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上海行政學院）黨史黨建部講師、上海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科研助理。
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的歷史與「政治」同樣久遠，但作為理論話語，政治衰敗則更多是一種「現代表述」。出於某種急功近利心態和意識形態目的，二戰結束以來的美歐學者往往將政治發展作為專門研究對象，試圖基於先發國家的成功經驗提出一步到位的、具有普世性的政治發展方案，但卻忽視了盲目「嫁接」發展經驗可能帶來的惡果。直至20世紀60年代，亨廷頓突破現代化範式的視野局限，開啟了政治科學意義上的政治衰敗問題研究，並產生相當響應。隨著現實政治的變化發展，政治衰敗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在許多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和大部分冷戰後的發展中國家蔓延（比如泰國、埃及和烏克蘭），甚至開始在一些老牌民主國家中滋生（比如美國）。在此背景下，福山「結合新的變化了的現實來重溫亨廷頓的主題」，他不僅重點關注了美國政治制度的衰敗，還進一步將對政治衰敗的觀察擴大到整個人類歷史的宏大敘事之中，試圖追尋政治發展與政治衰敗的起源。無疑，亨廷頓和福山是該領域最負盛名的學者，但他們的研究並非完美，甚至在概念界定、因果機制分析等關鍵的理論建構環節上存在缺憾，這意味著對於政治衰敗基本理論的完善，仍需系統性的學術努力。基於此，本文將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嘗試通過建構「權力失序」分析框架重新解釋政治衰敗，並對近年來泰國、埃及和烏克蘭發生的政治衰敗進行政治過程分析。
筆者嘗試將「政治衰敗」界定如下：從現象上看，政治衰敗是指因政府對經濟社會失控而導致的負面經驗現象集合，它往往以不同程度的政局動蕩、經濟萎靡和社會騷亂為典型表現；從權力視角進入觀察，政治衰敗的本質可被確定為「權力失序」，它意味著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社會權力之間能夠「無障礙地」、「隨意地」進行相互轉化；而「權力失序」則是結構性「權力失衡」和過程性「權力互鬥」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邏輯上看，「權力失衡」和「權力互鬥」是「權力失序」的兩個必要條件，而從內涵上看，二者共同構成了「權力失序」，它們的具體維度實際上就是「權力失序」的具體內涵和具體表現。在具體的案例研究中，結構性的維度指標與過程性的維度指標有著不同的分析路數，「權力失衡」的維度指標應集中反映「權力失序」形成的結構性原因，主要從政權構建、部門設置、制度安排、機制設計等方面進行探索；「權力互鬥」的維度指標應集中反映關鍵性的「權力失序」過程，主要從軍
人涉政、否決性黨爭、官僚尋租與腐敗、資本集團「問」政和非理性街頭政治等權力主體操控權力轉化的過程進行分析。儘管它們的分析路數不同，但功能和目標都是一致的，即從不同的維度解析「權力失序」。基於上述分析，為了提高概念工具在案例分析中的可操作性，筆者分出3大層次，並根據家族相似性規則從中細化出5大維度、16項質化指標，具體參見表1。
從結構維度觀察，重度政治衰敗往往存在嚴重的政治權力失衡。政治權力失衡可進一步區分為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前者是指政治支配力量之間存在著事實上的實力差距和地位不等，後者則指經濟社會權力有足夠能力和空間對政治施加關鍵性影響。一般而言，政治權力失衡主要指涉內部失衡，原因在於：首先，由於政治支配力量會對政權產生直接且重大的影響，所以內部失衡具有主導影響力。軍人、政黨和官僚等政治支配力量之間的失衡關係會為政局動蕩埋下重大隱患，比如軍事政變、惡性黨爭、部門或地方權鬥等；其次，外部失衡往往由內部失衡引起。一方面，政治權力內部失衡會給經濟社會權力提供強勢介入的契機。另一方面，實力較強的政治力量為鞏固其優勢地位往往會與經濟社會力量勾結。正如亨廷頓強調的「普力奪社會」 ，它與政治衰敗之間的密切聯繫表明，任何一種勢力對政治的強勢幹預都可能產生重大影響。
從過程維度觀察，重度政治衰敗往往存在嚴重的權力互鬥。根據主體的不同，權力互鬥可從理論上劃分為政治權力互鬥、經濟權力互鬥和社會權力互鬥。然而，現實中的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社會權力往往都處於相互交織的狀態，它們不可能完全割裂，任何一種根據主體劃分的權力互鬥類型都可能與另一種類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譬如泰國的權力互鬥集中表現為極端保守派與激進派之間的爭鬥，但曼谷政商集團與新資本集團之間的爭鬥本質上卻是資本權力互鬥。因此，在政治過程分析中，純粹的理論劃分不僅缺乏可操作性，還可能消解權力互鬥分析維度的現實意義。
統合兩種分析維度可以大致繪製出政治衰敗的發生機制及其要素關係圖，詳見圖1。
結合現實政治可知，導致重度政治衰敗的「權力失序」往往以政治權力為中心，因此，構成它的結構要素與過程要素理應分別是「政治權力失衡」和「圍繞政治權力發生的權力互鬥」。根據「權力失序」框架的邏輯，「權力失衡」與「權力互鬥」不應割裂討論，但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對「權力失衡」進行探討，而直接進行政治過程分析。
圖 1 政治衰敗發生機制及其要素關係圖
「圍繞政治權力發生的權力互鬥」主要包括三方面含義：（1）政治權力內部爭鬥，集中表現為以軍人集團、政黨和政府官僚等為主的政治支配力量為實現本組織或集團利益的最大化而進行爭鬥；（2）經濟社會權力的政治化爭鬥，即經濟權力在實現了向政治權力的轉化之後發生的爭鬥，主要表現為社會中具有較強影響力的金融工業資本等經濟利益集團，通過與政治力量確立緊密聯繫或直接組建政黨等方式謀得政治地位、獲取政治權力，從而在政治舞臺上為集團利益最大化而參與政治角鬥。一般而言，這種互鬥類型會與第一種發生重疊，常常表現為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黨之間的爭鬥；（3）經濟社會權力的社會化爭鬥，即經濟社會權力在試圖向政治權力強勢轉化時因利益相悖發生的爭鬥，主要表現為小型經濟團體、社會組織和民眾通過街頭遊行等集體行動的方式謀求政治承諾（比如要求總統下臺、重新選舉等），並常常會因為行為極化而導致不同群體之間的流血事件，引起社會騷亂，甚至導致社會動蕩。簡言之，三種權力互鬥類型都緊緊圍繞政治權力展開。
與權力互鬥伴隨發生的政治過程是權力轉化，甚至可以說，權力互鬥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權力轉化，從而牟取利益。政治權力互鬥中潛藏著政治權力向經濟社會權力的轉化，而經濟社會權力的政治化爭鬥和社會化爭鬥中則隱含著經濟社會權力向政治權力的轉化。譬如王室、軍人集團、政黨與政府官僚之間的爭鬥是為了佔據政治上的支配地位，進而能夠最大化地壟斷經濟利益；而金融工業資本等經濟利益集團之所以競相爭奪政治權力，是為了影響政治議程來獲得更大的政策支持；等等。因此，權力互鬥與權力轉化相生相伴，是政治衰敗中的核心過程。
基於上述理論框架，本文主要從兩方面展開政治過程分析：首先，討論「圍繞政治權力發生的權力互鬥」，分述重度政治衰敗下泰國、埃及和烏克蘭頻頻上演的權力互鬥過程；其次，討論權力轉化問題，重點分析政治權力與經濟社會權力之間的無序轉化過程，並嘗試對泰國、埃及和烏克蘭的權力轉化進行類型劃分。
在泰國、埃及和烏克蘭頻頻發生的權力互鬥與原本就已存在的政治權力失衡不無關聯，它們在各自一貫的政治權力秩序下展開，雖性質相同，但特徵不一。他信政府以來，泰國就主要是以王室、軍人集團為代表的極端保守派與以新興資本集團（爭取草根支持）為代表的激進派之間的爭鬥，同時以城市中產階級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曼谷政商集團、地方政治勢力為代表的保守派也通過政治化途徑參與到與自身利益相關的政治角鬥當中；阿拉伯之春以來，原本長期由軍人集團把持的埃及政壇發生劇變，從穆巴拉克下臺到穆爾西上臺，再到軍方罷黜穆爾西並重新執掌政權，埃及在宗教和軍人這兩大傳統政治力量的交鋒中顯得「現代感」全無；而烏克蘭也沒有給我們帶來過多「新意」，在地區分裂基礎上形成的資本寡頭-政黨之間的惡性爭鬥仍然是政治舞臺上的主打戲。
（一）泰國：保守派與激進派的多方角鬥2014年是泰國本輪政治衰敗的高潮期，接連發生的街頭暴力、司法政變和軍事政變等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雖是近年來泰國政壇的新變故，但經過比較歷史分析可以發現，從英拉政府執政到2014年軍事政變與從他信政府執政到2006年軍事政變，這兩段歷史驚人的相似。激烈的權力互鬥一方面源自長期存在的政治權力失衡，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新興政治力量試圖打破原有政治格局，從而建構新的政治權力秩序。
從表面上看，這十年來發生的政治爭鬥都圍繞著支持或反對他信及其派系展開，但深層次則牽涉到泰國的多方政治力量與政治化社會利益集團。有學者將20世紀90年代末泰國的政治力量按政治光譜劃分為激進派、自由派、保守派和極端保守派：激進派以農民草根群體和新資本集團為代表，要求進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自由派以城市中產階級為代表，要求有限改良；保守派以曼谷政商集團和地方政治勢力為代表，他們安於現狀；極端保守派主要指軍人集團和王室，要求重建傳統的政治權力結構。直到英拉政府時期，四大陣營之間的聯合與爭鬥是因英拉試圖重建政治權力秩序而導致的，這與他信時期別無二致。2005年，他信在新資本集團和草根農民階層的支持下成功實現連任。自2000年以來，他信-泰愛泰黨派系就開始對其他政治力量進行打壓，譬如通過打黑掃毒等行動威懾地方豪強-政客集團，通過行政體制改革重組政府部門、調整利益格局消解政府官僚的獨立性，甚至通過縮減國家財政中的軍費開支、幹預軍方人士安排等方式推動軍隊「國家化」等。這些舉措的目的即在於打破原有政治格局，建構以新資本集團為中心的權力秩序，結果導致鬥爭極化，軍人集團與王室藉機超越憲法權威，終結了新資本集團進行權力結構重組的初次嘗試。軍人掌權期間（2006.9-2007.12），「反他信」力量通過各種方式對他信-泰愛泰黨派系進行打壓，且經歷了阿披實執政時期，但新資本集團並沒有就此衰落，甚至在英拉-為泰黨執政之後再次對既有政治權力秩序發起挑戰。
2011年8月10日，英拉就任泰國總理。出於緩和「紅黃」之爭與順應廣大民意的政治考慮，以軍方、王室和民主黨為代表的「反他信」力量接受了選舉結果，但這不代表他們成為了英拉的支持者，2006年鬥爭極化所放大的深層政治分裂並未得到絲毫彌合。從集團派系來看，英拉與他信一脈，為泰黨被認為是泰愛泰黨的「第三代」繼承黨。因此，英拉政府在政策傾向上繼承了「他信經濟」的惠民思想，屬於政治上的激進派，雖為廣大草根農民階層謀利益，但依舊分割著自由派、保守派和極端保守派的既得利益。毫無疑問，英拉-為泰黨派系是新資本集團的又一政治代表，長期存在的權力失衡和基於利益爭奪產生的政治社會分裂註定英拉-為泰黨派系不可能成為權力互鬥的終結者，而只能淪為政治混戰的犧牲品。
在英拉上臺之初，她曾為確保政治團結做出努力：其一，吸收泰國發展黨、為泰發展黨、春府力量黨和大眾黨等政治力量，組建5黨聯合政府。不過，為了進一步穩固執政地位，為泰黨佔據著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交通部、教育部等重要部門部長或副部長位置；其二，主動緩和與軍人集團的緊張關係。在2011年8月9日公布的內閣名單中，將國防部長一職留給與軍方關係融洽的育他沙；其三，主動向王室示好。2011年12月，英拉在國王蒲美蓬的84歲壽辰上屈身行禮，對詩琳通公主表達敬意。
然而，政壇之上各為其主，要穩固地位和確保集團利益最大化就不得不觸碰核心權力秩序。2012年1月18日至2013年6月30日，英拉總共進行了4次內閣改組，從「紅衫軍」領袖首次入閣到英拉自身兼任國防部長，英拉-為泰黨派系逐步加強對政府權力的掌控，這使得其他政治力量開始懷疑英拉會像他信一樣強勢進行權力結構調整。「特赦法草案」的提出證實了反對派心中的懷疑，反對派認為這是英拉-為泰黨派係為他信「洗刷罪名」的行為。而該草案的通過則重重刺激了反對派，上萬名「黃衫軍」示威者在曼谷集會抗議英拉政府，浩大的示威迫使國會上議院當日就否決了法案，英拉也承諾不再向國會提交類似草案。然而，反對派並未就此罷休，曾經的「反他信」同盟逐漸轉變為「反他信反英拉」同盟，這場註定的權鬥從幕後走向臺前。
2013年11月15日，泰國最大反對黨民主黨分別向國會兩院提交針對英拉和多名政府高官的彈劾案與不信任案，從阻止特赦法案到推翻英拉政府，這場權鬥開始露出真正本色。11月25日，前副總理素貼帶領成千上萬「黃衫軍」到政府部門遊行示威，大規模的社會騷亂開始在泰國蔓延。時隔3日，國會下議院駁回不信任案，但這沒有對時局產生任何影響，也不可能產生影響，因為民主黨提出的不信任案更像是一份「反英拉政府」的宣告，反對派「尊重」表面的程序正義只是為了「師出有名」。12月2日，反政府集會持續不斷地衝擊總理府、曼谷警察局和國會大廈等重要政府部門，並與警察發生肢體衝突，甚至釀成流血事件。反對派對英拉的「對話和解」毫不理會，他們沒有停止示威行動的意願，聲稱要清除「他信政權」。接著，民主黨國會議員集體辭職，加入反政府集會示威隊伍。隨後，英拉不得已宣布解散國會下議院，並擬於2014年2月2日舉行下議院選舉，局勢至此稍顯緩和。然而，「黃衫軍」要求英拉在大選前就辭去看守政府總理職務，對此英拉予以否定，這導致反政府集會再度大規模集結，並開始圍堵英拉住所。
2014年3月21日，泰國憲法法院以「選舉投票未能在同一天進行」為由宣布2月的國會選舉無效，這導致恢復政局穩定的新希望被擊碎。憲法法院的介入讓本就混亂不堪的政局更加動蕩，緊接著憲法法院於5月7日裁決英拉濫用職權罪名成立，解除其總理職務，外界稱之為「司法政變」。2015年1月23日，在軍事政變發生後半年，英拉大米瀆職彈劾案在泰國立法議會上投票通過。按照泰國法律規定，英拉在未來5年內將被禁止從政。如今，「英拉在哪兒」的疑問就好似「泰國的政治秩序往哪兒走」一樣，沒有人知道答案。
作為新資本集團的代表，英拉-為泰黨派系儘管能夠獲得廣大草根農民階層的支持，並在「選舉為王」的制度下贏得政治地位，但終究難以對抗長期在政治上佔據絕對優勢的支配力量，更何況他們與社會中上層的利益有著盤根錯節的聯繫。儘管利益分化、社會分裂與權力互鬥之間存在著複雜的聯繫，但相比於政治權力失衡，它們都只是結構之下的過程表現。新資本集團對政治權力秩序的重建行為使他們反倒被這個「固化的失衡」像緊箍咒一般套牢，他們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二）埃及：宗教與世俗的交鋒與泰國一樣，埃及也存在激烈的權力互鬥，並同樣由一個強大到可以隨時超越憲法權威、接管國家權力的軍人集團主導整個政治權力秩序；但埃及軍人集團的政治權力更加強大，無論是代表宗教力量的穆斯林兄弟會，還是世俗力量中的政治自由派，都根本無法撼動軍人集團的政治地位。埃及雖以現代國家自居，但權力爭鬥卻圍繞著傳統的教俗對立展開，其代表勢力還是前現代的政治支配力量。
在長期存在嚴重政治權力失衡的國家，通過以競爭性選舉和議會為主的民主制度實現初始政治化的多元力量都相對弱小。即便如此，他們也試圖挑戰既有權力秩序，這勢必引發權力互鬥。實際上，穆爾西上臺時，宗教與世俗的代表力量就已劍拔弩張，他們或本身就長期佔據著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軍人集團），或通過政治化機遇（組黨選舉）逐步靠近政治權力中心（宗教力量），這場權鬥在所難免。
儘管多元力量在穆巴拉克時期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政治權力，但事實上的「軍政同構」、「黨國同構」和一黨獨大制使得任何非執政力量都處於隱性或是被壓制狀態。對於世俗民主派而言，它們成分多元且沒有強大政黨作為組織依託，難以形成主導影響力，因此長期處在被壓制狀態。伊斯蘭宗教力量在埃及有深厚的社會基礎，他們所依託的穆斯林兄弟會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在議會中佔據一席之地，並於2011-2012議會選舉中以235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伊斯蘭宗教力量雖然也受到執政力量的壓制，但它依靠穆兄會組織和深厚的社會基礎仍然在不斷擴張自己的權力邊界，穆巴拉克威權統治的崩解與穆爾西的上臺為它提供了從隱性狀態轉為顯性狀態的契機。
以穆爾西為代表的伊斯蘭宗教力量與以軍人集團為代表的世俗力量在2012年中期展開首輪交鋒，焦點在於重啟議會還是解散議會。2012年6月16日，軍方決定解散人民議會並宣布臨時憲法。由穆兄會組建的自由與正義黨是當時人民議會的第一大黨，另外還有多數議員是伊斯蘭薩拉菲派下屬的光明黨成員，就連議長都是埃及自由與正義黨前總書記、穆兄會高級成員卡塔特尼，這勢必會遏制軍人集團的政治權力。軍方頒布的臨時憲法授權軍方組建制憲委員會，起草新憲法；授權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國家預算，並在新一屆議會產生之前可自行立法；另外，臨時憲法規定在15名委員中，8人必須是軍方高官。軍方的這些舉動都是通過削弱新總統權力來鞏固軍人集團的政治地位。
然而，穆爾西在宣誓就職之後就立即表現出不與軍方妥協的強硬態度，藉機構建自己的權力網絡：首先，2012年7月8日，穆爾西頒布政令，要求人民議會在新議會產生之前照常運作，這直接推翻了6月份軍方解散人民議會的決定；其次，他借用國內人權問題聯合世俗自由派，利用其與憲兵在示威者人權問題上的爭議，向國防部長坦塔維施壓並命其撤換憲兵司令，同時藉機更換多位安全部門高官；再次，他通過應對西奈半島事件直接制衡軍方。8月8日，軍方發動了自1973年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期間，穆爾西利用坦塔維與青年軍官之間的矛盾介入軍方高層的人事安排，解除了國防部長坦塔維和軍方二號人物——埃及武裝部隊總參謀長阿南的職務。短短兩個月，穆爾西便在「鐵板一塊」的軍人權力上鑿開了缺口，並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陣地。顯然，穆爾西不只是為了擴張權力，其終極目的是挑戰長期由軍人集團主導的本已固化失衡的政治權力秩序。
穆爾西對原有權力格局的挑戰集中圍繞2012年憲法的制定與頒行展開。2012年憲法大大提升了宗教力量的政治地位，這引發世俗派的強烈不滿，兩大陣營的爭鬥早在憲法制定過程中就已展開。實際上，2012年6月4日，即軍方決定解散人民議會之前，埃及最高憲法法院就以「現有人民議會議員中有三分之一通過非法途徑獲得」為由裁定議會選舉無效，要求人民議會解散。憲法法院作為相對獨立的世俗力量，這一裁定無疑是擔心司法權被宗教力量挾持的自保之舉。但司法力量顯然無法阻止穆爾西的擴權行為，尤其是當穆爾西與軍方就憲法草案中關於權力分配的規定達成妥協之後，他的擴權行為更加沒有限制。軍方選擇與穆爾西共同推動新憲法頒行，根本上還是為了確保軍人集團的政治地位。更關鍵的是，軍方與穆爾西政府達成妥協之後便退居政治幕後，這一行為實際上是「坐山觀虎鬥」：一方面，穆巴拉克黯然下臺後，埃及社會開始反思曾經一度由軍人集團主導的威權統治，反獨裁情緒高昂，軍人集團需要等待社會情緒發生轉變；另一方面，穆爾西與軍方「若即若離」的關係、大刀闊斧的擴權行為以及極力提高伊斯蘭宗教力量政治地位，都引發了世俗派和司法力量的強烈反對，而軍人集團「聽之任之」，正好坐收漁利。
軍方的高明不僅限於「坐山觀虎鬥」，他們還擅於「暗渡陳倉」，當然，這一計能否妙用離不開埃及的經濟環境。外界普遍認為，2011年以來埃及發生的社會騷亂都與國內經濟持續衰退且前景暗淡高度相關，如何扭轉經濟特別是能夠切實縮小貧富差距、降低失業率和提升民眾生活水平是穆爾西政府最大的考驗。穆爾西在短期內高效地實現了擴權，但卻沒能履行在安全、能源、交通、環境衛生和食品補貼等問題上的承諾，再加上長期的經濟衰敗讓社會失去耐性，民眾對穆爾西政府的執政能力產生質疑。與此同時，軍方利用其經濟利益網絡，從水、電、食品等多個領域幹擾埃及社會的基本運行，故意放大穆爾西政府的失誤與無能，強化社會對當局的不滿。
軍人集團可謂兵不血刃就將執政僅一年的穆爾西趕下臺，這個結局是可以預想的。穆爾西上臺實現了伊斯蘭宗教力量在政治上的顯性化，使得教俗之間的權鬥不可避免。他的強勢擴權擴大了總統和穆兄會的權力邊界，卻打壓了軍人集團、世俗自由派、司法官僚等多方政治力量。他疾風驟雨般地展開對埃及政治權力秩序的重構，也勢必成為權力互鬥的中心。軍方以其強大的力量和仍然留存的威信終結了穆爾西-穆兄會派系的政治生命並再度執掌政權，埃及的政治權力秩序就像漣漪消失的湖面，恢復「平靜」。
（三）烏克蘭：地區分裂中的惡性黨爭在泰國、埃及的案例中，軍事政變是一輪權力互鬥極化的結果，更是重建原有政治權力秩序即恢復由軍人集團主導的權力失衡結構的結果。與泰、埃兩國不同，烏克蘭歷史上沒有軍人幹政的傳統，且自其獨立以來就訂立了武裝力量不再受政黨支配而只附屬於國家的「國家軍隊職業原則」。事實上，軍隊也的確沒有介入過任何一次國內政治鬥爭，因而在烏克蘭的政治權力秩序中，儘管軍人集團曾經一度很強大，但卻沒有超越國家和憲法。主導烏克蘭政壇的是政治化社會利益集團，他們通過政治化途徑披上政黨、官僚的外衣，因利益對立而相互爭鬥。
東西之間的地區分裂是烏克蘭政治的顯性特徵，這樣一個危及國家統一的先天缺陷不但沒有在獨立之後的20多年內得以彌合，反倒一直被利益集團-官僚和利益集團-政黨利用，他們通過分化地區支持、鼓動地區對立來進行政治鬥爭，「橙色革命」與「藍色革命」即為最好例證。從政治派系力量來看，利益集團-官僚主要是指卡拉夫丘克和庫奇馬，他們都以獨立身份參選總統，且在任期內都未能建構起有效的政黨組織，於是只能藉助官僚集團來替代政黨的功能以維持統治；而利益集團-政黨則指庫奇馬之後活躍於政治前臺的尤先科-我們的烏克蘭派系、季莫申科及其集團派系、亞努科維奇-地區黨派系等，這些派系都有各自的經濟利益集團，與其說他們是由強大政黨組織起來的政治力量，不如說他們是借政黨軀殼介入政治的社會資本力量。21世紀前十年，頗受國際關注的「橙色革命」與「藍色革命」都是政治化資本集團互鬥的結果，儘管這與地緣政治有密切關聯，但本文認為其國內因素是決定性的。比較來看，烏克蘭的政治權力秩序並不是由某個主導政治力量塑造的，而是在地區性政黨的惡鬥中形成的。
2013年11月21日，亞努科維奇政府宣布暫停與歐盟籤訂聯繫國協定。隨即，超過10萬人的大規模遊行隊伍走上基輔街頭抗議，烏克蘭由此逐漸陷入到前所未有的重度政治衰敗之中。原本嚴重的地區分裂加上主導性政治權力和共識性政治權威的缺失，導致任何總統上臺都會異變為一種「三明治」狀態：一方面，間接藉助「藍色革命」上臺的亞努科維奇不得不通過採取親西方行為降低「橙色」陣營的敵意。例如，烏克蘭通過與歐盟草籤「歐盟-烏克蘭聯繫國協定」謀求加入歐盟。亞努科維奇-地區黨派系的這一行為不僅因為「親西方」而被橙色陣營支持，而且因為有利於復甦國內經濟而得到藍色陣營的理解。另一方面，原本親俄的亞努科維奇-地區黨派系又必須維持與普京-俄羅斯的親密關係。例如，亞努科維奇暫停籤署親西方的歐盟聯繫國協定，選擇與普京-俄羅斯籤署戰略夥伴關係協定。
2013年11月24日至2014年2月23日，基輔中心獨立廣場的抗議人數從2、3萬發展到20萬，基輔地區的社會騷亂逐漸升級為街頭暴動、社會陷入持續動蕩，議會政變發生。期間，以祖國黨、打擊黨和自由黨領袖為代表的反對派力量以及仍在獄中服刑的前總理季莫申科紛紛向當局施壓。在此壓力下，亞努科維奇不得已與三大反對黨領導人進行了長達8個半小時的談判，並達成解決國內危機的協議。可惜，亞努科維奇並未度過此劫，議會一紙彈劾將其「貶為庶人」。然而，權力互鬥非但未能因此終止，反倒更加嚴重。2014年2月27日，親俄武裝人員佔領烏克蘭東部克裡米亞地區政府大樓和議會大樓，烏克蘭的地區分裂開始逐漸上升至國家分裂層面，南部、東部地區開始紛紛進行公投獨立。雖然俄羅斯以及國際勢力的介入已經超出了本文的分析範圍，但是本質的問題沒有變，早已存在的地區分裂和主導性政治權力的缺失是導致烏克蘭國家分裂的自變量，而利益集團-政黨派系之間的權鬥過程則是中介變量。
2014年6月7日，波羅申科就任新總統。從「巧克力大王」的名號就能看出，波羅申科同樣是典型的經濟利益集團代表。儘管他的勝選背負著烏克蘭社會停止內戰、復甦經濟的希望，但「因資本而政治」的統治模式再次復歸，烏克蘭依舊在輪迴之中。實際上，從波羅申科集團的名稱和產生就可以看出，它雖然以政黨身份存在，但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力量，而是借政黨軀殼介入政治的社會資本力量，烏克蘭社會期望通過資本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來重振國內經濟並扭轉分裂亂局，實在是過於樂觀了。當然，東部烏克蘭的分裂亂局使得社會動蕩不斷，政府軍與地方武裝的激烈交火無法為振興經濟帶來有利環境。或許在這種亂局之中，人們會幻想一個能夠發揮定海神針之效的強大力量出現，終止內戰並維護社會穩定。然而，最具這種潛力的烏克蘭武裝部隊卻始終沒有介入政治。不過政府軍與地方武裝的對峙過程表明，對這支曾經蘇聯第二的武裝部隊，沒有人會期望更多。
綜合來看，不斷上演的權力互鬥持續加重著泰國、埃及和烏克蘭的政治衰敗。然而，在政權更迭這一同質的權鬥極化結果下，各國仍然存在一些異質特徵：首先，權力互鬥的發生機制不同。泰國和埃及的權鬥極化是由執政力量試圖重構權力秩序引發的，而烏克蘭的亞努科維奇-地區黨派系根本無力觸碰政治權力秩序。作為一種終結表面權鬥的方式，泰國和埃及的軍事政變客觀上恢復了社會秩序，軍人集團再次將其隱性支配權「名正言順」地轉化為顯性執政權。相比之下，烏克蘭式的「議會政變」只是驅趕了一個利益集團的代表者，並非依靠某個主導性政治權力或依託某種共識性政治權威對碎片化的權力秩序進行整合重建，因此，哪怕是表面的權鬥都不可能終止。其次，權鬥的參與方實力不一。從表面上看，泰國和烏克蘭的權力互鬥圍繞政黨派系發生，但實際上是政治化資本利益集團之間的爭鬥，因此本質上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之間的爭鬥與轉化。相比而言，埃及的權力互鬥則主要在政治權力內部展開，本質上是非現代的政治「次權力」之間的爭鬥與轉化。因此，權力轉化的問題就自然浮出水面了。
從價值層面講，理想的權力秩序是指不同權力保持在其自有領域中運行，有區隔、不越界、不能隨意進行相互轉化。壞的權力秩序或稱「權力失序」則與之相對，指不同權力能夠隨意越界，並將其自身邏輯強加於非自屬領域，以追逐「狹隘利益」（narrow interest） ， 「強大的政治權力可能轉化為強大的經濟權力，壟斷經濟資源和機會；同時，強大的經濟權力也可能轉化為政治權力，控制政治參與渠道和機會」。需要注意的是，「權力轉化」的現實意涵要比其價值意涵有更大的表現空間：一方面，現實中的權力過程勢必存在不同權力之間的互動，也必然存在某種程度上的權力轉化；另一方面，同樣是權力轉化，有的國家實現了穩定發展，譬如曾經創造了「國家引導式」經濟奇蹟的日本和韓國 ，它們的成功不可謂不是政治權力轉化為經濟權力的結果。但也有國家反倒深陷於嚴重的腐敗泥潭，比如印尼、菲律賓等。仔細分辨可知，前後兩種權力轉化的根本區別在於是否有「序」。「序」既是指表面上的規範權力運行和轉化的規則，更是指實質上的權力運行和轉化應該實現的目的。在實際權力過程中，不同權力運行和權力間轉化的目的與承載不同權力的組織實體的目的往往是一致的，所謂實質上的「有序」，就是指在相互聯繫的權力網絡和組織網絡中，個體權力及其組織能夠儘量約束追求單純個體利益的自主行為，而遵守公共規則以共同發現並創造「涵蓋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因此，前文才特別強調權力失序的兩個限定條件——「隨意」和「無障礙」，同時具備這兩個條件的權力轉化就會形成「權力失序」，導致政治衰敗。
基於上述分析，結合案例國家權力互鬥過程的不同特點，本文嘗試對其權力轉化進行如下類型化描述：楔入式、滲透式和起源式。首先，楔入式轉化。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楔」有「插入」之意，「楔入」可比喻為插入對方的陣地。該轉化類型強調，當某種條件限制放開之後，權力轉化突然發生，一般情況下常表現為弱勢方向強勢方的轉化。其次，滲透式轉化。該轉化類型強調逐漸進入的過程，通過該過程完成的權力轉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難以逆轉性，且往往表現為強勢方向弱勢方的轉化。再次，起源式轉化。該轉化類型往往以秩序初建為背景，強調「前規則」狀態下的轉化，且在此狀態下首次實現的轉化模式可能會為未來建立傳統，它往往表現為強勢方向弱勢方轉化。需要特別指出，下文關於案例國家權力轉化的類型化概括是針對各國最突出的權力秩序特點來展開論述的，未來的探討仍具有開放性。
（一）泰國：楔入式轉化無論是政治權力向經濟社會權力的轉化，還是經濟社會權力向政治權力轉化，泰國都是楔入式轉化的典型。要充分突顯泰國權力轉化的特點，須回到軍人威權體制初創的歷史中去。
首先，政治權力向經濟社會權力的轉化。楔入式轉化既表現為軍人集團以激烈的革命推翻君主專制，更表現為它能夠迅速穩固統治並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泰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絕對主導力量。儘管1932年的軍事政變已經具備「天時地利人和」，但軍人集團對傳統王室-貴族勢力的瓦解可謂「突如其來」。泰王國的軍隊是拉瑪五世的傑作，他本來只將其視作政治鬥爭的工具，用於威懾貴族集團，同時強化國王權威。王族集團不會想到，軍人集團居然還會反過來推翻自己的統治。軍事政變的成功不僅意味著軍人集團已經楔進由王室集團主導的政治權力秩序之中，還表明政治權力內部的「次權力」轉化已經完成，即原本的王權-執政權轉化為軍權-執政權。為確保政權穩固並實現對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主導，軍人集團還必須將其已經掌控的政治權力轉化為經濟社會權力。
泰國在君主專制時期承襲的是戴萊洛迦納王於15世紀建構的薩迪納制。薩迪納制維護了王權統治時期的經濟基礎，它在「統治者-土地資源-勞動力」之間建構起相對固化的社會-經濟關係，保證了王權統治的穩定。在拉瑪五世進行的維新改革中，以薩迪納制為代表的封建經濟體系被逐漸瓦解，軍人集團發揮了基礎性作用。更重要的是，軍人集團在執掌政權以後主導了國有經濟建設並推動了私營經濟發展。從楔入並協助瓦解封建經濟體系到重建現代國民經濟體系，軍人集團有效地實現了政治權力向經濟權力的轉化，他們不僅從中獲得經濟利益，建立起集團利益網絡，更是以此實現了軍權-執政權對政治經濟社會的絕對主導。冷戰之後，軍人集團的政治影響雖在多元格局中難及往昔，但卻依舊保持著政治支配力。最為關鍵的是，軍人集團從未真正退出泰國政壇，其權力轉化途徑也並未廢棄，他們與王室形成極端保守派，堅守著固化了的上層利益。
其次，經濟社會權力向政治權力的轉化。直到1968年憲法頒行，泰國經歷了長達10年的永久憲法缺失期，這個階段被當局美其名曰「泰式民主」時期，實則是推行軍人獨裁。然而，經濟社會的發展為多元力量的崛起提供了契機，無論是在城市經濟中逐漸壯大的商業資本集團，還是在地方行政中鍛鍊成長起來的政治派系，他們都迫切需要通過分享政治權力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軍政府還能夠一手遮天的時期，軍人集團通過建立庇護網絡，一方面為本集團汲取經濟資源、穩定地方統治，另一方面為維護本集團統治地位而阻止資本和地方勢力進入政治體系。然而，正是庇護網絡提供的特權壯大了以曼谷政商集團為代表的資本力量，並為地方勢力的壯大提供了契機。當1968年憲法和《政黨法》分別規定國會下議院由民選產生、黨禁解除且政黨可合法參政時，社會資本集團和地方政治勢力楔入政治的機會就來臨了。到90年代，以汽車機械、石油化工、電力能源、信息通訊等高新產業為代表的新資本集團對政治的介入則是更加明顯體現了楔入特徵。廣為人知的他信與英拉都是新資本集團的代表，他們曾經皆為商界精英，有著深厚的資本背景，後來各自組建政黨，進入政壇。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資本權力向政治權力的轉化，不僅要確保本集團的利益，還試圖運用資本政治權力重建政治權力秩序。有學者將他信時期的政商關係稱之為「一體式」，亦有學者從家族制度和庇護關係的視角將其稱之為「新興企業家-草根」庇護關係和「企業家政治」模式，總而言之，其核心觀點都在於新資本集團坐擁雄厚的政治資金，再加上草根階層的支持，他們就能夠在「選舉為王」的時代實現權力轉化。
透過案例可以看出，楔入式轉化的突發性特徵一方面表現為條件許可情況下的突然轉化，這意味著要求介入轉化的一方已經具備一定的實力，譬如20世紀60年代的曼谷政商集團和地方政治勢力以及90年代以來的新興資本集團；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權力轉化方突然形成的進攻性，這意味著受集團利益最大化驅使，抓住機會實現權力轉化的一方會盡其所能挑戰既有權力秩序，譬如20世紀80年代通過國會鬥爭接管政府權力的地方政治勢力以及90年代以來贏得國會-政府權力的新興資本集團。同時，楔入式轉化的突發性也誘發了權力互鬥的波浪性特徵，如果將突發性特徵的兩方面表現分別稱作「階段一」和「階段二」，那麼階段一啟動不久就會開始明顯的權力互鬥，而階段二啟動之後則會逐漸迎來權鬥極化，2000年以後泰國兩度發生的「新資本集團上臺-挑戰權力秩序-軍事政變」政治過程就是最佳例證。
（二）埃及：滲透式與楔入式結合與泰國的情況不同，埃及的權力轉化主要表現為政治權力向經濟社會權力的轉化以及政治「次權力」之間的轉化，前者集中發生在穆巴拉克下臺之前，而後者則集中發生在穆爾西上臺之後。
首先，討論穆巴拉克下臺之前的權力轉化。經過納賽爾、薩達特和穆巴拉克三任軍人總統的統治，埃及總體上形成了「軍政同構」、「黨國同構」和一黨獨大制相結合的政治架構，這使得軍人集團在埃及政治地位之高、主導力量之強遠遠超過泰國。儘管泰國在2000年以來發生的兩次軍事政變證明軍人集團依舊保持著超強的政治支配力，但自20世紀90年代起，泰國就基本實現了文官政府，且多元化的經濟社會利益集團也獲得了分享政治權力的制度化管道，若非權鬥極化給軍事政變帶來契機，軍人集團基本上退居政治幕後。埃及則不同，納賽爾當政時期，政府官僚由軍官擔任，軍人集團掌控了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安全等各個領域的政策制定權，主導著整個政治過程。雖然在經歷了薩達特的「糾偏運動」和穆巴拉克的「軍隊專業化」改革之後，政府文官色彩不斷增強，但也只是實現了「半文官政府」，軍人集團的主導地位沒有發生絲毫改變。正是憑藉六十年基本穩健的威權統治，軍人集團不僅在政治上佔據著絕對優勢，而且也以滲透的方式長期進行著政治權力向經濟社會權力的轉化。
毫不誇張地說，軍人集團主導了埃及的現代國家建構，這個啟動現代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50年前的軍人總督阿里，是他通過建立新軍最早推動以軍事工業為主的工業化戰略；此外，由於阿里把棉花等農作物出口賺取的資金全部用於發展工業，所以客觀上形成了以棉花帶動農業，進而帶動工業的國民經濟基礎，而且棉花也順勢成為了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軍人發展經濟的傳統從此得以形成。從1956年納賽爾全面掌權開始，三任軍人總統客觀上實現了埃及經濟的重大發展，從納賽爾的「社會主義」國有化經濟模式，到薩達特提出「開放經濟」戰略並向「混合型」經濟模式過渡，再到穆巴拉克通過戰略調整以推行新自由主義，軍人集團與埃及經濟緊密相融，政治權力實現了向經濟社會權力的滲透式轉化。
實際上，軍人集團對經濟戰略與政策的主導只不過是滲透式轉化的表層特徵，其本質特徵應是軍方的核心利益與國民經濟高度相關，甚至高度融合。埃及軍人集團的利益可區分為核心利益和次要利益，其中核心利益主要指經濟利益以及通過影響國家政策議程所能獲取的利益。直到穆巴拉克下臺，軍人集團擁有大量土地和公司企業，這些公司企業不僅生產軍工產品，還為社會提供民用消費品和服務，它們在國內就業問題的解決上扮演重要角色，甚至超過許多工商業集團。此外，軍方還控制埃及三大地產開發商，參與諸多社會基建項目。由於軍方經濟信息屬於機密而無法為外界準確得知，所以一度引發眾多猜測：有許多分析家認為，埃及軍隊控制的經濟領域佔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高達40%；但來自埃及本國的學者、官員和軍方代表都予以否認。由此可以推知，軍人集團至少已在埃及國民經濟中建立起自己的「神秘帝國」，這樣的滲透式轉化客觀上形成了某種程度的不可逆性。
其次，再來看穆爾西上臺之後的權力轉化，重點分析政治「次權力」之間轉化的楔入式特徵。對於絕大多數冷戰後國家的轉型而言，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新興利益階層往往會成為急於分享政治權力的有利競爭者，因此，常常是經濟社會利益集團通過政治化途徑實現權力轉化並對既有權力秩序發起挑戰。然而，埃及未曾間斷的軍人威權統治最大程度地壓制了民主自由派力量，外加其滲透式的權力轉化使得軍人集團成為最具競爭力的經濟利益集團，從而遏制了其它資本集團的成長壯大。不過，軍人以外的另一種傳統政治支配力量——伊斯蘭宗教在埃及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如果說軍人集團實現了軍權-執政權向經濟權力的滲透式轉化，那麼代表伊斯蘭宗教力量的穆兄會則在一定程度上也實現了教權-非執政權（反對權）向部分社會權力的滲透式轉化。由於穆兄會所代表的宗教權力本屬於政治權力，所以儘管它實現了向社會權力的轉化，但其終極目標是實現政治「次權力」轉化，即非執政權（反對權）轉化為執政權。
教權楔入「階段一」分成兩個步驟進行：第一步，激活被壓制的政治權力。穆兄會自1928年成立以來，多次被埃及當局取締和鎮壓，一度只能秘密活動。直到20世紀80年代，穆兄會開始通過議會活躍於政壇，成為埃及最大、最具民眾基礎的半合法反對派。儘管穆兄會在90年代再次遭遇當局打壓而錯過兩屆議會選舉，但自2000年回歸人民議會後，它就以強勁的勢頭逐漸佔領議會，並在2011-2012年選舉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第二步，強勢進行政治「次權力」轉化，實現教權掌控執政權。當穆兄會下屬的自由與正義黨成為人民議會第一大黨，黨主席穆爾西成為埃及首位非軍人總統時，就意味著以穆爾西-自由與正義黨派係為代表的伊斯蘭宗教力量成功在法理上掌控了政府-議會權力，也意味著楔入式轉化開始進入第二階段。而當穆爾西-自由與正義黨派系開始挑戰既有權力秩序，試圖通過壓制軍人集團、民主自由派、司法官僚等世俗派力量，以實現對埃及政治權力的事實主導時，楔入式轉化就進行到「階段二」的高潮了。最終，權鬥極化為軍人集團回歸政治前臺帶來了契機，由穆爾西主導的這場楔入式權力轉化幾乎與他信、英拉殊途同歸，軍事政變不僅終結了權力轉化，更是恢復了原有的權力秩序。
（三）烏克蘭：起源式轉化在啟動現代國家建設之初，泰國和埃及都由軍人集團主導，並形成了以軍人集團為核心的政治權力秩序。然而，烏克蘭在獨立之初並不存在一個具有絕對主導力的政治支配力量，這意味著20世紀90年代初的烏克蘭存在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權力真空，能夠藉此時機執掌政權並重建政治權力秩序的，除了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政治力量以外，最有可能的就是較有影響力的經濟社會利益集團。歷史事實證明，曾經在蘇聯排行第二的烏克蘭軍隊並沒有通過政治「次權力」轉化介入政壇，而在當時組織基礎較好並為社會熟知的烏克蘭共產黨是較為正統的政治力量，於是具有共產黨高官背景和左翼候選人身份的卡拉夫丘克「眾望所歸」地成為總統。然而，卡拉夫丘克既因缺乏政治組織支持而無法增強政治權力，又因不掌握經濟利益集團而無法通過權力轉化來填充政治權力，因此僅在位不到3年就敗選下臺。自庫奇馬上臺，烏克蘭式的起源式轉化就開啟了，它主要表現為在位的總統及其派系幾乎完全依靠經濟社會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來穩固政權，甚至可以說所謂的政黨派系實際上就是金融工商業寡頭的外衣，其政治權力更確切地應被表述為「政治化的經濟社會權力」。
自庫奇馬開始，烏克蘭就是一個由金融工商業寡頭支配的國度。為了穩固政權，庫奇馬與商業寡頭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庫奇馬不僅免除對商業集團的反壟斷限制，還在私有化進程、財政補貼以及石油、天然氣、小麥、伏特加酒和菸草等工商業產品的進出口限額許可上賦予商業寡頭特權，以此獲取他們的支持。同時，他也與幾個寡頭黨派形成統治聯盟，譬如由阿扎羅夫和亞努科維奇領導的地區黨、由季莫申科領導的祖國聯盟以及社會民主黨等。烏克蘭最大富豪之一阿克梅託夫當年也是庫奇馬的支持者，他憑藉庇護網絡在交通、冶金和機械製造業中發家致富。此外，支持庫奇馬的寡頭還控制著當時的主要媒體，譬如麥德維多切克控制著三個最大的電視臺（UT-1、Inter、1+1），庫奇馬的女婿平丘克控制著另外三個（STB、ICTV、New Channel）。2000年末庫奇馬「錄音帶門」事件在烏克蘭國內引發軒然大波，曾經支持他的季莫申科和尤先科紛紛組建了「季莫申科集團」和「我們的烏克蘭」兩大反對黨，成功主導了「橙色革命」。在此次革命中高調出場的尤先科、季莫申科和亞努科維奇都陸續成為了烏克蘭的總統或總理，起源式轉化在他們身上展現的淋漓盡致。
尤先科、季莫申科和亞努科維奇都有著金融工商業寡頭背景，他們組建的政黨實際上是實現經濟社會權力向政治權力轉化的工具。尤先科有深厚的金融行業背景，蘇聯時期他曾在蘇聯國家銀行烏克蘭分行陸續擔任司長和副董級別職務，烏克蘭獨立之後他分別擔任烏克蘭農業銀行常務副董、烏克蘭國家銀行董事長和行長。尤先科政府的腐敗與經濟寡頭聯繫密切，例如他在升任總統之後對克裡沃羅什鋼鐵廠的私有化拍賣曾引發社會廣泛質疑。如果說尤先科更多還是通過建立庇護網絡獲取寡頭支持的話，那麼季莫申科和亞努科維奇則是不折不扣的寡頭。季莫申科依賴其丈夫的家族資本成立「烏克蘭汽油公司」，之後結識第涅伯拉彼得羅夫斯克州長拉扎連科，並在其幫助下將生意就越做越大，同時進入政壇，一度爬至財富與權力的巔峰。亞努科維奇更是擁有財富巨大的家族商業集團，在此無需贅述。
無論寡頭集團是實現了向政治權力的滲透式轉化，還是仍處於在位者的庇護之中，烏克蘭國家政權都顯然為之挾持。任何一個寡頭的上臺都竭盡所能為本集團掠奪經濟利益，導致烏克蘭有無數全球知名的富豪，卻難以支撐起破碎不堪的國民經濟。在烏克蘭，或許起源式轉化的最大特徵之一，就是「泛經濟化」或稱「泛寡頭化」，經濟寡頭在向政治權力轉化的過程中極度模糊了政治的邊界。作為新任總統，「巧克力大王」波羅申科同樣以商業寡頭的身份進入政壇，開啟與其它寡頭之間的權鬥。如今，烏克蘭國內局勢依舊嚴峻，烏東是否會上演「克裡米亞2.0版」？未來似乎就像一張黑幕，黯淡無光。
基於「權力失序」的過程視野，本文重點對案例國家的權力互鬥進行了政治過程分析，並對其權力轉化加以類型學概括。案例分析不僅呈現了因「權力失序」而形成的政治衰敗發生機制，更引發了超越案例意義的思考——除了權力失衡的結構性隱患外，權力互鬥的外部誘因是什麼？在民主制「絕對正義」和民主化「絕對有效」的西方話語霸權背景下，有以下兩方面問題亟待發展中國家學者進行系統性研究：一方面，西式民主化與政治衰敗之間的關係問題。現實政治顯示，對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民主化雖帶來了若干民主制度，但卻未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體。甚至，以競爭性選舉和議會為代表的民主制度不僅沒能有效規制政治權力，反而成為權力主體藉以進行權力轉化的工具，換言之，西式的民主化方案並不必然通向「善治」，它甚至有可能會成為政治衰敗的誘因；另一方面，西式民主制度與權力秩序之間的關係問題。曹沛霖先生言，「我們不能僅限於研究民主轉型問題，而要研究按照民主理論設計的民主制度及其實際運行的問題」，從權力視角觀察，這個「實際運行問題」即指權力關係問題。基於本文提出分析框架，導致政治衰敗的「權力失序」關涉政治、經濟、社會三種權力之間的轉化關係，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反思西方民主制是否能夠有效地規範這三種權力。儘管西方民主制在規制政治權力方面存在有目共睹的歷史功績，但它並沒有很好地實現對經濟社會權力的規制，尤其是在經濟社會權力向政治權力進行強勢轉化時顯得頗為無力，老牌民主國家美國和所謂的「新興民主國家」泰國、烏克蘭為我們提供了最佳例證。因此，必須警惕民主制度可能存在的先天不足。
責任編輯：諶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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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比較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