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新文化運動與《新青年》（山大，2006）
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於上海，第二捲起易名為《新青年》，新文化運動即以此為始，《新青年》集中代表了新文化運動的思想特色，主編陳獨秀在發刊詞《敬告青年》中鮮明地提出「人權、平等、自由」的思想。此後，《新青年》大力倡導民主和科學精神，在此陣地上集結的急進的知識分子主要從以下兩方面推進思想啟蒙運動：一是重新評判孔子，抨擊文化專制主義，倡導思想自由；二是廣泛引進和吸收運用西方文化。1917年1月因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總部遷往北京。從1918年1月此時編委會經過改組由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胡適、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輪流編輯，不久魯迅也加入到編輯隊伍當中，實際形成了反封建的思想文化戰線。由於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實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大大促進了新思想、新學術的發展，新文化運動也藉由北大的學術自由空氣而推波助瀾。
②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東北師大，2009）
胡適於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最早系統地提出文學改革主張。它的內容有以下幾點：
a.改良文學應從「八事」入手。即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八事」的中心內容是批判文言文。
b.以白話文為正宗。
c.文學觀念：「八事」之中「唯言之有物」一條是就舊文學內容而言。他認為「唯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並有「高遠之思想」、「真摯之感情」者，才是真文學者。
胡適的「八事」有針對性地揭露了舊文學種種弊病，並粗淺地觸及文學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文學的時代性與社會性以及語言變革等重要問題，初步闡明了新文學的要求與推行白話語體文的立場，因此，此文以「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成為中國新文學向舊文學宣戰的一份正式的宣言書。
③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西南大學，2008）
陳獨秀在1917年2月《新青年》第三卷六號上發表了措辭強烈的《文學革命論》，陳獨秀對首舉義旗急先鋒胡適，積極呼應，此文被譽為了文學革命的正式宣言。主要內容有：
a.提出「三大主義」作為「文學革面」的徵戰目標，「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b.文章中要求新文學以歐洲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文學為楷模；
c.文章主張以白話文文學為正宗，他從宣傳民主與科學出發而反對文言文，認為文言文是寄存封建倫理的形式。他要通過「文學革命」進行思想革命。
陳獨秀對整個封建舊文學特徹底否定的態度，不但反對舊文學「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的形式，而且也反對「萎瑣陳腐」的封建思想內容。他從啟蒙主義角度認為，舊文學的種種缺點，都與「阿諛誇張，虛偽迂闊之國民性互為因果」，因此要「革新政治」，改革社會，就必須「革新文學」。文章號召向封建舊文學「妖魔」宣戰，建設以西方近代文學為楷模的新文學。
④白話文運動的提倡與推廣過程
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主張提出後，得到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響應。
a.錢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從語言文字進化的角度說明白話文取替文言文勢在必行，指斥擬古的駢文和散文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態度甚為激烈。
b.劉半農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提出改革韻文、散文，使用標點符號等許多建設性意見。
c.傅斯年圍繞「文言合一制定國語」提出一些設想。
d.1918年4月，胡適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來概括文學革命的宗旨，意在將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結合起來，擴大文學革命的影響。
e.1918年12月，周作人發表《人的文學》，提出以人道主義為文學之本，試圖將19世紀歐洲文學發展中起重大作用的人道主義直接移用於中國新文學，使文學革命內容更加具體化。
f.1918年冬天，陳獨秀、李大釗創辦了《每周評論》雜誌，同時，傅斯年、羅家倫等辦了《新潮》月刊，都致力於提倡白話文，提倡反映現代生活的新文學，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介紹西方文藝思潮，文學革命的影響就越來越大。
⑤新文學陣營與封建復古主義的三次鬥爭
a.林蔡之爭（北大，2000）
林蔡之爭指的是以林紓為代表的守舊派和蔡元培為代表的新文化陣營的論爭。最早代表復古主義文學思潮出來反對文學革命的是林紓，他極力反對以白話文取替文言文，於是便寫了《論古文白話之消長》、《致蔡鶴卿太史書》，對白話文運動大張撻伐，視文學革命為洪水猛獸，又在《新申報》上發表《荊生》、《妖夢》等文言小說，影射攻擊文學革命領袖，稱他們「覆孔孟，鏟倫常」，「盡反常軌，侈為不經之談」。針對林紓的攻擊言行，北大校長蔡元培在致林紓公開信中重申「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李大釗、魯迅等也發文譴責「國粹家」的歷史倒退行為。林紓所代表的守舊派對新文學的反攻並沒有什麼理論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擊和政治要挾的層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學陣線義無反顧的抗爭。
b.與「學衡派」的論辯(北大-2011、湖師大-2012)
「學衡派」以1922年9月在南京創刊的大型學術性雜誌《學衡》而得名，其同仁梅光迪、吳宓、胡先驌曾留學美國，寢饋西洋文學，多受當時帶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義的影響。「學衡派」對「五四」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的激進行為甚為反感，他們試圖以學理立言，在中外文化比較中堅持一個宗旨，即「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他們著手整理研究和維持傳統文化，對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某些偏激的弊病不無中肯的批評，代表了文化重構過程中的另一種趨向穩健的文化抉擇。
針對「學衡派」的攻擊，魯迅發表了《估學衡》，抓住一些實例以揭破此派「學貫中西」姿態下的窘迫。此外，有許多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的擁護者先後寫文迎擊，批駁「學衡派」的保守立場。
c.與「甲寅派」的論爭（山大-2009、北師-2014）
甲寅派是以章士釗為首的反對新文學運動的封建復古流派，得名於《甲寅》雜誌，他們反對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學，從邏輯學、語言學、文化史等方面來論證文言文的優越，主張尊孔讀經，維護封建化教育；由於章士釗是北洋軍閥政府文化統治機構的掌權者，成為鎮壓學生運動、製造輿論、維護反動軍閥統治、抨擊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新文學陣線全力反擊，撰寫了許多批判「甲寅派」的文章，從不同角度批駁了「甲寅派」阻擋新思潮的本質。甲寅派隨著段祺瑞政府的垮臺很快敗下陣。至此，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以白話文的勝利而告終。
在這三次鬥爭中，封建復古派的共同主張是維護文言、反對白話，其實質則是維護封建統治。李大釗、陳獨秀、魯迅都從堅決反對封建主義的立場出發，對他們作了政治上的揭露。同時魯迅還指出了文言文自身的局限和復古派應用文言文中的許多錯誤，從而證明了文言文的必然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