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3年，
耶穌會士利瑪竇與羅明堅
在中國建立了天主教第一所教堂，
拉開了近代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帷幕。
對於傳教士而言，
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是第一要務。
從整個16至19世紀300年的歷史來看，
傳教士是漢語學習與研究的主力軍，
推動了中西思想交流。
中國話：從讓人頭疼的「鳥語」到日臻全面的語音研究
學會漢語發音讓傳教士們頗為頭疼，他們認為漢語發音需要「鳥」的唇舌，在歐洲甚至產生了中國人需要隨身攜帶板子寫字交流的「傳說」。
為解決語音學習的問題，傳教士們採用了漢字拉丁字母注音方案。羅明堅與利瑪竇共同編寫的《葡漢辭典》就是採用拉丁字母拼讀漢字的最早嘗試。
不過，這套系統有一大缺陷，即沒有標註漢語聲調和氣音狀況。後來，利瑪竇在郭居靜神父等人的幫助下，參照樂譜音階確定了漢字音調，選用了拉丁語中「－」「^」「ˋ」「ˊ」「ˇ」五種符號分別表示清平、濁平、上聲、去聲和入聲，同時選用C作為送氣音符號。
這套更成熟的注音方案在《西字奇蹟》使用並得以推廣。金尼閣1626年所著《西儒耳目資》中的注音方案也得到傳教士們的認可和支持。
進入19世紀，隨著歐洲語言學的影響，西人對漢語中較為特殊的一些語音及其發音方式的研究也有所發展。例如，舌尖前元音與舌尖後元音的區分就是一個從無到有、逐步清晰的過程。語音分析的準確性在提高，認識在加深，漢語官話的音系架構也日趨完善。
可以說，這3個世紀中，傳教士們對漢語口語的評價從最初的抱怨連篇逐步走向科學理智。雖然可能難以擺脫對漢語口語的刻板印象，但是傳教士們仍在試圖以相對客觀的方式對語音進行描寫。
隨著漢語研究的深入和語言學等學科的發展，西人的漢語拉丁字母注音方案日臻完善。這些語音文獻為漢語語音的歷時研究提供了素材，也為漢語研究的現代化提供了參考。
利瑪竇《園容較義》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神秘的漢字：從「神的旨意」到詞源根字的探尋
和漢語口語的情況類似，西方人最初對漢字也抱有較為負面的評價。其主要原因是漢字不具有表音性，傳教士們需要記憶大量的字符才能初步具備漢語的讀寫能力。
雖然傳教士們在學習漢字上有諸多抱怨進而產生一些偏見，但不可否認，他們也把漢字的相關知識帶到了歐洲。
曾德昭曾率先指出中國語言極其古老，可能是巴別塔72語言之一，更為接近上帝的思想。在解釋漢字的象徵義、構建世界觀時，一些傳教士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
18世紀的索隱派就是典型代表。以白晉、馬若瑟為代表的索隱派傳教士尤其對《易經》之類的典籍感興趣，他們對中國古代經典神秘意義的解讀和對漢字的分析相輔相成。在基本筆畫和字形的基礎上，他們對其他的漢字各個部分進行解構、分析、系聯，搭建出一套漢字的解讀方式。
例如，馬若瑟曾在《中國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義痕跡》一文中多次提到有關「羊」的例子。「羔羊」（sheep）在基督教中一直被視為基督耶穌的象徵。
馬若瑟在談到《詩經·大雅·生民》中周始祖后稷之母姜嫄之名時，就指出「姜」中的「羊」即為神之羔羊基督耶穌，「姜」字表耶穌由她孕育，而「嫄」字表其童貞之源。
在分析「善」的異體字「譱」字時，馬若瑟認為它是「言羊」和「羊言」組合，可以解釋為談論羔羊（「言羊」）和羔羊說的話（「羊言」）都是好的。
索隱派也受到了西方人的抨擊，到19世紀後逐漸式微。不過，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推動下，詞源學發展勢頭不減，西方傳教士和學者對漢字意義的探索也並未就此終止，而是進入了音形義的新階段。
衛匡國《中國文法》的出版，將漢字214部首介紹給西方人。受其影響，西方人認為這214個字如同西方語言學構詞法中的「詞根」，只要了解了這些「字根」的基本意義，就可以理解由其構成的複合字的意義。
這樣的分析法，可以幫助記憶漢字，但並不能很好地解釋漢字。比如「線」字，由「絲」和「泉」構成，但在意義上卻難以像印歐語中那樣直接由「絲」和「泉」兩個字根疊加得以解釋。
西方人在學習的過程中也發現了這一問題，他們認識到複雜的漢字的確是由簡單的漢字或部件組合而成，但是漢字中最重要的表意的部件並不是部首。
19世紀英國傳教士馬士曼的《中國言法》提出了漢字中根字（primitive）、構字部件（formatives）和派生字（derivatives）的觀點。他指出，部首僅是根字中的一個部分，同一字根派生出的新字與根字之間的關係是字音相近、部首不同。
這一問題的發現，促進了19世紀中後期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對漢字音形義關係的積極探討。他們開始注意到構字部件的表音功能，從而進一步推導出語音相同相近漢字在意義上和語源上的關聯性。
漢語語法：從削足適履到求同存異
歐洲的語法研究起步較早，16世紀時傳統的拉丁語法已經相當成熟。相比之下，中國雖有《爾雅》《方言》《說文解字》《釋名》等漢語言研究的專著，但較側重於語義與音韻，對漢語詞法與句法的系統性研究較少。就連grammar一詞的對譯詞「文法」也是清末從日語中借來的。
進入19世紀，隨著歐洲漢學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傳教士和專業學者投身於漢語的語法研究中。法國漢學家雷慕莎的《漢文啟蒙》在詞類劃分的基礎上，探討了一些句法規則，並指出漢語的語法不能用西方傳統的拉丁語法去生搬硬套。
在傳教士方面，馬禮遜的《通用漢言之法》其系統性比之前的語法專著更強，但主要內容還是集中在詞法上，句法部分只歸納了九條規則，僅佔五頁篇幅。
馬士曼的《中國言法》在漢語語法本體研究上，也是由八大詞類入手著重討論詞法，對句法的討論較為簡單，甚至有時句法與詞法的界限並不清晰，將許多構詞法放入了句法部分。
艾約瑟的《中國官話語法》在前人基礎上有所進步。除詞法外，他對漢語句法規則的考察也頗為詳細，這是此前西方人研究中所少見的。
整體看來，16至19世紀西方人所構築的漢語語法體系自始至終都有著「拉丁化」的烙印。不過，隨著認識的加深，他們也敏銳地認識到了中西語言差異。
例如萬濟國提出「詞無定類」的思想，後被《馬氏文通》所吸收。馬若瑟則是脫離了拉丁語法研究的範式。漢語中的虛詞、語序等問題也逐漸進入到研究視野中。
漢語語法的研究開始從「削足適履」式的套用慢慢走向「求同存異」式的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