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所謂新教育有許多對不起青年與國家的地方。自國難一天比一天的嚴重，而此種對不起之處才一天比一天的無可掩飾，至最近且到一完全暴露的地步。這種對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話總括起來說：教育沒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個「人」，做一個「士」。
近代中國的教育沒有能跳出三個範圍：一是公民、平民或義務教育，二是職業或技能教育，三是專家或人才教育。這三種教育和做人之道都離得很遠。
第一種目的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過是識幾個字，教大眾會看簡單的宣傳文字；說得最好聽，也無非教人取得相當的所謂「社會化」，至於在「社會化」以前或「社會化」之際，個人應該有些什麼修養上的準備，便在不議不論之列。
第二種教育的目的顯而易見是專教人學些吃飯本領；繩以「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原則，這種教育本是無可厚非的。但至少那一點「榮辱」的道理應當和吃飯的智能同時灌輸到受教育的腦經裡去，否則，在生產薄弱，物力凋敝的今日，也無非是教「不奪不饜」的風氣變本加厲而已。
第三種所謂人才教育最聳人聽聞，其實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專家教育以至於文官教育，和做人做士的目的全不相干：弄得不好，造成的人才也許連專家都當不了，文官都考不上。每年畢業的好幾千的大學生不就是這樣麼？
1941年清華大學校慶時領導合影。右起：葉企孫，馮友蘭，吳有訓，梅貽琦，陳岱孫，潘光旦，施嘉煬。
什麼是士的教育？理智的：「推十合一」
情志的：
在平時——「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處為難——「見危授命」，「可殺不可辱」
《說文》在士字下引孔子的話說，「推十合一為士」。讀書人最怕兩種毛病，因為是最不容易避免：一是泛濫無歸，二是執一不化。
梁任公先生某次評閱學生的卷子，在評語裡自承為一個「泛濫無歸」者，這在梁先生也許是一種自謙之詞，但這一類的讀書人目前正滔滔皆是。泛濫無歸的人患在推十之後，不能合一；執一不化的人，患在未嘗推十，早就合一，這裡所謂合一的合字，實際上是不適用的，因為其間並沒有多少可合的內容。
士的教育也著重情緒和意志的培養。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是所以備平時。說「士見危授命」「士可殺不可辱」是所以備危難。以生命做一種理想的擁護者，是士的最後也最有力的一隻棋子。而其所以能如此，則端賴平時的培養工夫。
所謂弘，指的就是情緒的培植；用情有對象，這對象是惟恐其太渺小，太零星。所謂毅，指的是意志的訓練，持志有方法，這方法是惟恐其太散漫，太不能持久。張橫渠所謂「不已聞見梏其心」，是弘。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是毅。
用今日流行的語氣來說，前者是有度量，有氣魄，後者是能沉著，能撐得住氣。久已成為口頭禪的仁義二字，其實所指也無非這兩層意思。朱子有兩句話說得很好：「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嚴肅時即是毅，未收斂時即是弘。弘毅之至，一個人才敢希望於必要時走成仁取義的一步。
實踐士的教育，須要兩個步驟。第一是立志，就字義說，志是心之所在，或心之所止，即指一個人的生命總得有個比較認清楚的目的，也就是要打定一個健全的立身處世的主意。第二要學忠恕一貫的道理。讀者到此，可能會說我越說越開倒車；其實開倒車並不是一個罪名，平滬車開到北平後，仍然要開回去的。不過我未嘗不準備給這些古老的名字一個比較新鮮而易於了解的解釋。忠就是篤信，外國人叫做conviction，說得更近代些，就是一個人總得有個輕易不肯放棄的立場。恕就是容忍，外國人叫做tolerance，說得更近代些，就是一個人同時也得見到和諒解別人的立場。其實這何嘗不是以前的人造字的本意？
忠字從中從心，董仲舒說得好，「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一個人沒有立場，或立場隨便改換，甚至於覆雨翻雲，朝秦暮楚，總不能說是很健全吧，不健全就是患。恕字從如從心，就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意思。
說忠恕一貫，就指兩方面要兼籌並顧。能忠不能恕的人是剛愎自用的人，是黨同伐異的人，是信仰一種主義而至於武斷抹殺的人。能恕不能忠的人是一個侈言自由主義的人，動輒以潮流不可違拗，風氣不能改變，而甘心與俗浮沉，以民眾的好惡為依歸的人。
這兩種人目前又正滔滔皆是，而其所以致此之故，就在以往二三十年的所謂新教育沒有教我們以忠恕一貫所以為士之道；沒有教我們恕就是推十，忠就是合一，恕就是博，忠就是約……這一類先民的教育經驗。
左起：聞一多、顧毓琇、潘光旦
別種教育，例如識字教育，吃飯教育，文官教育等等，多少可以補習，可以追習，惟有士的教育不行，非在青年期內學習不可。
青年有四個心理的特點：一是易於接受外界的刺戟（激）與印象；二是富有想像力與理想；三是易於喚起情緒與激發熱誠；四是敢於作為而無所顧忌。這原是人生最可寶貴的四個特點，生命的尊嚴，文化的燦爛，都從此推演而出。
不過他們有四個危險：一是流放，而是膠執，三是消沉，四是澌滅。前三種危險在青年期以內便可以發生，後一種則大都在青年期以後。
青年人的心理特點雖因年齡期而大致相同，而其整個的品格的表現則往往因遺傳的不同而有個別之異。這種差別，約而言之，又不出狂與狷二途。大率狂的易流於放浪，而狷的易趨於膠執。放浪之極，或膠執之極，而一無成就，則「暴氣」而不會能「持志」的結果，勢必轉趨消沉，而消沉之至，竟有以自殺做最後歸宿的。
所謂流放，初不必指情緒生活的漫無節制，舉凡讀書時代興趣的泛濫無歸，學科的東拉西扯，無選擇，不細嚼，以及理想的好高騖遠，不切事理，紛然雜陳，莫衷一是，都可以算做流放的表示。
膠執的則恰好相反。有一知半解，便爾沾沾自喜，以為天下的事理，盡在於此，以為社會國家的澈（徹）底改革，非此不成，甚或以白日夢作生涯，以空中樓閣為實境，以精神分析派所稱虔誠的願望當做已成的事實，引為立言行是的根據。
這兩種趨勢，方向雖有不同，而結局則往往相似，即不是一朝自覺而急轉直下以趨於出家或自殺的途徑，便是不自覺的變為瘋狂，永久的，安全的，以幻作真，以虛為實，而再也不能自拔。
至於第四種的危險，即青年心理特性的澌滅，則往往在青年期以後。我們時常看見有人，在學生時代是何等的好奇愛智，何等的充滿了理想與熱誠，何等的志大言大，敢作敢為；一出校門，一入社會，一與實際的物質與人事環境，發生接觸，便爾銷聲匿跡，同流合汙起來。求知慾很強烈，理想很豐富的會變做故步自封，患得患失；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會變做追名逐利，狗苟蠅營；家庭改革的健將，會變做妻子的奴隸，兒女的馬牛。一言以蔽之，這種人的言行舉措，前後會如出兩人。何以故？青年的特性已經澌滅故。
如今士的教育的效用無他，就是要調節與維持這種種青年的特性；調節，所以使不流放，不膠執；維持，所以不消沉，不澌滅。講博約，講忠恕，講推十合一，即所以調節流放與膠執兩種相反的傾向，使不但不因相反而相害，而使恰因相反而相成。講立志，講弘毅，講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以任重道遠相勖勉，以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相期許，險阻愈多，操守愈篤，至於殺身毀家而義無反顧；這些，即所以維持青年期內那種熱烈的情緒與敢作敢為的無畏精神。
再約言之，士的教育，一面所以扶導青年的特性，使發皆中節，一面所以引申此種特性，使不隨年齡與環境之變遷而俱變。惟其在青年期內發皆中節，到了青年以後的中年與老年，進入學校環境以外的國家與社會，才有餘勇可賈，才能負重任而走遠道。
潘光旦與毛
不幸這種士的教育，數十年來，不但已經摧毀無餘，並且快到無人理解的地步。在所謂新教育制度之下，一個青年所恃以立身、處世、應變、救國的力量，只剩得一些天生的朝氣，或孟子所稱的平旦之氣，以及上文所說的四種特性的自然流露罷了。
這種朝氣與特性的流露，到了相當的年齡，即大約在春機發陳期以後，原無待乎何種特殊教育啟發，方才流露，教育所能效勞的，事實上只不過是一點點調節與扶持的工夫而已。就今日的形勢而論，因為缺乏扶持以致不調節的緣故，此種朝氣與特性的自然流露幾於無時無地不趨向流放與膠執的兩個途徑。
近年來的學生生活以及幾次三番的學生運動，便是十足的佐證。在比較生性活動的青年學子中間，我們總可以發現大量的不負責任的極端的自由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甚至於頹廢主義者。在比較生性固執而自以為有主張、有理想的分子中間，我們又可以找到大量的成見極深，武斷太甚，黨同伐異，不是左袒，便是右傾的人。
我一向主張學生不宜加入任何黨籍，我現在還是這樣主張，因為加入黨籍的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造成一些能忠而不能恕的膠執分子，其於民族國家的不能有所裨益，和能恕不能忠的極端流放的分子，初無二致。不過私人的主張終究敵不過教育不瞅不睬的政策。
教育根本不管這一類的事，它只要教人能識字，能吃飯，能應文官考試，能做一個專家，便已算盡了它的能事。及學生活動因流放而軼出了範圍，或因膠執而造成了若干朋黨，彼此攻訐不已，於是向之不瞅不睬的靜態又不得不一變而為大驚小怪與手足無措的動態。一個出了學校，已能識字，已有吃飯本領，已做文官，或已成專家的人，而在社會上猶不免作奸犯科，殃民禍國，教育對它的態度，也正復如此——一個瞪著眼的詫異與全不了解。種麻得黍，教育不問種的究竟是不是麻，而深以為黍的出現的大惑不解。近代的教育便常在這種迷惘的情態之中。
國難的形成，自有它的內因外緣，若就其內因而論，我始終以為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教育沒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沒有教一些有聰明智慧的人做士，沒有教大家見利思義，安不忘危，沒有教我們擇善固執，矢志不渝，也沒有叫我們諒解別人的立場而收分工合作之效。我以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為何物，是錯了的，錯了，應知懺悔。
潘光旦與費孝通（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