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好校長——陶西平

北京十二中退休教師孫金英（陶老的徒弟）深情回憶陶西平先生做校長時的點點滴滴。這些充滿畫面感的樁樁往事，讓我們領略到一位出色的教育管理者的非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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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市第十二中學（以下簡稱「十二中」）的一名退休教師。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作為當時的青年教師，我曾親自領受陶西平老校長的悉心指導與幫助，親身感受到他作為一名出色的教育管理者的非凡魅力。在十二中人眼裡，陶校長是普通而不平凡的。普通，是因為他平易近人，毫無官架子；不平凡，是因為他在十二中創造了輝煌的成就，使原本普普通通的學校躋身北京市名校的行列，成為改革的排頭兵，且聲名遠播。

1978年9月，陶先生調到十二中，擔任教導主任，負責全校的教學管理工作，還帶了高一年級兩個班的語文課。很不巧，剛開學沒多久，同年級的一位語文教師就病了。那時，師資嚴重不足，先生就擔起四個班的課，直累得牙齦發炎，臉腫得像「發麵包」。他顧不上看病，吃了止痛片，仍然面帶笑容、精神百倍地站在講臺上。他一上午連上四節課，連口水都不喝。學生們勸他回去休息，他說：「只要你們不氣我，我就倒不下！」孩子們被感動得直流淚。教師們也深受感染，個個學著他的樣子用心幹！

先生曾告訴我，他在小屯中學做語文教師時，學校每次放映電影，他都會去做義務解說員，「同期聲」講解片子的主題內涵、攝影技巧，講述「蒙太奇」等藝術表現方法的優劣等。一個片子放下來，他常講得口乾舌燥，累得再不想說一句話……先生就是這樣，走到哪裡，就服務到哪裡，不管分內分外。他是真正的「人民勤務員」！

後來，先生肩負起十二中校長的重擔，提出「同心同德，兢兢業業，求實創新」的校訓，並帶領團隊，一步一個腳印，努力使學校從優秀走向卓越。為了促進學生養成讀書的好習慣，他創辦了每年的「三月讀書節」，並形成制度。每學期開學初，學生制訂讀書計劃；每天進校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讀書；每讀完一本書，學生都可憑筆記去領一張「讀書卡」；憑著「讀書卡」，即可在每年舉辦的「五月鮮花藝術節」活動中領取「讀書獎」。學生在乎的是讀書後得到了認可，陶校長在乎的是學生從讀書中獲益。

為了怕學生因排隊等候時間太長而吃到冷飯，學校不僅實行了初高中錯峰吃飯的辦法，而且，先生帶領校領導一班人，每天中午都穿著圍裙、戴上口罩，到窗口親自為學生打飯。他幹活特別麻利，而且，總是等最後一位學生吃上飯，他自己才安心就餐。那是十二中特有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記得學生們都誇讚他：瞧咱校長這扮相，還真像個「大師傅」！

每年的春季和秋季運動會，是師生最喜愛的活動。當天，大家像過節一樣，早早來到大操場。學生比賽時，教職工當裁判；而教職工接力賽時，學生們更是個個亢奮，伸長了脖子，找自己的老師在哪裡。開賽了，學生們歡呼雀躍，加油聲震天動地！教師們摩拳擦掌，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記得在陶校長即將調走的那一年的春季運動會上，他作為校長辦公室接力代表隊的隊員又上場了。所有在場的師生員工感覺汗毛都豎起來了，大家目不轉睛地盯著校長，舞動著攥得緊緊的拳頭，齊聲大喊：「校長，加油！加油！加油！」就在這時，突然有人說：「不好，有人摔倒了，好像是校長！」真的是校長！他在彎道超越時突然倒地……事後陶校長說：當時，我腦子一片空白。校醫告訴我們，校長是因為長期操勞過度，身體透支，導致腦供血不足而摔倒的。那年，他49歲。

那時候，陶校長每天都住校，周六晚上才坐公交車回家過周末。記得有一次他的女兒陶陶說，周六傍晚，他們在公交車上好不容易輪上個座位，爸爸坐了下來。到站了，陶陶擠下車，等她回到家好久，天都黑了，爸爸才回來。他笑著說：我是走回來的！原來，他實在太累了，在公交車上睡著了，被拉到總站，是被司售人員把他喊醒的。我們大家都明白，十二中的輝煌，就是在陶校長如此的拼搏與奮鬥下鑄就的！

根據陶校長的提議，學校規定，班主任找學生談話，或是學生到辦公室請教問題，教師必須請學生坐下來交談。「請坐」——這個細節，改變了已往的「訓誡模式」，大大消除了學生進辦公室時的恐懼感和學生只要進辦公室就是「差生」的陳舊觀念。這體現了陶校長所提倡的師生平等、互愛互尊的理念，更是先生人格的映照。

那時的十二中校園裡，師生之間、生生之間、師師之間、幹群之間關係融洽，大家心情都很舒適、愉快。

有一位年長的單身女教師，住在學校的單身宿舍裡。有一次，她夜裡突然拉肚子，跑了數次廁所。第二天一大早，她氣呼呼地哭著找到陶校長，大發雷霆，說校長不關心群眾，不知道她大半夜黑乎乎地跑廁所有多害怕！陶校長聽了，連連作揖道歉，說自己不關心群眾很不對，並保證以後一定改正錯誤。那位教師聽後破涕為笑。

後來，陶校長把這件事變成了鞭策自己關心群眾疾苦的工作動力。他理解大家埋頭工作的辛苦，於是，推動工會形成決議：為大家創造福利，建立「服務隊」，每天早上到各辦公室統計每位教師需要購買的家庭日用品，以及當天需要的蔬菜、柴米油鹽等；學校有關人員幫助購買後，將物品遞到教師們手裡。學校還建立了為每一位教職工，在生日當天送上慶生蛋糕的制度。但是，所有這些福利，校長自己都不享受，他說，這也是制度，絕不能破壞……他把每一位教職工的冷暖都裝在心裡，用體貼入微的關懷，溫暖著每一顆並肩作戰的「戰友」們的心。

陶校長以自己的精神感染和鼓舞著身邊的人，更以崇高的人格魅力吸引著知曉他大名的無數「粉絲」。當年，在十二中的教職工中，慕他之名而來的名師、名人不在少數。在學校裡，每個人都自覺地竭盡全力工作，誰也不肯落下腳步。有的教師說：在這裡，無論你來得多麼早，總有比你還早的，因為他住校；無論你走得多麼晚，也總有比你還晚的，因為他不走。「奮鬥」二字，融入了十二中人的血液裡！全體同仁跟著陶校長的步伐「同心同德，兢兢業業」，學校的發展如日中天。

那些年，每年的12月31日晚上都是師生們最高興的時候。那一晚，校園裡燈火通明，歡歌笑語，熱鬧非凡。歡聚的時刻一般從晚上六七點一直持續到午夜。那時那刻，全體師生員工一起辭舊迎新，興奮不已。

那晚，每個教室裡都張燈結彩。孩子們精心打扮起來，穿上漂亮的新衣服，一個個閃亮登場。我們把課桌椅擺在教室四周，中間空出來當作「舞臺」，人人都參與活動，教職工也不例外。

學生們一邊吃著好吃的（有的是孩子們自帶的，有的是由班委會用大家湊的錢買的），一邊欣賞同學們自己編排的節目，人人臉上都掛著笑容，洋溢著幸福。這個夜晚，所有班主任都和本班學生一起度過。學生們還早早地去辦公室、食堂、宿舍，給自己班級的每位任課老師、食堂的大師傅、宿舍管理老師送上一張他們精心設計與製作的「請柬」，邀請老師參加自己班級的新年聯歡活動。

為了「搶老師」，各班學生可謂使出渾身解數，有時甚至為了某位老師到班的先後順序，而爭得臉紅脖子粗。有些任課班級多的教師如果被拉到某班去了，那麼，那個教室門外等候的「大軍」就會排成串，大家都以能把「客人」先請到自己班裡為榮！……那熱烈、溫馨的一幕一幕令人回味，讓我至今記憶猶新。

一場「搶師大賽」溫暖了所有教職工的心，它昭示著在十二中，每一位工作者都會得到平等的尊重與厚愛。這個「搶師」活動，是陶校長做班主任時帶頭髮起的，後來成為十二中人的自覺習慣與保留活動。

更有滋味的是，陶校長帶著領導班子成員，到每個教室給師生拜年。聆聽了校長的新年賀詞後，學生們歡呼、吶喊，請校長展示才藝。盛情難卻，校長便會應邀表演。在眾多次的表演中，校長有一個「保留節目」——朗誦或者吟唱嶽飛的《滿江紅》。吟誦過後，學生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裡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學生們聽懂了校長藉助詩句對莘莘學子的期許與勉勵；教師們更感悟到，此時此刻，吟誦者與詩人的情懷高度契合——儘管歷盡磨難，依然滿腔忠誠、赤心不移、豪氣滿滿！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崇高胸懷，令人感佩不已。

前排右三為陶校長，前排右二為本文作者

對教師們來說，陶校長不僅是我們的領導者、管理者，更是我們的人生典範和成長導師。記得20歲出頭時，由於工作強度高、壓力大，我曾喊過苦、叫過累。當時陶校長問我：「你知道我像你這樣大時在幹什麼嗎？」我說：「不知道。」他說：「我在『牛棚裡』。一年冬天，我們被派去掏下水井。一行幾人，穿著空心棉襖，腰間繞一圈繩子，頭上戴一頂破棉帽。人從下水井口慢慢往下去，便能感覺到臭味直往上衝。每次，下去的人都要跟上面的其他人用眼神交流，大家心照不宣：以當年的條件，下去後的狀況無法預估，上面井口、井蓋的狀況更無法預測。那時，我真正體悟到了什麼叫『命懸一線』；每次下去之前彼此交流的眼神，都可能成為一種生死道別。」聽著校長的敘說，我的淚水忍不住地湧出。他接著說：「紅衛兵大串聯時，我為『紅小將』們生爐子，也是這身裝束，只不過加了一個大口罩。每次，我都把火燒得旺旺的，屋裡烘得暖暖的。『紅小將』們都誇讚我：這個『老大爺』活兒幹得最好，火燒得最旺！其實那時，我才三十來歲。」

陶校長為人謙和，思維敏捷，語言幽默。但我們還是能從他時時緊蹙的眉頭中體會到一絲憂愁。1980年秋季的一天，我發現，他的眉宇間變得舒展開來。後來，我在他女兒的作文《爸爸的笑》裡感受到他那時發自內心的喜悅。陶陶寫道：「爸爸很少笑，偶爾笑一下，很快就會回復原來的面貌……有一天，很奇怪，爸爸回家後總是笑，還下廚房，給我做了好吃的……我問他為什麼今天總是笑？他回答，高興唄！我問，為什麼高興？最後，爸爸揭開謎底——今天，他入黨了！」

是啊！壓在他身上20多年的「大山」終於被搬走了。1957年，剛剛20歲出頭的他被劃為右派。1979年3月11日，上級黨組織宣布，1957年把他劃為右派是錯誤的。當天中午，他就提筆再次寫下了入黨申請書。1980年9月2日，他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實現了自己始終不渝的夙願，那掩飾不住的愉悅和激動，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最本真的情感表達！

陶校長的入黨儀式全體教職工幾乎都參加了，所有人都深切感受到他對黨的事業的無比忠誠與熱愛。他在所宣讀的入黨志願書上寫道：「北京宣布解放時，我在北京四中讀書。那時，我就和同學們一起到天安門廣場，宣讀了加入中國共產主義共青團的誓言：願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正是這樣的信念，支撐著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終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我是1971年初中畢業留校教書的。1978年，十二中被確定為市級重點學校時，我向當時負責教學工作的陶主任遞上了辭呈，提出調出教育口。他說：「怎麼，你要當逃兵了？」我說：「我怕自己資歷淺、學歷低，難以勝任重點學校的教育教學重任。」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沒有學歷可以拿，沒有資歷可以積累，沒有信心可以樹立，沒有成績可以創造！但如果沒有了志氣，那麼，你到哪裡都是廢物！著急和氣餒於事無補。以後我來帶你，你堅持聽我的課，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來問我。你看，我有這個資格嗎？」

我當然高興了！記得當時，我給先生調了蜂蜜水（在十二中時，陶校長一直用著一個白色的大搪瓷缸子），捧給他，又給他卷了三根「大炮」（先生原來抽菸很兇的），就算是正式拜他為師了。從那以後，我就放下思想顧慮，全身心地投入教育教學工作中。

我學著師傅的樣子奮鬥不止，先是考取了當時北京師範學院（即現在的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函授大專班，開始了長達五年半的函授苦讀，最終獲得了大專學歷，還被評為「優秀學員」。後來，我又續讀了本科；再後來，又讀完了在職研究生課程班的全部課程。

那時，我工作量很大，教兩個班的語文，做一個班的班主任。由於每天上午都要保證去聽師傅的課（不落一節），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課全部調到下午。每天都過得緊張而充實。

白天沒時間讀書，我就利用晚上備課後的時間讀，利用休息日讀。別人有娛樂，我沒有。記得有一年暑假，學校組織教師去北戴河，先生說：「這次你不能去，開學後，你不是要考試嗎？」他幫我圈畫了讀書要點，就帶著教師們高高興興地走了。我按照師傅的要求，乖乖地在家讀了一個假期的書。

隨著學校名氣越來越大，慕名而來的參觀者也越來越多。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上公開課的機會也漸漸多起來。從本班教室，上到學校禮堂，再上到區裡的電教室（直播）。每次公開課的準備過程都是十分艱苦的。我白天照常上課、帶班；晚上先批改完作業、備好第二天的課；然後，師傅給我說公開課的課。先解析教材、設計教案；之後，我像面對全體學生一樣地試講，他一個人聽。這樣說了講，講了說，說了改，改了再說、再講、再改，反反覆覆，直至他滿意為止。有時，我怎麼也達不到他的要求，他只好說：就到這裡吧，再繼續也是重複錯誤、重複缺憾！其實，那時我已經困得不行了，腦子都木了！於是，我們終於作罷。我這才能夠回家。有時候，我的住宿學生們看我太辛苦，就背著宿舍管理老師，偷偷給我留著門，下鋪的學生擠到上鋪去睡，我就在她們那裡和衣湊合一宿。第二天一早，學生們給我站崗放哨，在宿舍老師查房之前，我再偷偷溜出去。那時的工作與學習任務雖然無比繁重，而且生活艱苦、身體勞累，但精神是充實的、愉悅的。

後來，我又跟著師傅做了多項教學改革實驗。比如：說話的訓練，每天課前五分鐘演講等，都曾被當時的《現代教育報》採訪與推廣；此外還有學生文言文自學能力的培養，等等。

在師傅無私的教誨、傾心的培養和教導下，我逐漸成長為學校教育教學的骨幹，做了年級主任、初中語文教研組長；被評為豐臺區名師、北京市學科帶頭人；榮獲北京市「紫禁杯」優秀班主任一等獎，獲得「人民教師」榮譽稱號；還入選了北京市人才專家庫，等等。可以說，我和同伴們的每一步成長，無不滲透著師傅的心血與關愛。

如今，先生遠去，然而，那一幕幕難忘的情景會永遠留存在我們心中。記得先生到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長時，是從十二中的教室裡而不是他的辦公室裡出發的。當時，學校正在開展每學期一次的教育教學基本功展示活動：德高望重的老教師每人上一節示範課，中年教師每人上一節展示課，青年教師每人上一節獻優課。聽評課活動搞得轟轟烈烈。教學人員、主管教育教學的各位領導都參與其中。陶校長帶頭，聽所有學科的課，聽了就評，點點到位，句句中肯。有一位年輕的數學教師因為陶校長沒能聽上她的課，急得直掉眼淚。大家都願意請校長聽自己的課，最願意聽他的點評。有的教師形象地說：聽咱校長評一課，勝教十年書啊！陶校長的專業水準和德高望重可見一斑！

陶校長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講不完。他一生為中國教育的發展、為謀大家的福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是我們心中永遠的豐碑！十二中人會永遠想念我們的好校長——陶西平！

（作者系北京市第十二中學退休教師）

文章來源：

《中小學管理》2020年第8期 ·絮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