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兩個文藝座談會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在文藝領域的政治話語符號實踐,體現了黨對文藝政治領導的內在邏輯。兩個「講話」在敘事模式上具有結構與修辭的家族相似,在精神上一以貫之,屬於同一意義序列。兩個「講話」的闡釋符碼語義鄰近、意義接續,但在修辭層面意素符碼有異,從而在文藝目標、意義旨趣等方面發生了價值轉向。兩個「講話」在人民本位上的文化自立敘事立場,體現了中國知識界在話語策略上對外來強勢文化所作的意識形態阻擊和理論思想抵抗,這有效防止了中國文藝淪為外來強勢話語的附庸對象,對於保存中國文藝傳統、鞏固中華文化共同體具有催化和粘合作用。
關鍵詞:文藝座談會講話;敘事模式;敘事符碼;敘事立場;語義分析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
毛澤東於1942年5月所作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延安講話》)和習近平在2014年10月所作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北京講話》)是中國共產黨不同歷史時期的領導集體在文藝理論領域裡的政治話語符號實踐,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文藝性質和意義的理解認知,因而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文藝觀念上的集體意識與集體表象。二者的理論敘事為中國共產黨管理文藝提供了施政上的思想基礎和指導綱領,成為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進行文藝意識形態生產和再生產的總摹本。對兩個「講話」的敘事結構、敘事語法、符號代碼等加以語義、語用、修辭等層面的符號解碼和敘事話語分析,人們不僅能夠發現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的階段性特色,而且能發現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對文藝進行政治領導的內在邏輯。
一 敘事模式:結構與修辭的家族相似
若要把握兩個「講話」在內在精神方面的同異,就必須找到二者在敘事模式諸因素(結構形式、語法符碼等)的同異之處,因為這些因素蘊含著理論文本的全部意義。找到兩個「講話」表面的相似點並不困難:二者都是在會議開過一年後發表,都以若干問題類型的疑問敘事判斷和直陳敘事判斷為基礎組織文本的結構。為了直觀展現二者表層結構的相似點,筆者概要摘錄其問題加以對比: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為什麼人
第二個問題:努力於提高還是努力於普及
第三個問題:文藝的黨內關係與黨外關係問題
第四個問題:文藝批評的標準問題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第一個問題:民族偉大復興需要文化繁榮興盛
第二個問題:創作無愧於時代的優秀作品
第三個問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
第四個問題: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
第五個問題: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
從文本結構形式觀察,讀者不難發現,兩個「講話」的表義形式都採用了問題並列式結構,兩組問題簡潔明了、意義清晰,其各自的問題域奠定了各自的敘事空間、敘事邏輯以及相應的語義結構和理論語法,因而成為兩個「講話」敘事建構中的基本功能單位。兩組敘事建構的基本功能單位因其對相關問題的引入、闡釋、解答,使文本意義得以展開,因而又成為兩個「講話」各自的布局符碼,並使兩個「講話」文本整體樣式與結構得到了邏輯上的保證。從語用學的角度看,兩組問題序列在敘事形式建構方面作用甚大:以屈指可數的幾個句子和簡潔的語法結構,在橫組合層面語意連續擴展,推衍出眾多話語組合語段,形成具有思想統一性、普泛性的意指系統,從而使話語主體的敘事意圖得到了充分的語用保證;其所異者,就是《延安講話》的問題語式疑問與直陳並用,《北京講話》的問題語式皆為直陳。
兩組布局符碼組成的問題結構只是文本構成形式的表層敘事結構,兩個「講話」還存在內在意義層次基本一致的深層敘事結構,其深層敘事結構的層級秩序為:以理論主句為語篇整體宗旨的語義層,以基本問題為語段結構單位的句法層,以核心名詞為語句基本元素的修辭層。在這三個敘事層次中,語義層無疑是核心層次,因為語義決定了句法和修辭:語義結構是放大了的句子意義結構,句子結構是放大了的詞彙意義結構。語義層的內容亦即文本的總體宗旨,其意義必須通過具體的句法運用和詞彙修辭展開、呈現。語義層的內容取決於語篇或語段中理論主句以及理論主句中作為句子結構主要素的核心名詞,因為作為邏輯主詞的名詞不僅是構成語句結構的符號要素,也是構成文本敘事結構的符號要素。在意識形態理論文本的敘事中,名詞施事性的落腳點常在於政治訴求與政治決策。這一點在兩個「講話」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延安講話》中的理論主句是「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為人民服務」[1],《北京講話》中的理論主句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人民為中心」[2],兩個理論主句中的名詞「人民」「民族」無疑是兩個「講話」理論主句中的主導性語彙,兩個「講話」的敘事結構與敘事語法無不圍繞之展開。為了證實上述結論,筆者對兩個「講話」理論主句中的核心名詞做了一下量化統計。在《延安講話》中,「人民」這一名詞出現頻率共60次,次生名詞「人民大眾」出現頻率為23次,次生名詞「人民群眾」出現頻率共11次。在《北京講話》中,「人民」這一名詞的出現頻率為107次,次生名詞「人民群眾」出現頻率為4次。上述分析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理論語法中的主句及其名詞,是理論敘事中控制意義的意義因素。就理論語篇構成而言,兩個「講話」中的理論主句是統目之綱,具有萬取一收的邏輯職能,它們統轄著文本中的諸多從句,使文本的理論精神在總體上「萬法歸一」:文藝的價值目標要求最終集中於茲,文藝精神的秩序由此奠定。兩個「講話」中的理論主句由此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兩個主文本中話語機制與話語職能的樞紐和交匯點,支配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實踐邏輯。
兩個「講話」對邏輯主詞中的名詞選擇,其修辭意義不容小覷:政治詞彙是表徵社會關係的話語符號,其概念內涵常常體現生產關係、政治秩序、道德倫理等方面的社會語義,哪些詞語被提倡,那些詞語被禁止,都有深刻的政治考量,因為政治文本敘事中的句式和句法背後往往隱含著話語主體所代表階級的意識形態戰略和話語策略。政治文本的句法關係在本質上體現的是特定社會環境下的主流意識形態意圖,從而也決定著話語主體在理論敘事時所採用的語詞、語調、語氣——政治考量與話語邏輯由此在文藝領域相遇、相交、聯繫。
兩個「講話」儘管非常注意修辭,但二者在修辭手段上基本上是以建立在橫組合基礎上的直接意指,幾乎沒有採用縱聚合關係上的含蓄意指,這是因為二者的意義目標並不需要藉助文學意義上的隱喻和轉義。《延安講話》是建立在整風基礎上的文本,整風的目標核心就是清除思維、表達和行事中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以及照搬外國理論、面對事實言不及義的敘事方式,其目的要維持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內聚力。同理,《北京講話》也是在中國文藝界泥沙俱下、有成績也有問題情況下的政治指示性文本,其目標是鼓勵「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反對「『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3],其目的是要提升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心。兩個「講話」正是借用這種指義明確的敘事語言和敘事風格來維持其各自文本在意義表達方面的明確性和清晰性,並向世人宣示了無產階級在文藝領域裡的政治原則和黨性立場。兩個「講話」以此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過程中的兩個主文本,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政治學話語。這種話語能讓人們清楚地看到理論敘事中所體現的階級秩序、政治選擇,以及話語主體為維護階級利益方面所作的思想和邏輯上的努力。
兩個「講話」是中國特色國情在理論上的表達和再現,其內容是中國兩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社會諸種意識諸如藝術、審美、政治、哲學等固有情狀的映像——兩個文本的邏輯秩序與兩個歷史時期的現實秩序具有高度相似程度的映射關係。兩個歷史時期社會關係的生產和展開過程與這兩個理論文本的敘事結構形式就語法關係而言並無二致,是社會對象、社會關係轉化為邏輯對象、邏輯關係的敘事結果。換言之,兩大理論敘事的語言結構與各自時期中國社會結構之間互為映射,兩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與權力結構呈現為兩大敘事結構中主句和從句的語法結構——革命的過程和革命的結果,而這正是兩個「講話」在敘事結構和敘事語法中所蘊含的特定歷史階段社會結構和社會政治的內層成分。
表層結構上的類同與深層結構的一致,使這兩個理論文本在敘事模式上高度「家族相似」。兩個「講話」在敘事模式上的家族相似絕非偶然。對《北京講話》來說,採用與《延安講話》相同的表義結構絕不是隨意為之,更不是沒有新意的因襲、重複,實是有深意在焉:它是用類同式結構與敘事模式向世人表明自身和《延安講話》在精神上一以貫之、一脈相承,在意義上重疊交織。就其意識形態語義而言,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文藝管理上精神姿態的宣示,也是兩個「講話」在信仰、觀念、精神上血脈相連的符號儀式的展示。這種宣示和展示的象徵意義十分明顯: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這一大的符號系統中,二者具有共同的本質、共同的立場、共同的價值,因而屬於同一意義序列。
二 敘事符碼:意義接續下的價值轉向
兩個「講話」雖出於不同歷史時期,但其對於文藝活動性質和特徵的共時理解,及其在結構形式、敘事模式、理論語法等方面高度的家族相似,表明二者在理論建構上屬於「異質同構」關係。「異質」關係源於二者敘事的歷史性和社會語境的差異:兩個「講話」在歷時性層面的社會生活狀況及社會經濟、政治結構不同,面對的具體對象及所要解決的問題有異;「同構」關係源於二者在共時層面知識譜系同根同種、政治語義相互指涉、意素符碼所指同類、主題旨趣相互交迭。
兩個「講話」意義同構的政治交集在於,意素符碼中的核心符碼如「人民」「革命文藝」「社會主義文藝」等塑造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藝概念和學術理念,成為各自歷史時期社會體制和學術體制內的主導性概念。這些核心意素符碼是主文本的意義彰顯者,沒有它們的存在,闡釋符碼難以推進,文化符碼難以展開。隨著支持這些概念的政治權力因素的強大,這些意素符碼的話語地位愈加鞏固,而社會上受眾對這些闡釋符碼的接受和使用,又使得這些意素符碼的話語力量更加鞏固和強大。兩個「講話」中的意素符碼是紅色文化意識形態基因的記憶母體,體現著中國共產黨在文藝管理方面的意義目標和價值旨趣;它們一旦進入人們的大腦並被受眾接受,就會潛移默化地成為受眾之間產生精神認同的心理橋梁和精神紐帶。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和把握兩個「講話」的精神符號意義。
基於政治語義的邏輯同構關係,兩個「講話」在符碼意義方面具有明顯的意義接續,二者在意素符碼的使用上有著常人亦可一眼看出的共同點,那就是它們在表述上都有中國共產黨文藝話語系統獨具的理論詞彙,這些詞彙形式上高度抽象、簡潔明了,內涵上直接關涉關係複雜而又意義深遠的社會政治、道德、倫理、審美等諸多重大問題。例如,《延安講話》中的「民族解放」「文藝界統一戰線」「大眾化」「工農兵的文藝」「藝術標準」,《北京講話》中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精神」「百花齊放」「藝術民主」「文藝創新」「精神引領」「審美啟迪」「熱愛人民」「文質兼美」等。這類語言符碼與民眾及現實的意義關聯密切、價值目標指涉鮮明,在思想宣傳上具有征服人心、凝聚人心的社會功效,接受者只要認可其邏輯內涵,便會自動選擇與相關對象政治傾向一致的階級立場。
兩個「講話」的同質符碼給受眾提供了一個理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思想空間和真理空間。這兩個文本的政治意義在於:其意義本質底色一致,其教化功能相續相連,二者在對文藝方向的引導,對人們文藝理解和認知方面的思想塑造,以及以筆為旗,通過文藝思想的統一達至政治思想的統一,從而加強和鞏固黨的一元化領導,確保紅色政權不會變色易幟方面,具有價值觀層面的高度連續性、理論上的趨同真理性。
兩個「講話」符碼意義之所以能夠接續,是因為二者存在結構語義鄰近、概念意義等值兩種邏輯關係。語義鄰近表現在兩個「講話」在內容(主旨)和語言(理論命題)句段關係上具有共同性質的橫組合關係,這種關係的最終結果就是共同的意識形態目標——黨對文藝的領導。意義等值表現在兩個「講話」中的主句「為人民服務」與「以人民為中心」意義內涵完全相等,可以互換而其語義與邏輯真值不會改變。語義鄰近、意義等值是兩個《講話》理論語法家族相似、符碼意義前後承續的邏輯基礎。
兩個「講話」在結構符碼上雖然具有接續關係,但又不是簡單的邏輯屬種關係,而是意義交叉的文際平等互涉關係。《延安講話》體現的是革命黨在軍事戰略目標下對文藝活動政治化的要求,作為革命的輔助工具,文藝存在的價值在於「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藉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4]。《北京講話》體現的是執政黨的「兩個一百年」文化大戰略,文藝活動的目標是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作無愧於時代的優秀作品」[5]。這種目標定位差異說明兩個「講話」的政治語義雖有互涉卻又有較大的精神區別。
兩個「講話」在價值目標和創作要求方面的差異表明,《北京講話》的認知角度和評價尺度發生了變化,因而產生了不同於《延安講話》的意義建構思路。作為新的歷史時代中國共產黨文藝意識形態的特殊表義系統,《北京講話》通過修辭層面語言符碼的關聯、變化,把自身與《延安講話》在文藝性質定位和目標要求方面的差異在邏輯上予以區分。具體來說,《北京講話》在整體語義和句法結構上雖然和《延安講話》存在明顯的橫組合關係,但在修辭層面,通過相應的邏輯主詞(核心語彙)的選用,使自己和後者產生了跳躍性的縱聚合關係;就是這一關係使得兩個「講話」語義結構由橫組合性質的「鄰近性」跳轉到縱聚合性質的「相似性」,從而使二者之間發生了從目標意識、價值旨趣諸如從全面社會解放到中華民族復興、從政治工具論到藝術精品論的價值轉換。
兩個「講話」在語言符碼方面的修辭轉換首先表現在二者在句子詞彙選擇上的明顯差別。《延安講話》的詞彙多與戰爭有關,其所引證的文化符碼多是以鬥爭思維為特點的語詞、語句。《北京講話》旨在復興民族偉業,其所引證的文化符碼多是與文化素養有關的格言、名句和作家、作品的名字。《北京講話》的闡釋符碼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人民為中心」「中國精神」、意素符碼如「精神家園」「啟迪心智」「原創能力」「自由撰稿人」等,都是面向未來的新對象、新詞彙。《延安講話》的部分意素符碼在《北京講話》中消失了,部分意素符碼含義在《北京講話》中有了變化,《北京講話》中的部分意素符碼則是《延安講話》中所未有。意素符碼在兩個「講話」中的位移、升降、退隱、出場,是符碼與符義與社會共振的結果。在思想史的意義上,社會精神的改變首先表現在相應時段和環境中使用頻率較高的語詞的改變,流行的語詞體現著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旨趣、實踐態度、價值立場。就此而言,理解了兩個「講話」在意素符碼上的修辭差異和變化,就理解了兩個理論文本在文藝方面的認知旨趣、實踐態度、價值立場等的不同。
《北京講話》價值取向轉換的符碼標誌還表現在它與《延安講話》在語用方面的邏輯謂詞類型差異: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必須有」「必須到」「必須從」「必須解決」「必須繼承」「必須服從」「必須給以」「必須顧及」「必須徹底解決」「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我認為」「我以為」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共商」「歷史和現實都表明」「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人類文藝發展史表明」「提倡」「希望」「要自覺堅守」「要把握住」「要尊重」「我們要」「我們才能」
《延安講話》以需要統一全體作家的政治意志為目標,故其敘事採用「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的話語方式,其邏輯謂詞自然是體現話語主體要求、命令方面的動詞和動詞詞組,在語用層面採用斷言式、執行式、指令式話語,要求接受主體對其要求無庸置疑、必須執行;《北京講話》是以文藝發展和民族復興的百年大計為本,需要創作主體各顯神通,故其敘事採用「以言取效」(perlocutionary act)[6]的話語方式,其邏輯謂詞自然是體現話語主體願望、期待、勸導方面的動詞和動詞詞組,在語用層採用闡述式話語,試圖通過語言影響接受者的感情、思想,收到言後之果。
《北京講話》價值取向修辭轉換的語義標誌就是該文本理論句法中體現闡釋符碼語義的意素符碼所蘊含的新的價值色彩。《延安講話》的意素符碼大都是對應戰爭年代社會政治與文化環境中的基本語彙,諸如「民族解放」「同盟軍」「工農兵」「革命文藝」「文藝服從於政治」等,而在《北京講話》中,上述具有革命歷史色彩的意素符碼被具有新時代文化審美取向的語彙所取代,如「藝術質量」「文藝的永恆價值」「文藝的審美理想」「文藝的獨立價值」等,這些具有新的價值意義的意素符碼正是《北京講話》的理論主句與現實世界進行意義交換的結果。
《北京講話》在意素符碼和語用符碼方面的新變意義非同尋常:通過語用方面的符碼轉換,中國共產黨釋放了文藝意識形態內涵發生重大變化的意義信號。該文本通過語用層面的修辭策略變化,向世人宣示了中國共產黨隨世界變化而對文藝意識形態所作的認知轉向,這種轉向的深層意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治戰略與其領導下的民眾生活及發展之間關係的戰略調整。
《北京講話》的符碼之變符合語言變化的一般規律。在普通語言中,任何單一不變的語法標準都會使語言的使用陷入死局,理論語言更是如此。理論家的以言行事總是與其所處的社會語境有關,因而其理論語法與詞彙也總是因時因地因制而變,儘管這種變化會在一定程度上沿襲前輩話語的路數家法。從延安到北京,從戰爭到和平,從革命黨到執政黨,這種社會關係的變動必然體現在敘事話語的語言符碼中。當「民族的敵人」已經被「打倒」,「民族解放」的任務已經完成的時候,「文藝鬥爭」的目標和指涉對象亦不復存在,它們由實體名詞變化為一個包含非存在物的摹狀詞,其邏輯語義指涉為空,因而與之相關聯的陳述語段,如再討論就在邏輯上毫無意義。
《北京講話》在語言符碼方面對《延安講話》所做的修正和發展,也符合中國人在「經」與「權」關係處理上的思維傳統。「經權達變」的精義在於主體行事不可拘於教條,當經則經、當權則權,遇事順勢而為、因時而變、隨事而制。《延安講話》所論問題的階段性和權宜性,毛澤東本人非常清楚,所以他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不久就對《延安講話》做修改,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對「文藝服從於政治」這一批評標準的修正。《北京講話》對文藝精品意識的呼喚,對高峰文學作品的期待,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為促進文藝發展對文藝所做的權變之思,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文藝意識形態領域裡的意義再生產,這種意義再生產的內在精神驅力就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7]。
三 敘事立場:人民本位下的文化自立
在現代世界,任何國家的文藝在發展過程中,都無法迴避且必須面對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關係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兩個「講話」給予了妥當的理論處理,二者雖然所處的社會語境有很大不同,但其解決問題立足點卻有很大的一致性,那就是人民本位下的民族主義文化立場。
兩個「講話」的人民本位意識,首先表現在兩個文本句法層的理論主句「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及其修辭層的核心名詞「人民」「人民群眾」等詞彙選擇;「人民」及其意義相關的意素符碼成為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文藝的道路、方向的意義編碼基礎,兩個「講話」通過讓它們反覆出現的修辭策略,充分彰顯和展示理論主句的邏輯語義。其次,兩個「講話」的人民本位意識還表現在二者在語言表述上平民化的修辭與話語策略,在對問題的表述上極少採用高頭講章式的專業詞彙,而是採用娓娓道來的口語聊天形式,以達大眾皆能理解的認識接受效果。兩個「講話」的民族本位意識,主要表現在二者均以平視的眼光看待外來文藝觀念及其模式,對外來文化、文藝觀念及其作用和影響進行理論和實踐上的反思,在主導性質和方向上,具有明確的去「洋」化的本土文化意識。
兩個「講話」張揚文藝發展中的本土文化意識有著充分的邏輯和歷史依據。從邏輯上講,任何理論語法和理論符碼都必須在相應的社會語境中具有精神意義上的法理基礎,其生成必須以經驗化的日常對象為根基,在本土環境中加以建構,才會產生相應的社會生命力。如果不考慮社會土壤強行移植,則其必然因為「水土不服」而很快在精神上枯萎、凋零,這一現象筆者姑且稱之為「話語移植困局」。「話語移植困局」在中國現代文藝思想發展中的突出表現就是,19世紀以降的西方諸種文藝理論,諸如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以及現代語義諸流派,因在文化精神與文化理念上「水土不服」,在中國現代文壇均是曇花一現,很快銷聲匿跡。[8]
中國現代學界話語移植的理論衝動何來?為何移植後出現移植困局?兩個「講話」為何要特別強調文藝話語建構中的本土意識?這裡面既有多重歷史因素,也有多維現實因素。
鴉片戰爭以降,中國與西方列強及「脫亞入歐」的日本在軍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較量中,屢屢受挫。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產生了全面懷疑,「疑古」「西化」思想在教育界、知識界、思想界佔了上風,西方話語嚴重擠壓中國話語。在「打倒孔家店」「廢除漢字」「全盤西化」的理論聲浪中,中國傳統文藝話語幾近失語。在中國化本土文藝話語建構成熟之前,中國文藝話語要麼打著歐美國家文藝話語的印跡,要麼打著俄、日文藝話語的印跡,與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猶若雲泥。
《延安講話》發表之前,俄蘇話語成為左翼文藝界的主流話語,其意素符碼如「意德沃羅基」「奧伏赫變」,邏輯通名如「蘇維埃」「布爾什維克」「皮安尼爾」「普羅列塔利亞」「布爾喬亞」等,絕大多數的革命者難明其義;具有簡略摹狀詞意味的普通專名諸如「高爾基」「蔡特金」「伊巴露麗」「克魯普斯卡婭卡爾」「片山潛」「臺爾曼」等,也讓絕大多數的革命者感到陌生,因為這些專名指稱的對象接受者無法親知。「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等概念不但沒能幫助中國文藝界的革命者寫出無產階級革命性質的成功之作,而且讓左翼文藝屢屢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創作困境。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本土派對俄蘇話語在理論上充滿了影響的焦慮:來自俄蘇政治經驗的話語能否指導中國共產黨在政治革命方面順利成功,以及能否從邏輯層面承擔起對中國共產黨政治革命理論的解釋功能?如果俄蘇話語用於指導中國革命引發失敗,哪怕是部分失敗,其合理性就會遭受質疑,引發國人對共產主義革命信念的動搖和懷疑——這是毛澤東在1938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9]命題的深層政治動機。
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政治考量下,毛澤東試圖以中國經驗為根基,改造和化解俄蘇話語,釐定共產革命的話語生產權和解釋權,故在《延安講話》中,他以中國政治革命的經驗和左翼文藝的經驗為依據,對「言必稱希臘」,動輒以俄蘇話語規訓中國革命者,忽略中國革命和文藝發展實際的教條主義作風進行了理論清算。教條主義者受俄蘇話語影響,張口閉口「布爾什維克」,強調革命者成分的工人階級化,卻根本沒有考慮甚至有意忽視了中國革命者中絕大部分是農民這一事實。
《延安講話》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實事求是地強化革命敘事中農民階級敘事,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革命理論——農民階級的革命性理論。農民階級的革命性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識不充分的對象,因為歐美國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工業化的轉型,像中國這樣農民佔人口中絕大多數的狀況是他們無法了解也無法進行科學分析的。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現實進行充分調研後認識到:人的革命性,從而一個階級的革命性都是可塑、可改、可發展、可提升的;通過政治思想教育,農民階級的落後狀況可以改變,其革命覺悟可以提高。
基於農民階級具有革命性的理論認識,《延安講話》極力提倡工農兵文藝,力促中國現代文藝家從現實中提煉、生發理論,而不是根據外來理論尋找社會事實,並從理論上拒斥宗主式、父權式外來文藝話語,把那種對外來文藝觀念「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行為斥之為「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10],以至唯莫斯科馬首是瞻的王明雖然對延安整風頗有不滿,稱「整風的結果,搞出了兩個東西:一個民族主義,一個個人崇拜」[11],在延安整風後也不得不承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體化」是「毛澤東在中國發展了馬列主義」[12]。胡喬木也說,中國共產黨人思想話語獨立性的形成得益於毛澤東思想「對列寧、史達林的共產國際的一個否定」[13]。正是依靠「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話語利器,《延安講話》成功破解了文藝理論現代發展中的「話語移植困局」,並以之作為話語闡釋符碼,成功建構了中國現代第一個本土化的文藝理論話語體系。
《北京講話》之所以重申文藝發展中的民族本位意識,把「中國精神」作為「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14],是因為新時代中國的文藝發展面臨民族文化自強的迫切要求,且其社會文化語境比20世紀40年代更為複雜。1949年以後,隨著政治分裂、階級對抗的結束,整個國家在階級成分、政治權力、文化狀況等方面從異質性結構開始向同質性結構轉變,文藝發展和繁榮的要求提上政治日程,「文藝服從於政治」的戰時文藝之「經」權變為和平年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發展政策。在世界冷戰下的政治格局中,中國學界在文藝研究中一邊倒地「蘇聯化」;改革開放後,「西方化」成為文藝界的主流。在這兩種情形中,中國文藝界不是搬用或套用蘇聯文藝話語研判中國的文藝現象和文藝問題,就是搬用或套用西方文藝話語研判中國的文藝現象和文藝問題。由於缺乏中國化的思維和理論根基,中國文藝學者成為蘇聯文藝話語、西方文藝話語的兜售者和販賣者,他們用外來話語對中國文藝對象所作的似是而非的研究分析,很難解釋清楚中國文藝的藝術性質和藝術特徵,更難以解決文藝活動中存在的相關問題或難題,不過是把中國作家、藝術家的實踐及創作經驗納入到蘇聯話語或西方話語的解釋框架內,降格為外來文藝話語的註腳。國際冷戰格局結束以後,中國學界的關注重心開始由國際主義悄悄向民族主義轉移,「國學熱」在學界乃至全民逐漸升溫。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5],民族主義的精神空間得到了大幅提升。進入新時代以後,習近平因時而變、隨事而制,適時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在《北京講話》中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核心理論命題提出,展示了其文藝思想中的文化民族主義精神情懷。在全球民族主義普遍高漲化的今天,《北京講話》中的文藝民族本位意識既順應了世界大勢,也順應了國人民心,順應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要求。
《北京講話》民族本位下的本土意識較之《延安講話》論證得更為豐富,也更為充分,並在敘事形式上有著明顯的體現。從結構上看,《北京講話》以「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這一闡釋符碼為結構線索,建立起文本第四個語義單元。以「核心價值觀」「優秀傳統文化」這兩個闡釋符碼為基本敘事單位,該語義單元被分解為價值與文化兩個意義結構;這兩個意義結構又通過多個文化符碼(範仲淹、陸遊、文天祥等人的名言,《閒情偶寄》《諫太宗十思疏》等古典文本中的警句等)使「中國精神」得到了具體的意義呈現。從修辭上看,《北京講話》以前後語義單元互文性的方式,申述和強化「中國精神」的具體內涵:在「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語義單元,明確要求文藝家提高理論上的民族自信心,「批判借鑑現代西方文藝理論」;在「創作無愧於時代的優秀作品」語義單元,要求文藝家努力傳播「中國價值觀念」和「中華文化精神」。[16]這種理論要求和創作期待表明,《北京講話》不僅要求文藝創作主體在藝術理論和觀念的理解上「理論自信」「文化自信」,還要求文藝創作主體在形式和技巧的認知上擺脫對西方文藝創作經驗的迷信、依賴,從而在文藝創作活動中提升藝術創造的「核心技術」,鍛造文藝領域裡的「中國芯」。《北京講話》對中華文化傳承和中國精神傳播的反覆強調,標誌著中華文藝思想在民族主義權利意識方面的覺醒;由此強調引發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認同,對於保存中國文藝傳統、鞏固中華文化共同體無疑具有催化和粘合作用。
兩個「講話」理論敘事中的民族主義立場具有豐富而實際的歷史與現實雙重政治文化內涵。從文化影響論的角度說,作為歷史話語的《延安講話》與作為現實話語的《北京講話》代表了中國知識界在話語策略上對外來強勢文化所做的意識形態阻擊和理論思想抵抗,這種阻擊和抵抗帶有鮮明的民族主義防衛色彩,因為二者試圖通過維護民族文藝在世界文藝格局中的差異性特徵來保持中國文藝在藝術經驗和審美經驗上的自足和自立,謹防中國文藝淪為外來強勢話語的「他者」或附庸對象。兩個「講話」的民族主義文藝敘事立場可以得到思維上的邏輯驗證:外來文藝思想是對話語主體所在國家文藝經驗的概括、總結,因此在解釋本國文藝現象時遊刃有餘,但在解釋中國文藝現象時常常陷入方枘圓鑿、解釋無效的尷尬境遇。兩個「講話」強調中國文藝發展中的民族化、中國化,或者說「去洋化」,要求中國的理論工作者立足中國文藝的實踐,概括、提煉出中國化的文藝理論,並以之對中國文藝的發展及其審美價值做出理解、解釋、認識、評價,它們實有實踐經驗和話語邏輯兩個層面的依據。
基於人民本位和民族文藝獨立性立場的《北京講話》,將對新時代中國的文藝實踐和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這種邏輯結果是由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實踐品格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目標不是為了解釋世界,而是為了影響和改變世界,因而在敘事功能上既注意從認識論角度描述、再現文藝現實,又注重從功能論角度創造、建構文藝現實。《延安講話》為解放區建構了一個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藝現實,其後就湧現了以《小二黑結婚》為代表的農民文藝作品,成為理論「創造」現實、引導文藝創作實踐的典型例證。《北京講話》為21世紀的中國人民建構了一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藝現實,假以時日,未來中國文藝界必定會有表現「中國夢」的輝煌作品問世。
注釋
[1][4][10]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12頁,第1頁,2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3][5][14][16]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
[6]「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的邏輯區分參見Austin Joh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01,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p.98.
[7][15]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8]參閱張清民:《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文學理論》第四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
[9]毛澤東:《論新階段》,《解放》1938年第57期。
[11]參見李銳:《大躍進親歷記》,第212頁,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
[12]郭德宏編:《王明年譜》,第57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
[13]胡喬木:《胡喬木談中國共產黨黨史》,第89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