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在巴黎的住處
朋友圈在撕裂，親友群在撕裂，家人之間在撕裂，然後，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撕裂。隨著新冠病毒的蔓延，裂痕像蛛網一樣伸向了整個世界。關在巴黎的家中，我每天都能感受到這種撕裂的疼痛。人在病毒的襲擊之下，變得脆弱、易怒、盲目甚至仇恨。
暮色四合，路燈還沒有亮起，巴黎的街巷突然變得昏暗不明。只有極少的幾個行人匆匆而過，大多數人都戴著口罩。70%的法國人已經考慮在解封之後出行時要佩戴口罩。而口罩，曾經就是一個撕裂的緣由。現在不是了，至少在法國。
我沿著倫敦路往前，繞過三聖教堂，眼前忽然出現一個極為複雜的交叉路口。路口的聖·拉扎爾路66號是我的目的地，這是左拉的家。從我的住處走到這裡是900多米，恰好不超過一公裡。巴黎封城之後，我一直想來看看左拉。我想看看，到底是怎樣一個男人，造成了法蘭西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撕裂。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猶太人，叫德雷福斯。1893年1月，德雷福斯上尉進入法國總參謀部工作才幾天，就被軍方逮捕了。軍事法庭指控他向德國出賣法國陸軍情報，判處他終身流放。事實上，所有關於他犯罪的材料都是偽造的。甚至在發現了真正的叛徒之後，法國政府仍然不肯為他改判。看到正義受到如此公然的踐踏，憤怒的左拉在《極光》報上發表了寫給法國總統的《我控訴》。他說：「只是有今天，雙方的陣勢才清楚了。一方面，罪犯們想遮住真理的光輝。另一方面，伸張正義的人們準備獻出他們的生命，讓真理放出光芒。我控訴……」
法國軍方迅速以「誹謗罪」為名對左拉提出公訴。並且下令，不許答辯的左拉提任何問題。左拉從法庭出來，巴黎市民們對這位文學大師發出「噓」聲，朝他的臉上吐唾沫，狂亂地撕去他身上佩戴的榮譽勳章。
左拉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罰款3000法郎。左拉拒絕入獄，改名為巴斯卡爾，倉皇逃往英國倫敦。出逃時，他的身上只有一柄牙刷、一個錢包、一隻墨水瓶。
法國被撕裂成兩半。要麼支持德雷福斯，要麼反對德雷福斯。政府、軍隊、教會、報界、政黨、團體、家庭全都捲入其中。朋友為此反目，夫妻為此離婚，原本團聚的親友，也會因此而大打出手，鄉下甚至發生了火拼。整個法國陷入一場嚴重的社會危機。
「德雷福斯是無辜的，我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榮譽，用我四十年的寫作生涯起誓。如果他不是無辜的，就把我所有的作品統統燒掉。」左拉嘶啞著嗓子喊道。
「那個老東西，那個下流胚子左拉，完全叫人唾棄了。」反對他的市民開心地笑著。
1899年，德雷福斯案件被重審。法庭依然判他有罪，然後由總統對他特赦。左拉終於回到了法國。這個折衷方案根本無法癒合法國社會的傷口。然而在這個巨大的疼痛之下，法國又同時誕生了兩件影響後世的大事。一位反對德雷福斯的人為了宣傳他的觀點創辦了「環法自行車賽」。而另外支持德雷福斯的一批人在報紙上發起了一場公開籤名，他們有左拉、法朗士、普魯斯特、莫奈、杜爾凱姆等等。這個籤名，意味著知識分子的誕生。法國歷史學家格朗榮說：「左拉的《我控訴》之後，知識分子成了法蘭西共和國精神的使者。」
1902年9月28日，左拉死了。因為壁爐堵塞，煤氣中毒而死。有人說掏煙囪的工人是反德雷福斯人士，是他故意堵住壁爐通道害死了左拉。而痛恨左拉的人在報紙上說，他是因為發現德雷福斯有罪而自殺。
左拉死了四年之後，德雷福斯才被徹底平反。1908年，左拉的骨灰被移葬到先賢祠，德雷福斯哀傷地護送著他的靈柩。人群中突然有人朝他開了一槍，德雷福斯被打中，幸好只是受傷，沒被打死。
偏見與仇恨有時候比病毒更為可怕。可是這個世界上，在此刻，病毒在催生著偏見，偏見又在催生仇恨。而仇恨的觸角正在撕裂著整個世界。病毒終將能醫治，裂痕又如何彌補?
（2020年4月22日，法國新冠肺炎患者病亡已達21340人。）
作者簡介：
申賦漁，著有「個人史三部曲」《匠人》、《半夏河》、《一個一個人》；「中國人的歷史系列」《諸神的蹤跡》、《君子的春秋》、《戰國的星空》；非虛構文學《不哭》、《逝者如渡渡》、《光陰：中國人的節氣》、《阿爾薩斯的一年》；戲劇劇本《願力》、《南有喬木》、《舞馬》等，內容涉及歷史、宗教、社會、環保等領域。2018年，《匠人》法文版《Le village en cendres》由著名出版社Albin Michel在全法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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