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重大突發事件中主流媒體的新媒體話語建構策略，對理解新媒體環境下輿論引導方式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對輿論引導的典型案例「涼山森林火災」進行主流媒體微信話語分析，運用Gee的話語分析綜合法從七個維度分析主流輿論場話語的建構過程與相應的情感話語策略，並嘗試發掘背後的意識形態。研究發現，主流媒體通過情感主義路徑建構「英雄」的策略繼而實現政治的情感化，而如環境、問責、技術改進等許多值得思考與可作為的事物被弱化乃至遮蔽。用話語分析輔助輿論研究，輿論引導的策略得以具象地呈現出來。
【關鍵詞】話語分析；輿論引導；突發事件；情感
2019年3月30日四川省涼山木裡雅礱江鎮的森林火災引發輿論熱潮，國內知名輿情分析平臺「知微傳播分析」計算該事件影響力指數高達83.5[1]，因為事發突然，更因為31位救火英雄的犧牲。習近平在《把握好新聞工作的基點》一文中指出，「輿論引導和輿論監督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兩大功能。」[2]意在明示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與監督作用，也在暗示其義務與責任。在新媒體環境下，主流媒體的上述功能更加凸顯與重要：重大事件中促進權威信息的高效流動與良性社會動員，事件過後則繼續進行議程設置與社會整合[3]。有學者認為新媒體使得作為輿論引導客體的公眾日漸主體化，與政府和主流媒體共同建構輿論場新常態[4]，儘管自媒體擁有了越來越獨立的網絡空間，但其影響力與質量仍舊參差，如此則主流媒體的引導力更應加強，從而形成良性輿論場。此次突發事件中主流媒體從緬懷英雄到闢謠、科普再到政府進行事件處理等報導，對輿論引導起到重大作用。本文運用話語分析的方法研究主流媒體對輿論的引導，意在形成對重大突發事件輿情引導的話語策略與價值偏好的進一步認知；而以更加微觀、深入的話語分析補充輿論研究則是本文的理論價值所在。
一、理論背景：話語分析與情感喚醒
（一）話語分析及其在輿論研究中的應用
話語分析的淵源可遠溯到先哲亞里斯多德在《修辭學》中對話語結構與勸服效用的論述。[5]這一術語（指「discourse analysis」）則是由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家Z.Harris於1952年首創，用以探究句子間、語言與文化間、文本與社會情境間的關係規則。[6]而成為跨越人類學、社會學、傳播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的知識領域研究範式的話語分析則須追溯至上世紀70年代之後。值得一提的是，社會科學中的話語分析並不囿於語言學研究的文本結構，更關注「意義」的建構與解釋，把意義置於社會歷史之中，關注語境與互文性甚至權力的鬥爭。[7]話語分析的方法多元且因語篇而異。Z.Harris 提出話語分析的兩種方法：描述語言及研究文化與語言的關係[8]；J.P. Gee將語言視作設計與建構事務的工具從而用「七項建構任務（seven building tasks）」來對使用中的語言進行分析[9]；Van Dijk所說的文本視角和語境視角既提供了研究視角也同時闡明了話語分析的目的[10]；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成為分析文本與受眾間對抗與協商的利器；一批華人學者則沿襲W.Gamson等的「詮釋包（interpretive package）」理論用以探究公共議題中的媒介話語[11]，等等。
Van Dijk認為報刊中的隱喻對影響輿論起重要作用[12]，Gamson將媒介話語分析用以探究美國公共輿論的走向[13]，這意味著話語分析在輿論研究中大有可為。李戰子在比對話語分析與輿論研究的異同時就闡述了二者可互補之處，譬如輿論研究對事件的時段劃分與類型界定為話語分析提供了歷史與時間的維度，而話語類型中對於「國家（民族）」話語、公共話語、民粹主義話語和文化話語等的分類[14]則為輿情分析提供更高層面的概括[15]；又如輿論研究中多元的言論主體所反映出的多元利益訴求可為話語分析中對意義的發掘「加持」，而對輿論中不同態度話語的解釋可發掘出輿論的偏見、「媒介對（公眾）政治和社會議題認知的影響」[16]，從而加強對輿論的引導力等。將話語分析運用到輿論分析中的研究不在少數，多集中於對公眾輿論場各方態度觀點的歸類與呈現，但少有研究者關注到看似「單向」觀點的主流輿論場也有話語分析的價值。輿論引導需要策略，話語分析正是對主流媒體的話術進行拆解，從而展示出重大社會事件中主流媒體的引導策略與話語力量。
（二）輿論引導中的情感主義路徑
對「情感」的研究發端於社會學。最初「實證政體與情感拜物教關聯緊密」的觀點由社會學創始人A.孔德所提出用以解決「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問題，「集體歡騰」的情感狀態是涂爾幹在探索社會框架時設想的神聖秩序的產物，「克裡斯瑪」在韋伯描述的資本主義精神中通過激發情感性行動實現感召，此外，馬克思研究階級衝突中的情感疏離與怨恨情緒，舍勒研究「移情」與「同情」，E.A.羅斯探討社會與個人情感的相互作用對社會秩序的良性影響，等等。[17][18]這些研究以情感為主體，且將情感視為社會運作中的重要角色，情感不再純粹是情緒的外現與集結，已然成為社會秩序的基礎。[19]根據Nussbaum的闡述，這是因為情感具有激發且維持人們的忠誠、以及牽制社會及社會中人的作用[20]。
早期的研究者關注的是情感之於社會的負面效應，如勒龐的「烏合之眾」概念從公眾的情感研究出發進行批判[21]，李普曼則對傳播者的行為，也即新聞報導中運用偏離事實的煽情手段蠱惑公眾輿論的行為進行批判[22]。事實上，情感未必一定導致混亂，畢竟如李普曼批判的感官化敘事方式只起到喚醒人們感官刺激和情緒反應的作用[23]。後來的研究者們不再評判情感的優劣，而是著眼於情感在公共事件中的重要角色與運作機理，國內關於「情感動員」的研究便是如此：或指出我國近年來的重大公共事件都可歸為媒介通過悲情與戲謔從而進行的情感動員事件，或強調網絡時代更易於媒體在公共事件後通過悲情敘事與嘲諷等方式塑造「共意」[24]，或著眼於「弱勢感」對當前公共輿論特徵的形塑[25]，等等，重大公共事件所激發的社會情感影響著社會認知[26]，另一方面又為政府與媒體所用，使情感修辭在話語框架中賦予事件情感色彩[27]，從而引導社會認知，而政治話語中的情感修辭也恰是對框架競爭理論不足的補充[28]。
既然以往研究多表明情感話語具有形塑輿論特徵的功能，那麼情感主義路徑對於主流媒體而言便是引導輿論的「利器」。本文嘗試對突發事件中主流媒體的微信話語進行分析，採用Gee的綜合話語分析法，探究主流媒體在突發事件中如何從七個維度建構主流輿論場，如何通過情感喚醒引導輿論，及傳達了怎樣的意識形態。
二、研究方法和語料選擇：基於微信平臺的主流媒體話語分析
本研究選擇微信平臺作為文本來源，是因為據「清博大數據」輿情監測平臺顯示，涼山森林大火事發至今，媒體平臺相關信息共計275476條，其中微信平臺發布67197篇，僅次於微博平臺的信息量[29]，可見微博與微信平臺消息佔據輿論場主體。此外，較之微博平臺語篇的短小零散與情緒化，微信平臺更適合主流媒體發表完整、具體的文章，也是對輿論場進行匯總與整合。本文選取的主流媒體微信平臺有「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新聞」、「人民網」、「環球時報」、「共青團中央」、「中央政法委長安劍」、「廣東共青團」、「參考消息」以及「中國反邪教」等十個平臺，原因有三：首先，作為知名主流媒體，上述平臺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權威性與公信力；其次，上述平臺均為清博大數據WCI指數排行榜TOP10[30]，影響力較大；再者，匡文波曾指出新媒體致使信息泛濫與信息環境汙染[31]，語料數量巨大卻良莠不齊，易使研究得出的結論無意義，因而本文以語料質量為重，選取十個有代表性的微信平臺進行分析研究。
搜索的時間節點定為事發當日（2019年3月30日）至今。在上述微信平臺公眾號搜索相關文章，數目分別為「人民日報」 12篇， 「新華社」8篇，「央視新聞」10篇，「人民網」5篇，「環球時報」13篇，「共青團中央」6篇，「中央政法委長安劍」15篇，「廣東共青團」4篇，「參考消息」2篇，「中國反邪教」12篇[32]，共計87篇，均是符合相關主題的推送內容。筆者選取上述平臺所有體裁的相關文章，包括消息、通訊、評論、科普、其他新媒體推送等，之所以對體裁「不加選擇」，是因為每一篇推文均有較高瀏覽量，影響範圍廣，都發揮了引導輿論的作用，值得分析。
本文採用話語分析的研究方法。Gee的綜合話語分析法將話語分為意義（significance）、活動（activities）、身份（identities）、關係（relationships）、立場與策略（politics）（社會產品的分配）、聯繫（connections）、符號系統與知識（sign systems and knowledge）七個維度。本文根據上述劃分將語料進行七個維度的分析，分析每個維度的話語建構過程與相應的情感話語策略，並嘗試發掘背後的意識形態。
三、研究結果：「七個維度」的話語建構策略
事件發生於2019年3月30日，由於微信發文存在一定時間上的延遲，上述主流媒體微信平臺發文大多集中於4月1日到4月6日，其後還有零散幾篇後續報導。根據事件發展與輿情發酵時間，主流媒體發文內容主要包括幾下幾類：事件進展，也即救援、傷亡情況與事後處置的持續性報導；緬懷英雄，即致敬與哀悼壯烈犧牲的救火英雄；科普與糾偏，即對網友提出的「大火需不需要撲滅」等問題進行回應與闢謠；警示與教訓，即如何加強防火滅火措施等；以及其他關聯事件的報導，如各地居民自發慰問非此次救火軍警等。五個類型的微信推文通過七個維度的話語建構來實現情感的喚醒，現根據Gee提出七個話語建構維度的順序將語料歸類分析如下。
（一）意義的建構：敬畏自然與致敬英雄
關於「意義」建構的話語分析問題是：話語是怎樣使事物有意義的？是以什麼方式使事物有意義的？[33]這一部分的話語建構分析涉及事件進展、緬懷英雄、科普與糾偏、警示與教訓、其他關聯事件五類報導。霍爾的「優先閱讀」（preferred readings）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模式，使我們能把訊息中的協商意義與訊息和讀者皆運作其中的社會結構相聯繫[34]。在意義的第二序列中，文字引導閱讀，四川涼山森林大火事件本身是中性的，作為一個自然災害事實，它的發生本不存在偏向，是一系列話語訴人們為什麼它值得關注。優先閱讀往往通過支配性代碼（dominant code）把讀者引向作者的某種價值觀，也即主流媒體輿論引導的方向：
1.重特大自然災害值得敬畏和重視。首先從事件進展報導的標題來看，初期此類報導的標題句式均採用類似此前UC新聞的「震驚體」，也即把表達情感的詞彙加上感嘆號並置於標題之首，其後緊跟一句描述事實的話。關於涼山森林大火初期的報導標題如「痛心！四川涼山森林大火已搜尋到26具遺體」、「揪心！四川涼山森林大火已致30名撲火人員失聯」、「默哀！四川涼山森林火災30名失聯撲火隊員遺體全部找到」等均遵循此類句式，這些標題帶有強烈的情感衝擊，喚起大眾的震驚、緊張乃至恐懼等情緒，加之標題中接下來的陳述句告知了森林火災致救火人員死亡人數之多，優先傳達了「自然災害是可怕的、是破壞力極大的、是吞噬人命的」的信息。此外，相關報導在描述火情時使用了「風向突變」、「突發爆燃」、「瞬間形成火球」等字眼，突出體現了天災難料、不可把控的特點。再者，救援人員的數量、死傷人數、以及報導中使用的火災「奪走生命」等擬人化表述以及推送中的現場圖片與火災視頻給人以直觀的震撼與感官刺激，這是微信平臺能夠集圖、文、視頻、聲音於一體的融合優勢，大眾帶著震驚的情緒去關注此次災情，更容易對自然心生敬畏與恐懼，並更加重視自然災害、關切此次災情。最後，對火災本身及森林防火的一系列科普與災後的處理報導均突出體現了政府對這場森林大火的重視及希望大眾對之形成的重視。
2.和平年代有英雄。上述平臺的相關報導中，共計21篇（佔報導數量的近四分之一）在緬懷、悼念與致敬死去的救火人員，「英雄」二字成為該時段報導的高頻詞。首先上文所描述的火災破壞力之大側面烘託了救火人員捨身救災的英勇無畏、恪盡職守，無情「自然之火」的兇猛與鮮活「生命之火」的熄滅形成鮮明對比，突出救火人員之死壯烈而令人唏噓，一系列凸顯救火人員大無畏精神的話語喚起大眾感動、敬佩與扼腕之情，均傳遞出「與天災鬥爭的人是勇猛的，保護人民的人是英雄的」這一信息。另外，大多媒體轉發「犧牲消防員的最後一條朋友圈」，將救火日常的辛苦勞累、 「上大學」、「想戀愛」等未實現的遺願、新婚不久就犧牲等悲劇公開，引發大眾強烈的共情與同情，使得痛心與敬意在淚水與悲劇交織中愈發顯著；而對每一位烈士年齡與遺照的公開這一對死亡的渲染則產生了更強的情感衝擊效果，「00後」、「90後」的標籤成為幾乎所有讀者心疼與悲傷的來源。最後，這一類文章是強烈抒情的，用「兄弟」、「英雄」等稱謂來稱呼救火隊員，用「和平年代負重前行」的描述來隱喻他們保家衛國的姿態，用「松濤嗚咽，群山肅立」來渲染悲情，「向英雄致敬！」、「致敬英雄」等反覆的修辭增強了表達氣勢，這些文章的情感基調是悲情的，更是悲壯的，所有表意均指向了「和平年代有英雄」的隱含意義。
主流媒體如何報導重大突發事件是大眾解讀政府態度、評價事件風險的重要依據[35]，而「表意」是主流媒體進行理性動員的方式之一[36]，在涼山森林大火事件中，主流媒體在微信平臺上大多就事論事，強調這一事件本身隱含的意義，主流媒體使用支配性代碼，通過對人們恐懼、震驚、痛心、敬佩等情感的喚醒，向大眾優先傳遞了「自然災害值得重視」、「英雄可敬」、「軍警可敬」等意義。這是一種先入為主的觀點引導，也是功能語言學中評價理論下態度（attitude）系統的體現——情感的表達、對行為的評價以及對事物價值的鑑別[37]。此為話語對意義的建構。
（二）活動的建構：政府積極作為，人民支持肯定
關於「活動」建構的話語分析問題是：話語被用來促成（讓別人明白正在促成）哪種或哪幾種活動的開展？[38]這一部分的話語建構分析涉及事件進展、緬懷英雄、警示與教訓、其他關聯事件四類報導。這一事件中，主流媒體建構了三個活動，以消息體裁呈現的報導居多，描述性表述較少，因而情感話語在這一部分的建構中作用並不顯著。現將三個活動分析如下：
1.政府的積極行動。主流媒體在微信平臺通過諸多篇幅展示政府從事發初期到災後處理的一系列作為，傳達政府對該事件的回應與處理。包括險情發生後黨中央、國務院的批示與指示、地方縣委、縣政府及時啟動應急預案等，火情失控後第一時間展開搜救，以及善後與滅火等，還有確定西昌市哀悼日、木裡縣降半旗致哀、事後表彰涼山州森林消防支隊西昌大隊、以及組織為消防員進行心理援助等後續處理，表現出政府對這起自然災害的高度重視，同時也是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高度重視，以及對救火工作者的高度肯定。四川省省長對犧牲者遺體鞠躬與慰問烈士家屬的行為也代表著人民政府，這一系列積極作為彰顯著政府心系軍民、穩定大局的良好形象。
2.救火人員緊急撲火。撲火指令雖由政府下達，但救火人員的緊急撲火行為才是此次輿論的焦點。不過，儘管撲火救災的後果成為輿論場熱議的話題，但由於事發突然、過於危險，並沒有過多關於救火現場的報導。從對撲火行動中風力突變、林火爆燃以及遇難人數等的介紹來看，救火人員的英勇行為已被烘託而出。還有隨後大量的緬懷與悼念救火英雄的文章，也在不斷提醒人們救火人員「撲火」的壯舉。
3.市民自發哀悼與致敬。這一活動的話語建構是有情感話語的融入的。「送別英雄」、「一路走好」等煽情字眼配之以悼念現場的照片，圖片裡昏黃的燈光渲染悲哀的氣氛與低沉的情緒，白紙黑字的「一路走好」赫然入目，無論在現場還是在微信文章裡均展示著沉痛，這樣的沉重情緒使讀者與當事人達成一定程度的共情，從而使大眾認同這樣的集體行為，進而上升到對悼念對象以及悼念對象所代表的整個群體的認同。主流媒體對市民悼念行為的報導與「宣稱」其實傳達了對此類行為的肯定，也對大眾起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作用。
（三）身份的建構：心系軍民的政府與人民英雄
關於「身份」建構的話語分析問題是：話語被用來促成了哪種或哪幾種身份的確定（即讓他人承認其有效性）？[39]這一部分的話語建構分析涉及事件進展、緬懷英雄兩類報導。這一事件中，主流媒體主要建構了兩種身份：心系軍民的政府與人民的守護者救火隊員。
1.心系軍民的政府。主流媒體建構負責任而可信賴的公僕身份的政府形象是毋庸置疑的，在此次事件中，則具體體現在「心系軍民」這一特徵之中。身份建構離不開具體社會情境，因而筆者發現身份建構隱藏於活動建構中，而主流媒體報導中的身份建構也符合Stryker對突顯的身份特徵之表述[40]——首先，角色實施跟附著於身份的角色期待具有一致性，政府的身份期待是「負責任的」、「有擔當的」、「公僕」與「後盾」等，誠如上文所述，火災發生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一系列積極舉措都指向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至上原則；表彰救火英雄、追悼烈士與安撫烈士家屬等報導也體現著政府對救火者的重視與關心，也即身份建構中政府的所作所為與它的角色期待是相一致的。其次，社會情景能夠賦予行動者實施某種身份，事件中政府的及時作為雖是本職工作，但火情危及、吞噬救火人員生命的情況實際上是賦予政府這種「穩定局勢」、「安撫人心」的身份的。最後，行動者有機會挑選出實施身份的社會情景，省長對烈士遺體的鞠躬其實就是一種「挑選」，畢竟，表達敬意、感謝與悼念的方式眾多，是行動實施者選擇了這一種。
2.人民英雄。「救火英雄」是此次事件中最無須宣稱與暗示的身份，從最初報導犧牲者數量的文章開始，這一身份就被廣泛認同。主流媒體對於救火隊員（尤其是烈士們）的身份建構其實採用了「平常化」的策略，人們已然承認他們是「英雄」，媒體則把烈士們「神」的一面擱置不談，通過展示他們生前的朋友圈、好友的回憶、乃至強調年齡等「人」的一面來使大眾悲痛的情緒更加強烈，主流媒體不主動「高聲」歌頌，而通過喚醒大眾的情感讓人們自發地認同他們的身份。Gee在《話語分析導論》中分析「真正的印第安人」概念，他指出「通過做事而成為真正的印第安人不是一個人自己能夠實現的，還需要其他人的參與。如果不適當地承認其他真正的印第安人，在通過做事而成為真正的印第安人的實踐中沒被其他人所承認，那他就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印第安人。」[41]報導中人們自發走上街頭為烈士「送行」，希望他們「一路走好」，如此舉動正是突出體現著Gee所謂的「對真正印第安人的承認」。
Tracy認為身份既是穩定的，又是動態的[42]，前者只需強調與突顯，後者則需要一定策略的建構。情感話語在這一事件中對身份建構起重要作用，主流媒體既建構了穩定的符合大眾預設的身份，也通過語用選擇建構了情境中的身份。
（四）關係的建構：「守護」與「被守護」，道德的二元對立
關於「關係」建構的話語分析問題是：話語要促成與他人（在場或不在場）之間的哪種或哪幾種關係？[43]這一部分的話語建構分析涉及緬懷英雄、科普與糾偏兩類報導。這一事件中，主流媒體主要建構了兩種關係：軍警與民眾守護與被守護的關係、少數人與多數人在道德上的二元對立關係。
1.許多文章在緬懷涼山大火中犧牲的救火人員的同時，致敬了廣大的軍警群體，如在民房救火墜樓的消防員犧牲時已然緊抱著自己營救的女孩、被洪水圍困的夫婦在放棄希望後仍被奮勇向前的消防員救起等描述，均傳遞了消防員群體「用生命守護生命」英雄之舉；另外，在許多緬懷與追悼的文章在講述救火英雄赴湯蹈火的英勇與悲壯後以「願逝者安息，生者堅強」等結尾，這時候並列出現的「逝者」與「生者」就有很強的指代意味，指代的正是烈士們與人民群眾，隱含著「英雄們為了人民的安全犧牲了，在他們守護下平安無事的人們要好好生活」這樣的意義，還有表意更加直觀的「哪有什麼歲月靜好，只不過是有人在替你負重前行」等表述，均指向了軍警與民眾守護與被守護的關係。「救」與「被救」、「生」與「死」、「守護」與「被守護」等關係其實都是情感話語的紐帶在維繫，這樣的話語建構實際上是一種教化，用「以情動人」的方式讓人們心懷感動與感激。
2. 少數人與多數人在道德上的二元對立關係。主流媒體在此次事件中最有力的輿論引導表現之一當屬糾偏與科普。涼山森林大火導致眾多救火人員犧牲的消息公開後，出現了類似「美國就是任由山火燒沒見死這麼多人」、「美國消防員更專業，所以不會遇到這種事」、「沒必要人工滅火」、「官員用消防員的生命換自己的政績」等言論，部分網友口誅筆伐，戾氣甚重，對此，主流媒體發表大量科普文章，用科學知識對網友的猜疑與聲討進行解答與闢謠，並以「不要讓這些無知的言論侮辱了英雄們的付出」對大眾進行勸服，「無知」與「侮辱」等字眼體現了主流媒體對少數網友的道德譴責，以英雄之死襯託少數人的戾氣與口無遮攔，喚醒多數人對造謠者的憤怒感與羞恥感，強化自證與闢謠效果。而某銀行免除涼山火災烈士信用卡未還清款項的海報則使該銀行被輿論職責「消費逝者」，主流媒體報導此事恰用大眾的憤怒來宣稱了道義。
（五）立場與策略的建構：樹立英雄
關於「立場與策略」建構的話語分析問題是：這段話交流的是關於社會產品的什麼觀點？（例如，交流了什麼？什麼被視為「正常的」「正確的」「好的」「對的」「適當的」「合適的」「有價值的」「事情的運作方法」「事情應該的運作方法」「地位高或低」「像我還是不像我」，等等。）[44]立場與策略的建構貫穿幾乎所有類型的報導。主流媒體在對涼山森林大火的一系列報導的主要策略是「樹立英雄」。
每次「天災」中的「人」都會使得整個事件的報導充滿了人情味，此事件尤甚。此次重大自然災害的主體本是「森林火災」，但從始至終輿論場的主要對象都是以犧牲消防員為主的救火人員，這和主流媒體的策略建構不無關係。關於事件進展的報導包括遇難救火人員人數、補發訃告（新增遇難救火人員）、對救火人員的表彰、烈士家屬慰問與安置、火災原因查明等，以犧牲人數之多襯託火災之嚴重，人們的注意力也因為對這一後果的震驚與恐懼傾斜到「死亡」與「生命」上來，少有人問責政府與聚焦事發原因（如「天災還是人禍」等猜想與討論十分少見）。關於緬懷與追悼救火人員的報導自然焦點全在救火人員尤其是犧牲的消防員身上，「英雄」形象在此時順理成章地被塑造與宣稱，強烈的惻隱之心、無限的哀思與感激等情感一併被喚醒且不斷強化，主流媒體在大篇幅煽情與謳歌中實現對大眾的教化：今天人民群眾的安全是軍警隊伍給的，是國家強有力的保衛者創造的。在科普與糾偏的文章中，主流媒體闢謠後仍不忘提醒大家不要以「無知」去「侮辱」英雄，「英雄」仍舊是引導偏頗的輿論一個強大的情感象徵符號，只要大多數人懷著對英雄們的敬意與感激的深情，關於此次事件中的種種謠言與不妥言論就很難興風作浪。其他關聯事件中主流媒體報導了各地市民對軍警的自發慰問，是在傳遞「英雄值得愛戴」、「人民熱愛英雄」的信息，強化與提升軍警群體正面形象。
在警示與教訓類報導中，強調了要關注森林火災，避免災難再次發生，然而是什麼災難呢？此前一系列的報導均指向了「眾多消防員犧牲」這一災難，火災造成的空氣汙染、植被的破壞、人民財產的損失等均在「英雄」的話語中被弱化；火災的原因是雷擊導致樹木自燃，眾多人員傷亡的原因是風向突變等，但非人力撲火技術的改進等卻沒有被討論；此外，烈士家屬與倖存人員的安撫與心理治療也十分關鍵，但也沒有被重點報導……在「樹立英雄」的策略下，許多值得思考與可作為的事物被弱化乃至遮蔽，情感處於理智之上，但無論如何，這場關於英雄的悲劇使得輿論場趨於統一與穩定。
（六）聯繫的建構：軍警與民眾，散布謠言與侮辱英雄
關於「聯繫」建構的話語分析問題是：這段話如何在事物之間建立或斷開聯繫？如何使事物彼此相關或不相關？[45]這一部分的話語建構分析涉及其他關聯事件、科普與糾偏兩類報導。主流媒體將軍警與民眾緊緊聯繫，將散布謠言、質疑政府與侮辱英雄相聯繫。
上文提及的媒體理性動員的方式——「表意」分為兩種，一種如前文「意義的建構」所述，是剖析單一事件的「就事論事」，而另一種則與下文「聯繫的建構」有關，有學者將其稱作「借題發揮」。[46]在事件的發展中，主流媒體逐漸突破「就事論事」的框架，通過聯繫的建構賦予其更深刻的意義。首先，從「特殊」到「一般」，將軍警與民眾緊緊聯繫。主流媒體在緬懷、歌頌救火人員的同時，將這樣的英勇行為普遍化至整個軍警群體。許多悼念文章中，「歲月靜好，是因為有人替你負重前行」這樣的表述不單指向該事件的當事人，更是上升到了軍人和警察這兩種職業。這一事件期間，關於其他城市的市民自發為消防員、警察等點外賣表達謝意等文章表現出「軍警受到愛戴與』報答』」等溫情，此類報導置於涼山森林大火事件的背景下，「軍民同心」、「警民同心」的建構效果極佳。此外，主流媒體在糾偏闢謠網民不妥言論與解答網民疑惑的科普文章中，將散布謠言與侮辱英雄劃了等號，而實際上，謠言與質疑指向的是政府等領導、指揮層，但將事物如此相聯繫，用人們對救火英雄的尊敬與感激之情構建了一個「道德正確」，起到了很好的輿論引導效果。
（七）符號系統與知識的建構
關於「符號系統與知識」建構的話語分析問題是：這段話是如何使某種符號系統佔優勢或不佔優勢，或者使獲取知識和信念或宣稱知識和信念的方式佔優勢或不佔優勢？[47]符號系統的建構貫穿幾乎所有類型的報導，知識的建構則集中於科普與糾偏類文章。
微信推送的一大特點就是集文字、圖片、聲音、視頻於一體，且排版靈活，包容多種文體與風格，主流媒體可藉助不同符號的優勢進行勸服與引導。例如相比於偏向「理性」的文字符號，圖片與聲畫系統更訴諸「感性」，它們帶來的感官刺激更加直觀形象，在調動情緒與喚醒情感的過程中有著文字系統難以企及的話語優勢。例如，森林持續著火的影像在傳遞險情的同時訴諸了「震驚」，送別烈士遺體的照片與視頻本身傳遞著悲傷與痛苦的感情等等。除此之外，文字符號本身也藉由字體、字號與顏色來傳遞信息的重要程度，例如央視新聞在2019年4月2日的推送《再也回不來的兄弟，想你……》中，「……與電影裡的世界末日別無兩樣」、「但我們沒有一個人放棄，武警森林部隊無論在多危險的火場上都沒有出現過逃兵。戰友們在驚心動魄的大火現場，沒有驚天動地的豐功偉績，卻經常承受著驚天動地的危險，還有家人的擔心。」等文字被加粗了字體，凸顯的是武警森林部隊撲火作業的險境、是他們的堅持的勇敢與堅守的不易；還有文末的抒情語句，如「清明將至/除了祭奠先烈/我們也不會忘了那些/和平時代奮不顧身的/當代英雄們」、「願逝者安息/生者堅強」等，被加粗著色的文字「不會忘」、「奮不顧身」、「當代英雄」、「逝者安息」等語句格外醒目，起到強烈抒情與強調的效果。上述六項話語建構皆通過符號系統的建構被不同程度地強調與表現出來。
此事件中對知識的建構體現在一系列的專業科普與闢謠的文章中。主流媒體推出的相關文章中運用了舉例子、列數字、對比等方法，以科學的方式告訴人們「山火不應該放任它燒完不管」、「美國人是並非放任山火自己燒完不管，且美國山火同樣導致死傷慘重」、「並非美國消防員更專業，他們也遭遇過類似災情」、「山火難滅的根本原因在於風」、「什麼是爆燃、造成爆燃的原因及其危害」、「雷擊火出現的原因」等事實與知識。既回應了網友的疑問，也用事實與科學知識對造謠者進行有力反擊，同時彰顯政府尊重與重視科學以及應對重大自然災害時處事的穩妥。
四、總結與反思
上述主流媒體在此次事件中所有的建構任務共同組成了一個相互關聯的網絡系統。Gee認為，七個任務的話語建構是具有自反性的，也就是說，每一個被建構的任務同時給其他部分賦予了意義，並同時從其他建構任務中獲得意義。[48]在關於事件進展的報導中，通過標題中前置的直接表示情感的詞以及傷亡的救火隊員人數來吸引人們注意力，在正文中運用現場視頻、圖像等（建構符號系統）體現現場危急程度，喚起人們對突發自然災害的恐懼（意義建構），政府的指揮、部署與作為貫穿一系列關於事件進展的報導（活動建構、身份建構），及時應急救災、事後表彰烈士慰問家屬等（關係建構），主流媒體以報導對救火人員遺體的尋找、對烈士的哀悼與生還者的安置等進展為主，救火人員成為這一類型報導的主體（策略建構）。關於緬懷英雄的文章報導主體顯然是「英雄」（策略、身份建構），大量的朋友圈截圖、烈士遺像、遺體告別現場等圖像與視頻傳遞出強烈的悲痛情緒（符號系統建構），反反覆覆提醒人們他們為何犧牲、為誰犧牲（意義、活動、關係建構）。關於科普與糾偏的文章充滿大量關於山火與滅火的知識普及與答疑（知識建構），最主要的目的在於穩定輿論場，通過將散布謠言與侮辱英雄劃等號（聯繫建構）來平息質疑與錯誤言論，「英雄」話語是其中潛在的助推劑（策略建構）。警示與教訓類報導主要傳遞了反思災情、重視自然災害等意義（意義建構）。最後，其他相關聯事件將對救火隊員讚美普遍化至整個軍警群體（聯繫建構），通過報導市民對廣大軍警的感激來凸顯軍警群體的可敬（策略、關係建構）。七項任務的建構過程就是「英雄」的建構過程，以救火人員為主的「英雄的建構」成為主流媒體呈現整個事件的中心話語。
「英雄」的建構需要很強的情感支撐，犧牲的英雄角色建立在人們悲情、心痛、敬佩與感激等情感之上，以「英雄」話語為建構策略，就註定離不開情感話語。而情感話語背後是意識形態的運作，有學者稱之為「情感政治化」或「政治的情感化」[49]。黃旦與錢進將上述「建構『英雄』話語」的策略概括為「媒體不斷報導領導人親臨一線慰問的身影和戰士與人民前線奮戰的英雄事跡，把天災人禍轉化為『波瀾壯闊、感天動地的抗震救災鬥爭』。因災難帶來的悲傷、失望情緒旋即轉化為鼓舞、激勵和積極行動」。[50]回顧主流媒體在建構上述七個任務時所運用的情感邏輯，一方面，主流媒體將涼山森林大火這一自然災害事件描述為「救火英雄犧牲」的悲劇，英雄的犧牲是社會的悲劇，這就將事件情感化與集體化；另一方面，在這樣的情感基調下，質疑救火人員的專業水平、質疑政府的指揮、質疑救火的必要性都是在侮辱英雄之死，就是傷害了英雄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感情，這是用集體道德來鉗制輿論。情感話語成為主流媒體引導輿論的重要工具與策略，背後是意識形態運作，而整體輿論場的穩定則體現了輿論引導的成功。
分析至此，我們需承認話語分析在輿論引導的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此次事件中主流媒體的話語建構用情感主義路徑凸顯了英雄事跡，火災造成的空氣汙染、植被的破壞、人民財產的損失等事實被弱化了；有討論價值的非人力撲火技術改進、烈士家屬與倖存人員的安撫與心理治療等也處於輿論邊緣，情感處於理智之上，我們看到的是輿論場趨於統一與穩定，而許多值得思考與可作為的事物被弱化乃至遮蔽。這是宏觀的輿論研究所無法到達的層面，正因為話語分析足夠細緻與深入，輿論引導的策略才得以具象地呈現出來，或許可為進一步乃至其他事件的輿論引導提供策略與思路。
雖然話語分析相較於輿論研究的特點在於微觀與深入，但也正因如此，研究假設也只能針對部分語料[51]，主流媒體在突發事件中的輿論引導策略能否從涼山森林大火這一特殊事件借鑑到一般化的重大自然災害事件中，這是本文無法回答的。此外，新媒體環境下，輿論場變更速度之快也使得慢工出細活的話語分析無法實時跟進，因而本文具有時間上的滯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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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揚、趙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