「中國的行動讓世界更安全」等話語是比較典型的道德倫理訴求。
情感訴求的例子是央視的一個題為「勇敢的你」的節目。節目裡講述火神山醫院的護士們怎樣搶救和安慰病人，並描述他們只為病人著想，不去想會不會被傳染。她們4個小時一換班。但很多護士幹完一個班後要求再加班1-2個小時。鏡頭裡護士們樂觀、微笑、跳舞，互相鼓勵。這個節目會使無數人感動落淚。中國成語裡的「動之以情，曉之有理」就是講以感情打動，用道理說明。
美國的主流話語在疫情期間更多使用歸納邏輯推理。歸納邏輯是指推理和結論要以數據和實例為依據。福奇醫生的一句「Let the virus determine the timeline」，表示美國什麼時候覆工要讓感染和死亡數據來決定。
對死亡人數的預計和復工的三個階段都是根據數據和模型的分析總結出來的。當有些政客被問到他們會怎樣處理疫情時，他們會說「Follow the science, listen to the experts.」（尊重科學，聽專家的。）
一個輝瑞公司做的廣告上，科學家們舉的牌子上面寫著「Science Will Win.」（科學會勝利。）但是在美國眾多的州實行「宅家令」以後，很多人面臨失業和基本生活問題。有些人遊行抗議lockdown（封城），要求復工，到今天為止，有47個州已經開始復工或部分復工。
因為疫情並沒有完全控制下去，有些州的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仍然在上升。過早復工會導致更多人感染上病毒，造成不得不再次宅家的可能性。平衡生命還是生存（life or livelihood）這兩種需要，找出「適中」的解決方案，對領導者和民眾都是一道嚴峻的考題。
下一個要對比的方面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在中美兩國控制疫情中的影響。
儒家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以家為中心的的小集體，並不是以國家為主導的集體主義。但是儒家要求君子要有治國和平天下的胸懷。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如林語堂、陳獨秀、傅斯年和梁啓超都論述過普通中國人只顧自己的家庭和族群，他們沒有公民和博愛意識。孫中山稱中國人是「一盤散沙」。
直到梁啓超從日本把「民族」這個詞介紹給中國，「新民」和「公德」這樣的詞彙才開始在中國使用，人們才逐漸有了公民的意識。
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是在清朝滅亡，建立共和後逐步形成的。而集體主義觀念是1949年後公有制經濟確立後才進一步加強的。民族主義觀念又推動了集體主義意識。我們小時候受的教育都是先有國才有家。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在抗疫情期間，中國人民尤其是醫護人員、志願者都表現了極大的為國犧牲精神。國家從全國各地選派了4.2萬名醫療人員支援湖北。在各種媒體裡常常聽到或看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國難當頭，匹夫有責」 「拋小家為大家」和「在家隔離也是為國家做貢獻」這樣的話語。
西方的個人主義形成有很長的發展階段。主要形成時間是從馬丁·路德領導的宗教改革開始的。活字印刷的發明使無數個人用自己的理解詮釋《聖經》。中世紀黑暗時代過後的文藝復興又激勵了個人在藝術上的創作和表達。
近代個人主義的發展表現為笛卡爾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接下來的啟蒙運動鼓勵理性，崇尚科學，承認個人經驗。17世紀自由主義的興起更加鼓勵對個人意志的尊重（free will）。
對美國個人主義的主要影響人物有洛克。他的著名理論是人生下來時是一塊白板（Men are born with the blank slate），沒有先知先覺，沒有記憶和意識。人的認知是從自身的體驗裡得來的。人生來是平等的。人生來就有自由的權力。
洛克的思想激勵和影響了富蘭克林以及傑弗遜，兩人都是美國開國元勳之一，也都是《獨立宣言》的起草人。
《獨立宣言》首次提出「人皆生而平等」。（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富蘭克林的一句名言「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明顯地鼓勵個人意志和個人能力。同時，亞當·斯密的思想認為人在消費上被個人利益所驅使，市場要滿足消費者的需要，這種關係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
所以美國個人主義的特點是獨立、自立、自我實現，尊重個人選擇、個人隱私、個人觀點、個人創造力和自主權，等等。
對有些美國人來說，隔離、戴口罩都是對個人自由的限制。所以宅家令並不能被徹底執行，因為自由對他們更重要。通過手機軟體追蹤新冠感染者接觸的人也被認為是侵犯隱私。
另外，個人主義還表現在新聞報導的個性化。美國主流電視經常報導普通人的死亡，他們的生平，以及給普通家庭帶來的痛苦。
《紐約時報》5月4日的一篇文章裡登載了137個醫護人員的照片。點開每個照片都是這個人的故事和在這次他/她在疫情中的經歷和感受。我的一位朋友洪朝輝教授的女兒Nicole Hong是《紐約時報》的記者，2019年榮獲普立茲獎。她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專門報導在醫院裡工作的後勤人員的狀況。這些後勤人員大多是黑人，低收入，沒有防護服。他們中有9人死亡。報導登出了每個人的照片和他們的故事，為弱者發聲，給逝者尊嚴。
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不是兩個極端。兩種文化傾向是交融互補，交叉且不斷變化的。美國很多方面也表現出集體主義的特點。比如Food Bank，Soup Kitchen在疫情中免費為窮人提供食品。很多人把政府發給的救濟金直接給了生活上更需要的人。
中國由國家從全國調配4萬多醫護人員支援湖北，而紐約州長振臂一呼，大約9萬多醫護人員陸續從各州自願去紐約幫助排憂解難，許多已經退休的醫護人員也重返工作崗位。相比之下，儘管中國總體上是集體主義社會，但是自改革開放和獨生子女政策以來，文化取向逐漸向個人主義發展。
在疫情中也出現一些個人主義的現象。極端的集體主義會激起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文化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極端個人主義會導致不相信政府和抵抗權威，在大災面前不能步調一致。成熟的社會不走極端，並根據社會需要和情景不斷調整對應政策。
總之，語言和修辭（rhetoric）對思維和行為有很大影響。歷史上希特勒的語言是語言暴力導致行為暴力的典型例子。在疫情中川普總統幾次使用「中國病毒」，加劇了美國社會對亞裔的歧視和暴力言行。我們應該多體現人文關懷，同情和善待他人。
馬克吐溫曾說過「The best way to cheer yourself up is to try to cheer somebody else up.」（讓自己高興起來的最好辦法就是設法讓別人高興起來。）
我有一個名叫Sandy的美國朋友每天給我寄一些心靈雞湯安慰我。我也以德報德，把一些溫馨小視頻或者圖片發給她和其他朋友。這樣的交流非常暖心。人類是互相依靠和聯結的。魯迅說過「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日本援助中國的醫用箱上寫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感動了許多中國人。話語和修辭中包含的善意能讓危機中的世界多一分平靜和溫暖。
相信這次疫情後，世界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一定會產生一批文學家、思想家、音樂家、畫家和各類藝術家的優秀作品。我女兒的工作是文學代理（literary agent）。她已經收到了一些寫這次疫情的稿件。我認為社會要推動人文科學的研究，作為個人記錄下你所聽到看到和經歷的。
我們需要堅守良知和常識，敢於對不公平發聲，同情支持和幫助遭遇不幸的人和弱勢群體。大家都跨越自己的區域認同界限，審視自己的偏見，警惕別人的偏見和極端語言。
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有時是政治鬥爭，但更多情況下是我們不理解對方的溝通形式和修辭手法所造成的誤會、矛盾和偏見。每個人都應該學點哲學、歷史、文學、修辭、宗教，豐富精神世界，擴大看問題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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