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的意義在於將複雜事情的不確定性因素減少，讓許多資源和人才走上正軌，實現更大的效用和發展。」
從當學生到教學生，見證高考走過40年，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石磊有很多感慨。
1979年，他從一名給地方文化局寫詩歌，「想當詩人」的文藝青年，變成了「五個志願全填文學」的安徽高考生，想通過高考走上專業化的文學道路。
當年數學成績優秀的他隨後被安徽大學經濟系錄取，並在經濟學領域發掘了興趣。
從事經濟學研究、教學數十年後，他依然覺得慶幸，「比起所有人茫然、不知所向，高考提供了可以為之奮鬥的目標。」
地方詩人1976年，石磊高中畢業，剛剛見證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那一年，他18歲，給地方文化局寫詩歌，偶爾在報紙上發表一些作品，對生活沒抱太多希望，希望用文藝來改變自己的人生道路。
出身於地主家庭，成分不好意味著包括他在內的很多知識青年幾乎不可能被推薦成為工農兵學員，繼而進入高校學習。
他每天作詩，隨心所欲，但是找不到切實的人生目標，不知道未來在哪裡。
直到得知高考恢復，跟周圍很多人一樣，他剛開始都只有茫然和好奇，「這麼多年都沒有高考的訓練，不知道高考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眼前的路越發清楚，他漸漸意識到，未來改變命運的道路似乎只有一條。「一旦有了高考這個之後，事情就變得很簡單了，我不需要靠別人，不需要靠完全不確認的東西，只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就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高考恢復第3年，他終於下定決心暫停了文化局的工作，和幾個高中同學在外面租房子複習，迎接當年的考試。
備考過程中，他一度非常忐忑，不知道原先學的內容在高考用不用得上，因此還走了一些彎路。
「當時複習地理，以為地理就是地球物理的簡稱，我買了李四光編寫的十六開的《地質力學概論》，講地球的物質結構。教書的祖父問起我的複習情況，看到我讀的那本，他大吃一驚，趕緊從中學裡借來一本地理教科書，當時離高考只剩下兩個月了。」所幸，臨時抱佛腳也有用處，最後在滿分100的地理考試中，他還是拿了89分。
1979年，全國高考首次統一在7月7、8、9日三天進行。
高考第二天就遇到了暴雨天，狂風大作。考前下發通知，要求每個考生自帶磚頭壓考卷。
「好不容易寫的試卷怎麼能被風颳走呢？我們每人兜裡揣著好幾塊磚頭，考試時把卷子四個角都壓著。」石磊記得，因為考場的課桌崎嶇不平，不僅準備了磚頭，他還自帶了桌板。「買了那種又大又平的油畫畫板，背著進考場。」
那一年高考，全國錄取率約為6.1%，安徽省錄取率大約僅為3%。
填報志願時，他的五個志願裡面全填的是文學。他就此解釋為「當時的青年人都有一股強烈的國家情懷，經歷了很多，積澱下來了這些思想情緒」。
不過，由於數學成績優異，他最終被安徽大學經濟系錄取，也從此意外走上了經濟學領域的學術研究之路。
經濟學專業學生「經濟學不難，而且有很多有趣的東西，並不是單純地談財富，教人怎麼變富有，而且還涉及到很多關於中國經濟的問題。」
進入大學，石磊很快對自己的專業產生了興趣。「要改變中國低效率的狀況，一是要把中國問題搞清楚，二是要掌握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工具。」
那時，經濟學專業的課程設置與現在大有不同。
如今復旦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生只用學一個學期的《資本論》，在當時，則要花3個學期研讀。而現在課堂上重點教授的《西方經濟學》，由於缺乏教西方經濟學的老師，當時只能通過學說史和流派介紹來代替。
雖然高考恢復後，正式的教育軌道暢通，但教師數量嚴重短缺，結構不完善，不能滿足教育的需要，也是實際的難題。
「高考恢復後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教師歸隊。回到高校對老師們來說，也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非常有教學熱情。」石磊記得，給自己教《資本論》的老師原來就在巢湖農村的中學教語文和政治，能大段背誦《資本論》裡的內容。
上課時，老師自己的知識體系不完整，也會和學生一起自學。
「比如發展經濟學這門課程，我們就捧著武漢大學劉滌源、傅殷才這批國外學成歸來的老先生編的教材，大多還是未出版的油印本。」
彼時，國內學界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主要持批判的態度，但與「文革」時期壓根不開西方經濟學課程相比，已有了一定的課程和教材設置。石磊記得，那時的教材每章節結尾都會加一段批評，老師上課時也是這樣。「但我們也就是通過這些教材學習到了西方經濟學的基礎知識。」
學校後來還從國外引進了一批外籍教師開設課程。同學們的英語不好，就專門配備了翻譯。雖然大家聽得不是很懂，但也算接觸了地道的西方經濟學研究思路。有了這個基礎，學生們的自學能力也加強了。
但技術性的課程還是缺老師。比如，會計學的老師自己做帳熟練，每天給學生發單據，但會計理論教得並不好。再比如，統計課的老師自己可能還沒有弄懂課本就要上課，「不像現在有一套以數理分析為基礎的統計分析工具和教材」。
石磊覺得，後來自己這一代經濟學研究者都受此影響，做數學分析和實證研究時感到受限。「我在當時算數學學得好的，但和現在我帶的幾個博士生相比，很多東西他們能做，但我就做不了。」
各個大學經濟學的差距也在此體現。他回憶，當時復旦的西方經濟學課程就由著名經濟學學者宋承先和他的弟子教授。由於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很了解，講解也就更透徹。「教育資源紮實與否也影響了各個學校後來的學科發展。」
2009年5月23日，上海，石磊在復旦大學相輝堂內做經濟分析報告。 視覺中國 資料圖上了大學之後，石磊感覺自己之前浪費了太多時間，外語等基礎性知識嚴重不足。但因為當時班級同學的起點都非常低，他意外地當了外語課代表。
大學公共英語教材從最簡單的「ABC」開始，而自己的英語基礎只停留在初高中老師教的口號標語。本來就喜歡背英語的他，把當課代表視作額外的學習動力。
學校教的是許國璋前四冊英語教材，他找來俞大絪主編的第五、第六冊，背起裡面的狄更斯、大小仲馬選集，「一課可能有一百多個不認識的單詞，我居然就硬著頭皮一篇篇背了下來。」
學校圖書館有一個外文書刊庫，他每周到圖書館借《北京周報》，管理員老先生看他來得勤，也只有他常來，本來只允許在館內閱讀的雜誌也讓他帶回去讀，每周看完後再來圖書館換下一期。
當時一本書要3、4塊，石磊的父親是冶金技術員，3、4塊相當於父親每月工資的十分之一。
每個月有17元助學金，其中14元是飯票和菜票，剩下的3元是生活補貼，加上父親每個月給的10元生活費，13元全部用來買雜誌和書了。「雖然錢不多，買書時從來沒心疼過。」
他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全部研讀一遍。他並不知道全集有多少本，只顧著讓書店配齊準備購買。書店老闆配全後通知他取書，到書店後才傻眼，整整四十九卷，兩大摞書！他趕緊讓同學把自行車騎來，又湊了些錢，把這疊書馱了回去。
上世紀80年代初，「薩特熱」興起，石磊和同學們也對此感到新鮮，「不論是哪個學科的同學，那會討論起問題時都像哲學家。」
除此之外，他還跟著哲學系的同學一起上課，讀黑格爾的《邏輯學》，「從頭到尾把西方哲學思想史聽了一遍。」
伴隨著上個世紀的改革開放政策，國家當時處於思想活躍的狀態中，當時的青年學生普遍關心國家命運走向。1982年本科畢業時，石磊就將論文重點放在了中國人口政策上。
「我最後寫了《梅多斯世界體系理論及中國人口政策的價值走向》。這個題目現在來看都很高大上，也是那個年代非常前沿的問題。我運用的解決方法比較簡單，是西方經濟學中的理論邏輯方法，只用了一點點統計數表，沒有用計量。」他回憶，自己論述了人口過多會造成糧食短缺、環境惡化、教育短缺等問題。
本科畢業後，石磊先去了幹部學校當教師。上課提到煤矸石當煤賣的例子，得罪了當時坐在教室裡的煤老闆。感覺個人發展受限的他隨後下定決心考研，去了西北大學。
「那裡條件艱苦，除了讀書也沒有什麼活動，單純的生活反而有助於學習。」他回憶起在西北大學的求學時光。
導師何煉成和劉承思教授每周三會組織一次學術討論，討論前一星期定好題目，學生們就在這段時間大量閱讀文獻。
每次討論從下午三點開始，到飯點了就到老師家吃飯，「氣氛融洽得很」。何煉成和劉承思教授帶出了一批學者，那時的西北大學也被稱為「經濟學家的搖籃」。
督促學生珍惜在校時光1989年，石磊從西北大學離開，在上海社科院讀博士，隨後又被公派羅格斯大學，赴美進修一年。1993年，他到復旦做博士後研究，之後任教至今。從當年的經濟學專業學生，他逐漸成長為一名經濟學研究者和教育者。
受碩士導師的影響，石磊現在每周也會辦一次師門研討會，有專題性的公共政策討論，有研究進展匯報，還有文獻分發閱讀。「石老師非常忙碌，但我們有什麼新想法，只要提前電話或微信說一聲，一般很快就能見面。」學生梁凱鵬說。
梁凱鵬目前博士研究生一年級在讀，正在做產業扶貧金融支持的研究，這正是石磊所期待的「與大政方針相關，能切實解決國家問題」的課題。
讀博期間，石磊養成了每天三四點起床的習慣，並保持至今。雖然他沒有要求學生們也這樣做，但仍時常督促他們珍惜在校時間，多做知識積累。
「人生不同階段有不同重點，在什麼階段就應該幹什麼事，讀書時心思不要太雜。」他還希望自己的學生能通過文獻閱讀的積累學習他人做研究的方法思路，又能在經濟學之外擴大閱讀面。
做學術需要耐心，也需要經濟基礎。「博士延期後拿不到學校補助，老師就會拿出自己的工資資助我們，希望我們能專注於研究。」梁凱鵬說。
從當學生到教學生，從培養研究生到參與學校管理，再看高考恢復四十年，石磊感慨頗多。
「高考的意義在於過程簡單化，把複雜事情的不確定性減少，讓許多資源和人才走上正軌，實現更大的發展和效用。」
2000年以後，教師隊伍建設也在大跨步前進。「各個高校都十分注重人才隊伍更新，大量引進人才，本校培養的能力也加強。」自己帶出的幾位博士生選擇了留校任教，他覺得這些學生「水平比我高，一代的確比一代強」。
不過，他依舊關注高考恢復後一些仍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是教育結構和社會結構變遷相適應，也要反映學生的需求。和哈佛大學7000多門課相比，復旦2000多門的課程數量還是有差距的。」
另一個問題是公立大學為主的體制下優化投資、融資。他認為，依靠財政投資往往捉襟見肘。「如果投融資多元化，一部分在國家計劃內靠國家支持，一部分出於興趣的項目也能籌到資金來源，說不定就會有重大的成就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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