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杜道生先生的文字學觀
——寫在先生期頤壽慶之際
1985年初夏入川參加碩士研究生複試，我認識了杜道生先生，當年仲秋入學就開始聽杜先生的文字學課。杜先生的課程內容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漢文字學常識》，以《說文解字》為主要教材，講述《說文》和漢字形音義的內容；一部分是《說文解字》段注，以闡發段注的義例為主要內容，兼採他家之說，折衷評述。杜先生是樂山人，樂山話與成都話的差別很大，還保留入聲。一開始我聽課很吃力，儘管每次都坐在第一排，與先生只隔著一張課桌（當時川師研究生教室沒有現在大學那種居高臨下的講臺，老師和學生平起平坐，使用的是同樣的課桌），而且全神貫注，但是仍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聽不明白，甚至先生直呼我的姓名讓我用家鄉方言印證他的講課內容我都直愣愣不知道是在招呼誰。但是杜先生的課卻是我收穫最大的課程之一，原因有三：一是先生編寫了系統的講義，工楷墨書，每個學生都有掃描油印件，這就為課前預習課後溫習提供了最好的條件；二是我的同學大多是四川人，先生臨場闡發的、補充的，我沒有聽明白而漏記的，借用同學的課堂筆記都能補充完整；三是先生就住在中文系辦公樓，研究生宿舍與之相距也就一兩百米，除了體息時間，什麼時候都能在中文系樓上找到先生請教，不是在二層的宿舍裡，就是在三層的資料室。
今年正值先生期頤大壽，川師舉辦專門的學術活動為先生慶壽，為先生增壽。接到通知我立即想到的是，應該藉此機會寫篇文章。杜先生關於漢字和漢字研究有非常豐富的思想，試圖在一篇文章裡完整而又系統地進行闡發，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這篇文章只能就我所理解的，對我影響最大的，撮要淺談，故題曰《簡述杜道生先生的文字學觀》，向同學們和專家們請教，也算是我這個老學生25年後向杜先生交出的一份作業。
杜先生關於漢字本體的重要觀點，散見在他的講義中，內容非常豐富，全面梳理、概括、總結，需要假以時日。《人類心靈的幾何學》2是一篇具有重要影響的論文，是杜先生見諸公開報刊的不多的幾篇文字學論文之一。
關於漢字與漢語的關係，杜先生有著十分科學的認識。杜先生認為，「作為語言的書寫符號的確立，一開始就擔負了表達語言的『詞』的任務」，「語言的發展，推動文字的發展，漢字的發展和壯大，總是以漢語為中心。當漢字作為漢語書寫符號出現的時候，它既以形體表示讀音，又以形體表示意義」。
杜先生認為，透過《說文》部首還能夠窺測到人類智慧發展的消息。他說：「勞動人民在觀察理解客觀事物的基礎上，創造文字，而且作過歸納，作過概括」，「按照人類智慧發展的程序，最早出現的文字，應該是些大共名或者大別名」，《說文》部首的說解就能提供這類信息，比如「鳥」是「長尾禽總名」，「艸」是「百卉」，「川」是「貫穿通流水」，「可以說，許慎的建立部首，有意於對事物進行綜合和分類」，「《說文》的許多大部，都是族類的代表」。
關於漢字特點，杜先生最有影響的觀點是：漢字是人類心靈的幾何學。
杜先生的這一重要觀點是在李約瑟博士的啟發下提出來的。李約瑟博士認為漢字具有「數學」素質，但是他雖提出了這一命題，並沒有進行具體分析和科學論證。李約瑟博士的原話是：「在中國的文字中，一個字的發音和它的書寫方式是沒有關係的。事實上，寫出來的文字的意義是固定的，不管講什麼方言的人都明白它的意義，但他們發出來的音可以完全不同，彼此無法聽懂，就是這種語言中的『數學』素質使公元十四世紀早期的波斯人深為感動，後來又引起像萊布尼茨這樣的十八世紀歐洲學者的注意，也許還推動了歐洲數學邏輯的發展……」3
基於對漢字的系統研究、對中華文明的深刻把握，杜先生對李約瑟所提出的「數學」素質做出了具體解釋，並創造性地提出了「漢字是人類心靈的幾何學」這樣的論斷。杜先生認為，李約瑟博士所說的「數學」素質，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漢字本身具有幾何學的素質。換言之，即漢字具有用圖形、符號表示概念的素質」。「概言之，就是人們把心靈對於客觀事物感受用圖形、符號表達出來，描繪出來。『字為心畫』的說法就源於此，這也是我所理解的漢字最根本的素質」。「歐幾裡得幾何是研究物體形狀、大小和位置相互關係的科學，它以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圖形表達事物之間的關係。而漢字與之相較，則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漢字最大的特點，是把人們心靈對客觀事物的感受，用圖形、符號的方式表達和描繪出來，所以我們盡可以把它視為人們『心靈的幾何學』」。
杜先生不僅就李約瑟博士的命題提出了科學解釋，提出新的論斷，而且從人類的本質特徵上揭示了圖形、符號的性質。他認為，人類把心靈的感受表達出來的方式有三種，即動作、聲音以及圖形和符號，而「創造符號並使用符號也是人類最本質的特徵之一」，漢字的「超方言」性質和「超時間」性質，都是由它的「心靈幾何學」的性質所決定的。高本漢曾經提出：「將來果有世界語之創立，當以中國語文之研究為基礎。」4李澄波也認為：「統一全球非中國文字不為功。」5中外學者所提出的類似觀點，杜先生深表贊同。他認為，人類「經常陷於民族仇恨，領土紛爭之中」，「究其根本，則語言不通，互不理解，為一重要因素」，因此，「世界上倘若有建立共同文字的規劃和理想」，那麼最適合的就是「根據人們共同心靈感受而造成的中國文字」。
文章的最後還指出了外國朋友學習漢字的有效途徑，這是來自一位漢字學大家的意見，極富學術眼光，如果能夠結合對外漢字教學實踐來認真研究它，也許因此而能夠找到破解對外漢字教學難題的重要方法。
關於漢字研究的重要觀點，杜先生的講義中有兩種體現方式，一種是講義內容的安排，一種是直接的表達。
杜先生認為學習、研究漢字，必須研讀《說文解字》，還要兼習古文字，這是十分通達而且科學的。杜先生的《漢字學常識》列有四章，即《說文解字敘》、六書補例、《說文解字》在編寫上的創建、甲骨文金文述略。這樣的內容編排，體現了杜先生的漢字研究觀。
關於《說文解字敘》，杜先生除了對正文進行分段並逐句標點之外，主要採用傳統講疏形式：隨文夾注，徵引有助於理解敘文字句的文獻，對生僻字詞作簡明註解；每段正文之後撰寫的內容有三層，一是概括段意，二是用現代文譯述，三是扼要提示。比如從「敘曰」開始至「靡有同焉」為第一段，此段後首先概括曰：「以上文字原始」；接著譯述；最後提示曰：「講述文字起源，援引史實，建立發展進化的觀點。重視語言文字之社會性。」杜先生的重要見解，主要體現在提示部分。
杜先生特別重視「六書」，而講「六書」則尊崇戴震、段玉裁。杜先生採用戴震的四體二用說，認為「《漢書·藝文志》說『六書』是造字之本，這是不夠全面的說法」；杜先生編寫《六書補例》一章的目的是，讓同學們「多觀察一些例證，把分析的方法熟悉起來」。
關於《說文》在編寫上的創建，杜先生認為主要體現在下述幾方面。字體的選擇，在史籀大篆、小篆、古文、鼎彝銘文諸多文字材料面前，合理地選擇了小篆，兼顧「古籀」，並指出，所謂『古文』，「乃漢人之『壁中書』之專稱，非泛指古代之文字」。體例的組織，「特別表現在他的分析字形，創建部首，以五百四十部，統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的分部工作方面」，「按照形體去整飭部勒漢字」，「提綱掣領，執簡御繁」，「是切合漢字特點的」。
關於《說文》部首，杜先生有詳盡的討論。關於部首的次第，南唐徐鍇只根據意義的聯屬，清代段玉裁則著重形體的聯屬，杜先生認為「兩家各執一端，都不完全切合實際」，「《說文》的部居次第，是據形據義聯繫安排的」。雖然部首都是字，但並非什麼字都能充當部首。杜先生認為只有同時具備形符、義符、類符這三種特點，「部首的意義方能完足，部首的作用才更顯著」，並具體分析了部首的作用，和充當部首的理由。
在《甲骨文金文述略》一節，杜先生簡述了甲骨的發現與甲骨文、鼎彝的出現與鼎彝銘文，介紹了甲骨文、金文的結構知識等，並特別指出了甲骨文字、金文對文字學的影響。杜先生認為，「甲骨文字出現以後，首先影響到『文字學』的研究」，一是「『文字學』上之原則研究（文字產生的社會性，文字發展之漸變性）」，二是「文字本身之字原研究」。杜先生認為，「真的把金文的研究用到文字學上，是在清朝乾嘉以後」，用沈兼士的話說，就是「乾嘉以來定一尊於《說文》之學風於焉丕變」。6
在講義的不少地方，都能見到杜先生關於漢字研究的精彩觀點。下面僅從《說文解字敘》的注語中按自然順序檢索，就能摘要如下，可見一斑。「黃帝之史倉頡」下注語云：「關於八卦及倉頡造字之說，在今天應該批判地認識。」述周至西漢文字源流一段文字的譯述之後提示云：要「注意籀文（大篆）與小篆關係，小篆與隸書關係。」「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下注語云：「許君以為，音生於義，義著於形；聖人之造字，有義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學者之識字，必審形以知音，審音以知義。」「爰明以喻」下注語云：「許君之書，以字部首為經，而物類緯之也。誼兼字義、字形、字音而言……一字必兼三者，必互相求，萬字皆兼三者，萬字必以三者彼此交錯互求。」
關於漢字的起源和發展。杜先生認為，許慎在敘文中承襲「八卦及倉頡造字之說，在今天應該批判地認識」，但是他「援引史實，建立發展變化的觀點」，則應該得到肯定，說明他「重視語言文字之社會性」。杜先生認為，「勞動人民創造文字，使用文字，愛護文字，而且不斷地改造文字，使得文字更豐富完美，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漢字的發展是有規律的。杜先生認為，「由於文字記錄語言之功能，必然是走向『密切表音』，此所以形聲之字日益增加；由於施展交際交流思想之作用，必然是走向『書寫便易』，此所以形體簡化日益顯現」。
漢字是不斷發展的，並且「遠在三千年前已經發展壯大」。隨著漢字的增多，漢字教學、漢字研究事業也發展起來。為教人識字而編纂識字課本，編纂識字課本的人或者是「朝廷顯官」，或者是「文史大家」，所以這些識字課本不僅在漢字傳承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為漢字研究奠定了基礎，《說文解字》的編寫離不開這些重要基礎。基於這樣的認識，杜先生講解《說文解字》在編寫上的創建，首先詳盡地評介了《說文解字》以前的字書。
與漢字發展觀念相應的是，杜先生主張今人的研究要強調繼承。杜先生在《略談字典編撰的歷史繼承》7一文中有比較集中的論述。杜先生以字典收字和根據字書編字書這兩個問題為例進行了討論。杜先生指出：「歷史的繼承對語言文字來說更具有重要意義，歷代字典詞書的編撰對此都給予了充分的重視。」繼承不是消極的，而應該是積極的。杜先生把歷代字典詞書的收字原則概括為四句話：「作好歷史的繼承（存古），促進書寫的規範（正字），進行不斷的補充（拾遺），切合實際的使用（利今）。」杜先生明確表示：「根據字書編字書這個說法，個人比較相信。」因為「它深含歷史繼承的意義，又不是簡單的照搬，機械的錄用，而是有所借鑑，吸收其精華，剔除其糟粕，糾正其訛誤。」並舉出歷代代表性字典詞書為證，指出《說文解字》《切韻》《字彙》《正字通》《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漢語大字典》等無不如此。
在強調繼承的同時，杜先生十分注重今人研究的創新。杜先生的《「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的探索》8一文堪稱創新的代表作。杜先生提出，《說文敘》中所說的「結繩」應該理解為「締結盟約」，而不是實物紀事，這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創新見解。杜先生從兩個方面進行了有力的論證。一方面，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說，「遊牧社會人類已經知道使用符號來表示宇宙現象，這就是易八卦」，在進步到農業社會時不可能「反而退到實物紀事而使用『結繩』」；「結繩」是「為治」，是要「統其事」，簡單的實物承擔不了這樣的任務。另一方面，從文獻詞義發展的事實來看，「結繩」這個詞語的意義確實經歷了從指實物紀事發展到指締結盟約；《易·繫辭下》說「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又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杜先生認為，「『結繩』一語，在這兩節的敘述裡，字面相同，而表達的意義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說文敘》裡的「結繩」義同後者；其次，用「繩」來解釋「約」，古書上例子不少，《老子》27章「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句中「繩約」為聯合結構作賓語即為典型例證。「結繩」這一個詞語，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表達了不同的內容，轉為「締結盟約」是客觀史實。
杜先生極為推崇段玉裁的觀點，認為六書的根本性質是「文字聲音義理之總匯」。《說文解字敘》「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下注語引段玉裁云：「六書者，文字聲音義理之總匯也。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而字形盡於此矣；字各有音，而聲音盡於此矣。有轉注假借，而字義盡於此矣。異字同義曰轉注，異義同字曰假借。有轉注而百字可一義也，有假借而一字可數義焉。」
杜先生對漢字結構洞察無遺，因此能夠對「六書」做出科學、細緻的辨析。《說文解字敘》「指事」下注語云：「指事之別於象形者，『形』謂一物，『事』賅眾物，專博斯分……學者知此，可以得指事象形之分矣。」「象形」下注語云：「有獨體之象形，有合體之象形。獨體如日、月、水、火是也。合體者，從某而又象其形，如『眉』……『算』……『疇』……是也。獨體之象形，則成字，可讀;軵於從某者，不成字，不可讀。此等字半會意半象形，一字中兼有二者。會意則兩體皆成字，故與此別。」在《指事補例》序言中云：「象形是按照實物用畫畫兒的辦法來表達，指事是用符號表示抽象的概念……指事是一種『借象表意』的文字，與象形之『以象表物』不同，因為它表的是意形而不是物形，所以造字的時候應該力求顯明，使人易於體會它的意思。」該節補例後云：「象形和指事的區別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一）就形象來說，兩者都是表形的，不同的地方在於象形是寫實的，指事是寫意的；（二）就所指來說，象形是專指，指事是泛指。」在《會意補例》後云：「會意字和指事字的區別，在於會意字是由兩個以上的字組合而成的，而指事字的組成部分決不會都是字。」《說文解字敘》「形聲」下注語云：「其別於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獨體，形聲合體。其別於會意者，會意合體主義，形聲合體主聲。」「轉注」下注語云：「轉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者也。數字同義，則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假借」下注語云：「假借者，古文初作，而文不備，乃以同聲為同義。轉注專主義，猶會意也；假借兼主聲，猶形聲也。」
杜先生對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這四類還作了進一步區分：象形再分為純象形（如「日」）、合體象形（如「眉」）和變體象形（如「屍」）三種;指事再分為純指事(如「丩」)和合體指事（如「畺」）二種;會意再分為純會意（如「從」）、會意兼象形（如「牢」）和會意兼指事（如「舂」）三種;形聲字依據聲旁分為兩種，即聲旁兼表意義的（如「論」）和聲旁不表意義的（如「江」），還指出兩種變例，即省聲字（如「哭」）和亦聲字（如「春」）。
杜先生對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極為重視，當年給我們講授過兩個專題，一是段注論六書，一是段注義例。
杜先生認為「段君注《說文》之六書，有其特殊見解」，並概括為六點，即：六書賅括漢字之形音義；不信六書為倉頡造字六法；六書有四體二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是造字而轉注假借是訓詁；以異字同義說轉注，以異義同字說假借。杜先生認為：「明此條例，貫串全書。」
杜先生對段注所論六書精髓一一揭示，深中肯紊。比如其揭段注論指事要點有四：「一、指事具抽象之符號性；二、『事』非具體之物，所賅者廣；三、『事』之有形成象者，或混於象形；四、指事為獨體，或就圖象而增加符號，亦不應與合體之會意混。」比如其揭段注論象形云：「段註解釋象形，與各家比較一致，總立獨體、合體兩類。特別指出合體之象形部分，不能獨立成字，不能講出意義來比附另一形體，明此區分合體象形字與會意字。」比如其評段注對形聲字的註解云：「段注《說文》，對形聲字之處理，對古今字音變化之研究，確有超越他家之成績。」
杜先生自1934年從沈兼士研習《說文》即開始點閱段注，1979年掃描油印其墨書《段注說文解字所發義例輯略》時記云：「段注所發之義例，就書上標出記號，即在另冊抄錄。四十五年以來，通讀段注五遍，此稿即經四次翻查，四次鈔錄。舊稿幸皆保存，偶爾取出對照，則又有所刪削，有所歸併，有所增補……舉此稿交付刻出油印，餘將隨從同人，又一次通讀段注，更加以訂補。」由此可見，杜先生於段注之重視和用力之勤。
杜先生所輯段注義例凡519條，1982年再次掃描油印時把所編《分類檢閱表》冠於卷前，據此可得所輯段注義例凡34類，即：本字本義、古今字、方言俗字、部首、六書、訓解、引申假借、引經傳、傳注字書不同、訓詁考源流得失、音韻、當為讀為讀如、省聲、古有以聲不以義者、古傳注多不言名、從某為某之屬、合二字成文、附見之例難定或體正體、析言渾言、復字、言許書之義例、稱一曰例、言今、言所以、言詞言意、言某之言某、言猶、古書也皃二字多互訛、或因形近相借、地名、糾許、訂徐、改動、山海經有出於漢人者。
杜先生在《分類檢閱表》之前言曰：「此為讀注摘錄，主觀綴集，未投鑽研之功夫，只有抄寫之瑣事。」事實並非如此，先生所輯義例，正如《漢語大字典》編寫組同人所言：「可以幫助通讀許書，掌握段注精要。」（杜先生1979年後記述）授人以漁，功莫大焉，先生卻如此謙遜，每讀此言，都感慨萬千。
杜先生《題黃岡東坡赤壁》第一首云：「世仰眉山秀，東坡樹此堂。連篇賦赤壁，再閏守黃岡。鄉夢岷峨遠，歸途江漢長。浮雲等富貴，不朽是文章。」9「浮雲等富貴，不朽是文章」，這正是杜先生心中的價值觀，也是先生崇高精神境界的真實寫照！
2011年10月12日星期三夜
於清華園東鄰之潛齋
1.作者簡介：華學誠，1957年生。北京語言大學教授，語言學博士。
2.1982年11月23日《華僑日報》文史雙周刊廿四期。先生在講義中補記云：「本文原題《關於漢字『數學』素質的擬測》，初稿於1980年暑假，1982年5月曾在四川省語言學會首屆年會提出報告。」本文所據，是杜先生的講義《漢文字學常識·漢文字學進修資料輯略》附錄，157一161頁。
3.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第一分冊，71頁。轉引自杜先生講義。
4.高本漢（1889-1978），瑞典漢學家。杜先生所引高氏語，見《中文大字典·序》二頁所載。轉引自杜先生講義。
5.李澄波(1872一1961)，字天根，精通歷史與考古，成都歷史文化名人。杜先生所引李氏語，見於李澄波所著《中西文字異同考》。轉引自杜先生講義。
6.沈兼士《金文編序五》，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後輯之「序跋類」。轉引自杜先生講義。
7.文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
8.文載《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1期。
9.四川省詩書畫院編《岷峨詩稿》第三十六期第23頁《題黃岡東坡赤壁（二首）》。
原文刊載於《語言歷史論叢》第五輯，2012年。感謝華學誠教授授權發表，引用請核對原文。
華學誠，男，漢族，江蘇興化人,1957年8月出生，文學博士。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博士研究生導師。
現任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兼執行主任、北京語言大學文獻語言學研究所所長、北京語言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語言大學人文社科學部學術委員會主任、《文獻語言學》主編。兼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北京師範大學《勵耘語言學刊》、華中科技大學《語言研究》等學術刊物編委。
主要研究方向為訓詁與歷史詞彙、古代語言學文獻、漢語方言學史等，已出版《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揚雄方言校釋匯證》《揚雄方言校釋論稿》等專著8部，主編教材一套8種、學術研究叢書一套8種，參編教材、工具書多種，發表論文80餘篇。
本世紀以來先後獲得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第十二屆王力語言學獎一等獎、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等重要省部級以上獎項6項；承擔北京市、教育部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等省部級以上課題6項，2016年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攻關項目《中國古代方言學文獻集成》。
安身立命·敬業樂群
四川師範大學中華傳統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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