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請註明「刊載於《電子政務》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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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 網絡空間權力分析[J]. 電子政務，2018（05）：2-8.
摘 要:網絡空間是繼陸海空天之後的第五空間，是當前權力擴張的重要場域。網絡空間存在資源、技術、網絡、制度四種賦權方式，權力不均衡地分布於物理層、邏輯層和經濟社會層，受利益、權利和技術驅動處於流動的狀態。網絡空間治理結構與權力結構相呼應，並影響著經濟社會結構的演變。一個國家和地區要提升網絡空間權力，需以網絡基礎設施、網民群體、數字經濟企業、政府數字治理為抓手，區分國內外不同情況，全面提升資源掌控力、安全保障力、網民向心力、文化影響力、入口吸引力、數據操控力和規則引導力，著力構建和維護秩序、統一的網絡空間。
關鍵詞：網絡空間；網絡治理；網絡社會；網際網路治理
DOI：10.16582/j.cnki.dzzw.2018.05.001
福柯指出，「空間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中都極為重要；空間在任何的權力運作中也非常重要」[1]。歷史上，從麥金德的陸權論到馬漢的海權論，再到杜黑的空權論以及奧伯格的天權論，先後描繪了空間拓展與權力擴張之間的密切關係。如今，伴隨網際網路、物聯網等的誕生與發展，人類又開闢了一個新的空間——網絡空間，這個空間成為人們工作學習、企業生產經營、國家內政外交的新平臺，同時也成為各種「資本」（注1：「資本」指的是皮埃爾·布迪厄在《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中提出的概念）角逐、權力爭奪的新場域[2]。由於網絡的強滲透性，這一空間對陸海空天形成了全方位的覆蓋，各種權力開始向網絡空間集中和迭加，並對網絡空間進行重構。
一、網絡空間中的權力來源
在網絡空間中，權力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其來源也不唯一。權力的背後是對網絡空間中信息、網絡相關的關鍵資源、核心技術、主要群體和重要規則等的掌控能力，反映的是權力主體的實力或影響力。儘管網絡空間看似是「虛擬和抽象的」，但其中的權力卻並不虛無縹緲，而是「實在且具體的」。
（一）資源賦權
網絡空間不是純粹的虛擬空間，它架構在網絡基礎設施之上，是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的結合體，即「虛擬—現實空間」。網絡基礎設施具有確定的地理分布，可能分屬不同國家和地區，比如根域名伺服器、海底電纜、骨幹架構、網際網路交換節點、數據中心等遍布全球，由不同主體所有或控制。其中，13個根域名伺服器10個在美國、2個在歐洲（英國、瑞典）、1個在亞洲（日本），其他國家和地區沒有。從這個角度而言，網絡空間顯然並非「無國家屬性」，也具有「地緣」政治意義。而且網際網路主幹（IP網絡）90%為全球性公司私有，說明網絡空間並非「完全的公域」。由於資源分布不均衡，不同主體因此而擁有的權力大小也不相同。
除網絡基礎設施本身，其上所承載或沉澱的數據也具有強大的賦權能力。在大數據時代，在線數據也是關鍵資源，誰掌握更多、更優質的數據，在計算能力和算法支持下，誰就有可能更準確地認識世界、洞察未來，做出更有效的決策。對個人和企業如此，對國家更是如此。在線數據同樣也依託網絡基礎設施，因後者本身分布不均衡，且數據也並非對等的雙向流動，不同主體掌握的數據資源也不均衡，對其賦權的能力有大有小。
（二）技術賦權
誰的技術先進，誰掌握核心技術，誰就能夠在網絡空間中佔據制高點。比如技術高超的黑客有能力在網絡空間內暢通無阻，「自由」進出機密系統；技術領先的企業也可以藉此來主導行業規則，製造各種技術壁壘和市場壟斷的機會；技術先進的國家可以憑藉技術勢差，進行威懾甚至網絡打擊。
因起步時間不同、發展水平各異，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可能存在「代際」的技術差距，無法在短時間內跨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網際網路核心技術是我們最大的『命門』，核心技術受制於人是我們最大的隱患。」[3]充分說明技術賦權對於技術後進國家的重要性。網絡空間資源具有稟賦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地緣，相對來說是「死」的；相較之下，技術在網絡空間中是通行的，可以說是「活」的。理論上技術可能被任何主體掌握，技術賦予的權力也存在一定變數。在技術出現重大變革之時，彎道超車不失為後進國家獲取網絡空間權力的重要途徑，成為企業、國家競爭的焦點。
（三）網絡賦權
梅特卡夫定律指出，網絡的有用性（價值）與聯網用戶數量的平方成正比。對網絡空間而言，網民以及聯網設備的數量也能夠反映權力主體的分量。截至2017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72億，普及率達到55.8%[4]，已超過歐洲總人口。在網絡空間內，中國仍具有明顯的人口規模優勢。網民多在線數據就多，為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發展提供豐富的「養料」。正是基於龐大的網民消費群體，中國網際網路企業才能夠在全球強勢崛起，成為當前唯一能與美國相媲美和抗衡的網際網路大國。
作為群體的網民是一支不容忽視的強大力量，成為獲得權力的重要來源。在政治層面，不少國家都在推行網絡問政，中國政府網設有「我向總理說句話」渠道，美國白宮也設有「我們人民」請願活動，來傾聽網民呼聲。當現實生活中發生重大事件時，網民聲音成為左右輿論的重要力量。在經濟層面，網際網路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不惜採取免費、補貼方式擴張用戶規模，其用意就是在爭奪流量價值及其背後的權力。誰擁有更多的用戶誰就在行業內更具有影響力，也就擁有更大的權力。
（四）制度賦權
人類的生產生活從現實空間轉移到網絡空間，現實社會中的問題隨之發生轉移，並衍生出很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與之相伴隨，各種法律法規等相關制度也向網絡空間延伸。從表面來看，網絡空間由機器和代碼構成，看似「客觀」；但在其背後，機器和代碼是由人所設計和創造，不論「個體人」或「企業人」還是「國家人」，只要是人就會受到人性的影響，就存在「主觀」因素，體現了一定的意志，無法確保一定避免「紕漏」，有可能帶有「歧視性」，無法完全代表「公正」的立場。這是網絡空間無法排除政府「在場」的重要依據，「去政府化」的道路顯然是走不通的。
現實空間已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治理體系，按照國內國際通行的慣例以及相關法律規範，為各主體賦權。要建立有秩序和統一的網絡空間，同樣要形成相應的制度體系，對各權力主體進行授權和約束。制度規則的形成是後天的，受資源、技術、網絡和其他權力來源的影響；而一旦形成，又會反過來對這些權力來源進行強化。制度成為網絡空間中權力爭奪的重點，掌握國內或國際公認的網絡空間規則，對獲得主動權有利。
二、網絡空間中的權力分布
在網絡空間中，權力有來源也有著力點。參照網際網路治理三層架構，網絡空間中的權力分別落在物理層、邏輯層和經濟社會層。權力主體主要包括信息通信企業在內的運營商、各類私營機構、黑客、技術社群、網民（作為個人和群體）、學術團體、以政府為代言人的國家、國際組織等。由於權力的來源不同，大小不一，在三層內形成了不同的權力結構，集權和分權的程度具有一定差異性。
（一）物理層
在物理層，權力主要表現為網際網路交換節點、陸地電纜、海底電纜、衛星、無線系統、數據中心等各類網絡基礎設施的運營權（包括建設權和管理權等），以及政府的監管和治理權。權力主要來源是資源，同時也受網絡基礎設施相關技術的影響，受制度制約，其核心是網絡接入。由於全球網絡是一種分布式的狀態，這一層權力相對比較分散。
從網絡覆蓋可以看出，網絡空間與陸海空天四大空間之間的關係極其密切，陸海空天的網絡部署互為補充和銜接，但同時也存在替代，不同的網絡接入形式之間也面臨競爭。比如，谷歌2013年推行谷歌氣球計劃，目標是建立一個覆蓋整個地球的懸浮氣球網絡，試圖為世界上最偏遠的地區覆蓋網絡；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總裁馬斯克計劃發射4000顆近地軌道衛星，構建每秒1000兆的全球超高速網際網路，此外OneWeb、谷歌、臉書、波音以及國內的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也紛紛加入低軌衛星網際網路的「太空競賽」。如果衛星網際網路得以建成和規模化，將會徹底改變全球網絡基礎設施的形態，極大地影響網絡空間內物理層的權力格局。陸海空域的網絡基礎設施分布受國界限制，天域的衛星則由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發射，這使得網絡空間不能脫離「國家」與「主權」的概念。在一國的主權範圍之內，網絡空間中的權力主要介於公民、企業和政府之間，不容他國幹涉。在國際社會上，權力則主要介於以政府為代言人的主權國家、跨國企業、各類國際組織之間。
以虛擬方式呈現的網絡空間是「連續」的，但網絡上的程序和數據在物理上可能運行或存儲於獨立的伺服器中，從現實角度來看，網絡空間實際上是割裂的。這一可割裂的特徵保證了網絡空間既有「公共空間」，也可以分離出「私有空間」，通過技術或制度賦權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私有空間不被侵犯。
（二）邏輯層
在邏輯層，權力主要表現為域名、IP位址和協議參數的分配管理權，以及政府的監管和治理權。該層的權力相對比較集中，權力主要來源是資源和制度，其核心是網絡身份的授予和認定。
網際網路起源於美國。20世紀90年代初，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為網際網路研發提供資金並代表美國政府與網際網路地址註冊公司（NSI）籤訂5年合同，把頂級域名系統的註冊與維護交予NSI，網際網路的地址資源分配則交由網際網路號碼分配機構（IANA）來分配[5]。1998年9月，網際網路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成立，通過與美國商務部籤署的合同承擔IANA功能，開始參與網際網路域名及地址資源的分配與管理。2016年10月，美國政府正式放棄IANA監管權，將上述三項職能的管理權正式移交給全球網際網路社群，授權管理合同失效。目前，ICANN在美國加州設立附屬機構「公共技術標識符」組織接管相關職能，仍受美國司法管轄。移交前，美國政府在域名、IP位址資源上具有單邊壟斷地位；移交後，「多利益攸關方社群」ICANN獲得了掌控權。
北美、歐洲和亞太分別由ARIN、APNIC和RIPE三個地區性Internet註冊機構（RIR）進行管理，由其將域名和IP位址分配給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各國家和地區成立自己的域名系統管理機構，屬於半官方或準官方性質，從RIR獲取資源並在國內進行分配和管理，擁有各自在本國的註冊分配權和管理權。
（三）經濟社會層
在經濟社會層，一國之內的權力主要表現為公民人權（網民個體並不擁有權力或權力很小，但為維護共同的權利形成群體後具有強大的權力）、企業的生產經營權（企業憑藉生產經營積累的財富和能力對整個社會產生的影響力）、政府的公共管理權（作為國家機器而擁有的權力）等。在國際層面，權力主要表現為國家主權、跨國企業的生產經營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協調權等。經濟社會層的權力來源比較廣泛，對資源、技術、網絡、制度實行全面覆蓋，其核心是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高人民福祉。
網絡空間的經濟社會層是對現實空間經濟社會的映射或延展。在現實空間中，經過歷史沿革，政府治理佔據主導地位，主要體現為制度賦權，政府作為國家代言人，利用國家機器對經濟社會進行治理，擁有更大的權力。在網絡空間這個新空間中表現為技術先行，技術賦權具有一定的先發優勢，但技術作為「雙刃劍」也會帶來不利影響。網絡空間進入制度賦權與技術賦權共存階段。網際網路是一種「去中心化」的結構設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府對資源和權力的控制力被侵蝕和弱化。很多平臺型企業憑藉對網絡空間入口和數據資源的掌控，也衍生出相應的權力。
在國際層面，任何主權國家都會積極維護本國在網絡空間中的權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也根據其職能和影響力，對網絡空間中的跨國事務進行綜合治理。主權國家在網絡空間中的權力大小與自身的資源、技術水平有關，也需要綜合國力的保障。跨國企業在網絡空間中的影響力不容小覷。比如，截至2017年5月8日，市值全球排名第一的蘋果公司突破8000億美元，超過全球100多個國家的GDP，相當於全球第18大經濟體的體量，這種實力讓蘋果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擁有強大影響力。
三、網絡空間中的權力流動
「權力從未確定位置，它從不在某些人手中，從不像財產或財富那樣被據為己有。權力運轉著。」[6]網絡空間是一個流動空間，其中的權力也處於流動之中。流動空間是網絡社會空間中的支配性空間，其採用集聚和擴散的方式重新組織社會空間，不僅帶來社會空間的結構變化，而且引發了社會空間的複雜變化。[7]
（一）利益驅動
網絡空間蘊含著財富。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財富主要在陸海空天四大空間中創造，進入數字時代，財富開始向網絡空間中集中和轉移，權力也與之相伴隨。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創造的財富將遠遠超過農業經濟以及工業經濟的總和。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最新報告，數字經濟正在成為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在2010年至2015年期間，跨國公司100強中數字經濟跨國公司的數目增加了1倍以上，這些企業的資產增長了65%，營業收入和僱員人數增長了約30%，遠高於其他行業跨國公司的成長速度。[8]
權力和利益是一對孿生體。在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企業在網絡空間內展開了激烈的權力爭奪，都試圖擁有更多的用戶，搶佔更大的發展空間。比如美國的亞馬遜、谷歌、臉書以及中國的騰訊、阿里巴巴、百度等網際網路企業，在經歷殘酷競爭勝出後，分別掌握了網購、社交和搜索三大平臺入口，擁有了強大的權力，同時通過持續的創新衍生出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商業模式，也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財富。
當然，網絡空間不是「一潭死水」，具有時空加速的特徵，任何既定優勢都不會永遠保持下去。出於利益動機，必然會有後起的競爭者發起挑戰。權力爭奪未必仍在網購、社交和搜索三大入口，也有可能出現新的入口。在網絡空間中，未知遠遠大於已知。對利益的追逐會驅動網絡空間中權力的爭奪一直持續下去。
（二）權利驅動
權力（power）是一個政治術語；權利（right）是一個法律術語。主體擁有權力，未必代表其擁有權利，反之亦然。權力是權利的保障，但也可能被濫用，用來侵犯其他主體的權利。在網絡空間中，有的黑客實施破壞性攻擊，如「勒索病毒」造成嚴重破壞；有的企業或國家藉助強大的技術能力在設備、軟體中安裝「後門」竊取情報，如「稜鏡門」事件。從權力來源也可以看出，目前網絡空間中的權力分布並不均衡，而且未必是「合理的」甚至「合法的」，權利可能受到侵犯。
迫於「稜鏡門」事件的壓力，在各國積極伸張網絡空間權利的推動下，美國政府做出讓步，將域名、IP位址的管理權交給了ICANN，權力受到了一定的約束。在網絡空間中，美國政府和企業憑藉強大的資源和技術實力，擁有最強大的權力，這是當前不容否認的一個事實。在網絡空間治理問題上，包括俄羅斯、巴西、中國在內的國家以及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組織，共同反對美國的一些網絡霸權做法，也聯合打擊黑客的網絡犯罪行為，保障各個國家的主權和人民的權利，這也必然影響網絡空間的權力流動。
（三）技術驅動
在網絡空間中，技術更迭速度很快，從網際網路到移動網際網路再到萬物互聯，從個人電腦到智慧型手機，從2G、3G、4G到5G，從IPv4到IPv6，從網站、瀏覽器到APP，從鍵盤的文字輸入到麥克風的語音輸入等。除此之外，還有雲計算、大數據、虛擬實境、人工智慧、區塊鏈、量子計算等新技術層出不窮。每一項新興的技術革新，都將引導大量的資本進入，有可能引起網絡空間中權力的大洗牌和快速流動。
進入移動網際網路時代，之前風靡一時的諾基亞沒有抓住機遇，被蘋果、三星和華為等取代；藍色巨人IBM儘管在20世紀90年代做到了「大象也會跳舞」，如今也變得步履艱難，惠普、東芝、索尼等曾經的明星企業也是如此。這些盛極一時的企業在技術升級換代的時候沒有實現成功轉型，逐漸失去了原本擁有的影響力，權力轉移到新興的企業，如蘋果、亞馬遜、谷歌、臉書、推特、特斯拉以及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京東等。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區塊鏈技術具有「去中心化」特徵，或將對未來網絡空間中的權力流動起到革命性的影響作用。「去中心化」的導向是分權自治，通過構建共識機制和防偽機制等，在安全得到保障的情況下，能更好地實現效率和公平。區塊鏈技術與「網際網路+」一樣，可以廣泛應用到金融、證券、審計、醫療、公證、版權、社交等眾多領域，對經濟社會產生全方位的影響，這顯然將打破網絡空間中原有的權力格局。
四、網絡空間中的權力提升
陸權論認為，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是最重要的戰略地區；海權論強調要擁有強大的海軍和優良的海外基地；空權論與天權論認為，要依靠轟炸機、空間與反空間武器在戰爭中佔據優勢。在網絡空間中，網絡基礎設施、網民群體、數字經濟企業、政府數字治理是一國權力提升的四個重要抓手。
（一）網絡基礎設施
網絡基礎設施是網絡空間運行的基礎。在構成「地球村」的網絡體系中，哪個國家擁有的資源越多就越不可替代，也就擁有越大的權力。相反，如果擁有的資源不多或處於末端，則擁有的權力就相對較小。要提升在網絡空間中的權力，首先需要提高對關鍵網絡基礎設施的資源掌控力。
此外，還要擁有強大的網絡安全保障力。當前破壞性網絡攻擊的數量日益增多，比如2010年，Stuxnet震網病毒攻擊伊朗核基礎設施；2012年，Flame「火焰」病毒入侵伊朗等多個中東國家；2017年，WannaCry勒索病毒全球爆發，涉及150個國家、30萬名用戶，造成損失達數十億美元。這些網絡攻擊為普通黑客或國家支持的黑客實施。如果沒有強大的網絡安全保障能力，即便擁有大量的網絡基礎設施，也將失去應有的效用。
（二）網民群體
相較而言，技術賦權、資源賦權和制度賦權是顯性的，成為權力爭奪的焦點。儘管網絡賦權是隱性的，但企業和政府都不能忽視，網民是整個網絡空間的重要基礎。侵犯網民的利益，失去網民的支持，不論是何種形式的賦權，權力都將消散。而要形成強大的網民群體，首先是對內提高網民向心力。在網絡空間中，網際網路內容參差不齊，不良思想和社會思潮泛濫，網民群體極易受到國內外不法分子的蠱惑和煽動，一國網民需要在政府的正確引導下，擰成一股繩，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共同抵制網絡空間中的「惡」勢力。
此外，還要藉助網絡擴大對外的文化影響力。儘管理論上網絡是聯通的，網際網路讓世界變成了「雞犬之聲相聞」的地球村[9]，但受語言和文化的影響，各地網民仍然主要使用本地主流、同一語言體系的網站和應用。在網絡空間中，網民仍具有明顯的「民族性」和「地域性」，這與現實空間中的族群分布具有一定吻合度。因此，一國靠網民提高網絡空間中的權力，就需要面向全球不斷擴大自身的文化影響力，讓更多國家的網民認同自身的理念，形成和諧發展的良好局面。
（三）數字經濟企業
從20世紀90年代網際網路商業化之後，數字經濟企業成為網絡空間的主要締造者。不論在物理層、邏輯層，還是經濟社會層，哪個國家擁有更強大的數字經濟企業，在資源、技術、網絡和制度方面都將佔據更大的優勢，進而擁有更大的權力。美國擁有全球最強的數字經濟企業，是其網絡空間權力的重要憑仗。根據彭博社2017年4月6日對全球所有上市公司資產的排名，美國的蘋果公司、谷歌母公司Alphabet、微軟、亞馬遜排在前4位，臉書排在第6位，中國的騰訊公司排在第10位。
擁有大筆財富並不是數字經濟企業最主要的權力所在，而是它們憑藉自身的技術、產品掌握著網絡空間的入口權，主要入口包括智能終端、作業系統、瀏覽器、社交網絡、搜尋引擎等等。在社交網絡方面，2017財年第二季度，臉書的日活躍用戶超過13億，月活躍用戶突破20億，佔全球網民總數的一半以上，超過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覆蓋絕大多數國家。掌握網絡空間入口就是一種重要的權力。
對企業而言，要提升網絡空間中的權力，就要提高網絡產品、技術實力，增強入口吸引力和數據操控力；對國家而言，則要大力推動數字經濟企業發展，鼓勵創新創業，努力建設數據強國，提高國際競爭力。
（四）政府數字治理
在「國內」和全球兩個範圍的網絡空間中，權力的主體和受體不同，需分情況區別對待，但無論如何，政府都在其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為維護網絡空間秩序，政府需要不斷提高規則引導力，尤其是提高協調合作能力，形成共治的數字治理生態。在一國之內，企業走在創新前沿，難免會犯錯和走彎路，需要政府的制度規範引導，但政策必然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很難超前部署；與企業相比，政府在技術和數據方面並不具備優勢。政府制定科學的規則，需要與企業及其他學術機構、社會團體開展廣泛的合作，探索有效的共治模式。在國際社會，各國針對本國實際情況，制定了不同的網絡空間治理規則，已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對跨國事務的治理，各國存在分歧和衝突，如數字貿易和跨境數據流動等，跨國企業要維護自身的生產經營權，而作為國家代言人的政府則要維護相關的主權，並保障國家安全和公民隱私。為與國際社會接軌，一國政府需要與包括各種類型的國際組織、跨國企業、主權國家政府在內的多利益攸關方合作，共同參與規則制定。
五、結束語
當前，網絡空間內的創新發展面臨重大機遇，國際競爭方興未艾，網絡空間治理已成為一國內政外交的重要內容。網絡空間治理結構的背後反映的是權力結構。基於網絡空間的複雜性，權力結構是多方來源、多點分布、動態流動的，治理結構也呈現多元化、非均衡化和動態化，影響著經濟社會結構的演變。
在國家層面，要提高網絡空間的權力，重點是面向物理層、邏輯層和經濟社會層，以資源、技術、網絡和制度為抓手，不斷提升資源掌控力、安全保障力、網民向心力、文化影響力、入口吸引力、數據操控力和規則引導力。在一國之內，政府需要理順相關權力主體，推動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技術創新，並加強在經濟社會領域的廣泛應用，協調處理好數字經濟企業之間的利益關係，保障網民群體的合法權利；面向國際社會，則要處理好與其他國家數字貿易相關的問題，保衛本國數字領域的國家主權，保障網絡空間安全，打造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網際網路治理體系[10]。
參考文獻：
（略）
作者簡介：
張曉，女，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專業碩士研究生校外導師，亞太頂級域名聯合組織董事會成員。先後供職於工信部、中央網信辦，曾派駐世界銀行、經合組織（OECD）等國際機構交流工作，長期從事信息化管理和政策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數字經濟、網絡社會、信息化政策、數字創新、網際網路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