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賦漁，著名作家。著有《匠人》《光陰：中國人的節氣》《一個一個人》《半夏河》《逝者如渡渡》《不哭》等作品，內容涉及歷史、文化、人文、環保等領域。現居巴黎。
《匠人》
作者：申賦漁
版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15年7月
《不哭》
版本：重慶出版社 2015年9月
如果觀察廣義上的神話，我們會發現它在現代社會的外觀可謂光鮮亮麗。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一個神話符號往往就代表了一種文化的形象，就像託爾的雷神之錘和中土的精靈。然而，在這個世界主義的時代，中國神話的處境卻有些冷落。
申賦漁是一個有著豐富流浪經歷的作者，曾經打工為生，露宿街頭，也曾撰寫過《不哭》《匠人》等觀察文化現象的非虛構作品。目前居住在法國巴黎的他也意識到了中國神話被忽視的情境。在法國羅浮宮，他能看到大量以神話人物為形象的油畫，在電影院，輪番上映的史詩大片裡也瀰漫著希臘神話和北歐神話的元素。正是因為藝術品的改編，擴寫，才使得這些神話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力。而反觀中國神話，並沒有在現代衍生出什麼好的作品，而且數量也不多。
重述中國神話，這成為一項文化責任，也需要更多的人參與。「參與的人多了，質量自然會上來」，因此，申賦漁拿起筆，想成為其中的一個參與者。無論寫出的作品質量如何，能具有什麼樣的影響力，先把屬於中國的神話用公共口吻書寫出來，所以，他完成了《諸神的蹤跡》——講述中國歷史系列的第一冊。這對流浪多年，尋找寫作與人生意義的申賦漁來說，不僅是一項前行的寫作使命，也是對自己寫作價值的一次歸返。
自我價值與文化責任，就好比他愛不釋手的那兩本書。一本《梵谷傳》，顛簸流離後留在南京的家中；另一本《史記》，帶到了法國。「以我現在的年齡，更喜歡《史記》，永遠讀不完」。
走不出的「小」村莊
「你的童年是小村莊，可是你走不出它的邊際，無論你遠行到何方」。這句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的詩歌，用在申賦漁的身上，特別合適。尤其在他的生命裡，「村莊」並非一個喻體，而是與「童年」和人生早期的經歷交融在一起，出生的地域，生活的記憶以及文化影響，三者凝聚在村莊中，構成了申賦漁人生的原點。長期以來，他的人生都在不停流浪，試圖擺脫這個原點；然而現在，通過寫作回到原點，成為申賦漁繼續前行的方式。
這要從他在法國的一段經歷講起。辭掉南京日報的工作後，申賦漁到了法國巴黎，打算閉關寫作。在他居住的地方有不少華人父母，他們的孩子就生長在法國。這些父母教自己的孩子說漢語，寫中文，但苦惱的是，這和教他們英語沒什麼區別，他們掌握的終歸不過是一門工具式的語言，而對背後的文化意蘊一無所知。是不是因為人們對此不感興趣？申賦漁帶著困惑走在巴黎街頭，偶然的機會，遇到幾次講座，主題都是關於神話的。這些講座的現場往往圍了好幾層觀眾，大都聽得興致盎然。不過，關於中國神話的講座卻不多見。於是，申賦漁意識到，中國神話的影響之所以受限，並非人們對神話不感興趣，而是從事中國神話傳播的人太少。所以他試圖為這些孩子和他們的父母搭建一個文化框架，「有了這個框架，就能把中國的藝術、哲學、文學等串在一起。他們心裡就會有一個清晰的脈絡，有了這個脈絡，他們會對中國文化更有興趣，也會向廣度與深度自己去挖掘」。
這也是為什麼《諸神的蹤跡》如此淺顯易懂的原因。申賦漁寫神話，卻無意在神話的意蘊和集體意識中挖掘，整本書讀下來，每一段神話的故事性都很強。他希望通過這種寫作方式，來讓讀者感受到浪漫和溫馨，而這也是中國神話的特質。「中國的神話浪漫溫暖。我今天讀，總覺得自己不斷地回到童年。天地乾乾淨淨，簡單美好。人與天地融合在一起。神話是天人合一的最好表達。讓人的心變得年輕、快樂。心胸也是無比的開闊。」
無意間，那個「童年的小村莊」浮現了。
這個小村莊對申賦漁而言，曾意味著需要擺脫的禁錮——希望通過閱讀，擺脫現實的束縛；也希望通過遠行流浪，打破村裡人對讀書人的刻板定位，「我就想，天底下不可能只有一條路。一定有條路適合我，只要我去闖」。他離開這個蘇北泰興的小村莊，去了江南的大學流浪，在書店寄宿，又隨著南巡講話的浪潮輾轉珠海、佛山……而現在看來，通過寫作，那個疏遠的小村莊，又歸返到了申賦漁的心裡。在它的內部，流淌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鮮活生態，這給申賦漁的神話寫作提供了大量細節性的素材。
「那是一個有600年歷史的小村莊」，申賦漁時常回憶起來，「村子裡的神話氣息很重——我們中國的神都不遙遠，就跟人日常生活在一起。廚房裡有灶神，村外有土地神，門上貼著門神，春天要迎春神。可是現在，農耕文化正在消失，人神鬼不分的那種質樸生活已經不見了」。
與神話同行的「大」流浪
在寫作《諸神的蹤跡》時，除了印象深刻、提供生活細節的小村莊，申賦漁也更加感謝他的流浪史。這段從村落開始出發，流浪、歷險，而後歸返到內心村莊的歷程，與神話中的史詩模式有些類似。或許，申賦漁的神話譜寫史，恰好印證了美國的神話學家約瑟夫·坎貝爾的觀念——神話在宏觀的意義上，為自我成長提供了原型；在經歷冒險和回歸後，人得到了自我價值的提升，並且將這一福祉帶給他的同胞。
這種人生價值的提升和意義的追尋，不是通過一次流浪就能夠完成的。在最初的階段，申賦漁也是個熱衷於追逐自我的人，他曾經流浪，遠行，與現實的土地越走越遠——也正是因此，當他用非虛構寫作挖掘中國文化的時候，他才更能感受到這種歸返的意義。既是對同胞，也是對他自己。
申賦漁的流浪是從遠離村莊開始的。在小村莊裡長大的申賦漁，雖然也愛讀書，可囿於視野，他能讀到的基本只有中國話本小說和古詩詞。而他流浪的第一個地方，是江南大學的一家書店。每天走在路上，來來往往的學生嘴裡都談論著當時很時髦的名字，薩特、叔本華、卡夫卡……申賦漁就仿佛一隻懸掛在教室牆角的蝙蝠，依靠回音確認目標方位。他聽到這些書名後，就會迫不及待地回到書店，很幸運，這些外國文學書籍都能在架子上找到。外國文學在申賦漁的心裡點亮了一團火，他意識到，自己的流浪是有價值的。可惜好景不長，一天，他回學校後，發現書店倒閉了。沒辦法，他只得離開書架，進入人生的下一次流浪。
之後的流浪是申賦漁人生最黑暗的階段。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申賦漁也滿懷信心地加入了那個浪潮。然而，到了珠海，他才真正品嘗到現實辛酸。有人丟了東西，僅僅因為申賦漁來自貧困鄉村便懷疑他，最後將他送進了看守所；他也曾經露宿在天橋上，窮困潦倒，連生活都成問題。
那時，曾在書店中點燃的寫作之夢，就成為申賦漁活下去的所有意義。「周圍的人，大多數跟我沒有關係。我總是一個過客。又活在最底層。受到最多的，當然是白眼了。我又是敏感和自尊的。我對臉色太敏感。別人一個眼神都會讓我受傷。所以，對於我這樣的性格，還是做作家比較好，更多的是面對書本與自己。」
於是，他放棄了打工生活，決定一心從事寫作。申賦漁人生的第三個居所來到了南京日報社，在這裡，他的生活總算安穩了下來。報社的工作也給申賦漁提供了新的視角，靜下心來寫作的他理解到其他立場態度的可能性，「從這時開始，我變成了一個『正常人』，開始融入周圍的環境。這也讓我從以前的憤激的心態，開始變得平和、平靜。這個心態對創作很有好處」。這是他作家之夢的最後完成。
走過如此漫長的坎坷，申賦漁可以說是在流浪中完成了追尋自我的「神話」。他從遙遠的村莊出發，讓內心朦朧的作家夢成為現實。在完成自我漂泊後，他現在考慮的則是如何讓自己的寫作更有價值，這也是申賦漁站在公共角度觀察文化現象的原因。在《諸神的蹤跡》寫作過程中，寫作本身佔用的時間並不多，更多的時間被作者用來閱讀和思考；他在巴黎的小巷子裡漫步，凝思如何將傳統神話用最生動的形式傳遞出來。
在經歷種種流浪之後，申賦漁選擇了「神話」的最後階段——歸返。他辭去了二十年的記者職位，不再來回穿梭於事件發生的第一現場、從事外界報導，而是向著自己內心的文字歸返，也向著那個充滿文化記憶的「小村莊」歸返。這看起來是一條回溯之路，是作者自己對精神故土的歸返。然而，前行與歸返，二者的意義總是相隨的，他的寫作對中國的神話來說，也是一次充滿契機的前行。就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樣，這些中國歷史最早期的神話故事，通過自己的寫作得以傳播，被那些孩子們讀到並自己發掘意義，在未來擺脫種子的束縛，在闡釋和改編中流浪，與他們各自的人生經歷相隨，最終很有可能像今天的古希臘或北歐神話那樣，呈現出更多元素，並擁有世界性的文化影響。
文化向前發展，要不斷回去溯源。文化的源頭，是文化發展、文化創造的源泉。這裡面有豐富的想像力，有長久的生命力，有哲學的最初的根系。就像一顆種子，埋在大地。讀懂神話，就知道這顆種子如何生根發芽，並且如何長成了今天這個參天大樹。
採寫/新京報記者 宮照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