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萊裡婭·路易塞利（Valeria Luiselli） 現任教於紐約州霍夫斯特拉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1983年出生於墨西哥的一個外交官家庭。2010年首部作品《假證件》出版。2015年《我牙齒的故事》出版，被列為《紐約時報》《衛報》年度選書。
《我牙齒的故事》作者：（墨西哥）瓦萊裡婭·路易塞利 譯者：鄭楠 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1月
●延伸閱讀《假證件》 作者：（墨西哥）瓦萊裡婭·路易塞利 譯者：張偉劼 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3月
這，是一部關於我牙齒的故事：一部關於我這些收藏品、它們獨有的名字和它們經回收後煥然重生的作品。像其他所有故事一樣，我的故事有開端、中間和結尾。就像我的一位朋友所說的那樣，故事剩下的部分是文學，有比喻、誇張、省略、寓言和迂迴。
——古斯塔沃·桑切斯·桑切斯（《我牙齒的故事》主人公）
除了古斯塔沃·桑切斯·桑切斯，世上大概沒有幾個人會想著要為自己的牙齒著書立傳。
沒錯，就是牙齒。《我牙齒的故事》裡，又被大家親切地叫作「高速路」的古斯塔沃·桑切斯，想講一部關於他牙齒的故事：從出生時就有的四顆乳牙，到長大後不願被人見到的滿嘴糟牙，再到一次拍賣會上擁有了原本屬於瑪麗蓮·夢露的牙齒……古斯塔沃·桑切斯的人生也因他的換牙理想而改道駛上了高速路：四十歲後，他從墨西哥城莫雷落斯大街果汁廠的一名保安，一躍成為世界上自稱最棒的拍賣師和收藏家。「我叫高速路。在世界上所有站在臺後高聲吆喝的拍賣師裡，我，是最棒的。」每次拍賣會上他都如此開場。
除了擅長拍賣，「高速路」還熱衷收藏。他受到前輩勒洛伊·范·戴克一首名叫《拍賣師》的鄉村民謠的啟發，開始環遊世界並在旅途中收集各式各樣的物件：古地圖、車零件、老報紙、舊硬幣、自行車、鈴鐺……它們看上去那麼普通，又不同尋常。他好像並不在乎它們實際的物質價值，因為他知道自己總有辦法讓它們不同凡響。
「物件的確會被提及，但無關緊要，它們並不是拍賣所圍繞的核心。」核心是物件背後的動人故事，高速路很早就對故事的重要性有所覺察。他還在師傅俄克拉何馬老師總結的誇張、比喻、迂迴、省略四種拍賣方法的基礎上，自創了寓言拍賣法，並堅持相信「在使用寓言法的拍賣中，與其說是拍賣物件，不如說是拍賣給予物件價值和意義的那一個個故事。」
所以《我牙齒的故事》的落點也許並不在牙齒，而在於一個個或虛或實的故事。如果說最初讀時只能跌跌撞撞跟緊「高速路」的步伐，聽他巧舌如簧、渲染誇張，那麼估計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真正明白，作者瓦萊裡婭·路易塞利不只為「高速路」留下一部虛構的傳記，她還設置了一場直到最後才讓我們恍然大悟的遊戲。
區分
從物件到故事
藝術品如何獲得價值
一個男人被起名為「約翰」，可能因為「約翰」是他父親的名字；一座小鎮被命名為「達特茅斯」，可能是因為「達特茅斯」位於達特河的河口。但是「約翰」這個名字，字面上並沒有父子同名之意：同理，所有叫「達特茅斯」的地方不一定都位於達特河河口。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
相較於「高速路」的魔幻傳奇，其實最先讓人好奇的是瓦萊裡婭·路易塞利在每個故事章節開頭設置的引文，因為那六段看上去一本正經的語言哲學討論實在與墨西哥式的天馬行空怪誕風格不相匹配。尤其是弗雷格關於符號（sign）、符號的意義（sense）和符號的所指（reference）的區分，以及克裡普克關於「嚴格指示詞」（rigid designator）的界定，這完全是哲學課堂上才會分析研讀的文本。
更知名的要數羅素在《論指稱》（On Denoting）中那段經典的關於「摹狀詞」和「專名」的討論也被路易塞利借來一用——假設「《威弗利》的作者」並非指「司各特」，那麼「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這句話將是錯的，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果「《威弗利》的作者」指的是「司各特」，那麼「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這句話將為贅述。但實際上並不是。因此，「《威弗利》的作者」這句話既不指「司各特」也不指其他任何事物，即「《威弗利》的作者」什麼都不指——這段論證聽上去纏繞得雲裡霧裡，但其實說明了「《威弗利》的作者」和「司各特」是兩種非常不同的表達，雖然在日常語言中，當我們說「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這句話時，並不能覺察到有什麼不一樣。
而路易塞利一直想借「高速路」之口做的其實也是這件事，就是反覆提醒人們要有意識地做出區分。用拍賣師「高速路」的話來說，這是故事和物件的區分；用哲學家密爾、弗雷格、羅素的話來說，則是「約翰」這個名字和叫「約翰」名字的人的區分，符號意義和所指的區分，以及「《威弗利》的作者」和「司各特」的區分。而人們總是理所當然地將它們混為一談，正因為這樣，「高速路」才能又是比喻又是迂迴，還極盡所能地誇張放大——即便那是「看上去黃黃的，舊舊的，也許還有些不平整」的牙齒，但這些缺陷並不重要——它們是瑪麗蓮·夢露的牙，僅僅這一點就能讓整個故事頓時美妙。
實驗
從果汁廠到藝術館
藝術如何真正走進生活
本書設計的遊戲其實是將物品從賦予它們價值和權威的背景故事中摘出，將杜尚的創作模式顛倒。看看這些脫離了背景故事的物品，它們的意義以及人們對它們的見解是否會受到任何影響。
——瓦萊裡婭·路易塞利
然而，故事、寓言、意義，其實是可以試著被抽離的。那副牙齒如果沒有夢露故事的加持，不過就是普通的牙齒。藝術家、作家們也是如此，如果不是籠罩在巨大光環下，他們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人。路易塞利在《我牙齒的故事》裡輕而易舉地用她的方式將他們的光環褪下：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成了「高速路」的鄰居，還死於破傷風；西班牙哲學家米格爾·德·烏納穆諾則成了老色鬼，在電臺的教育頻道主持某節目；日裔秘魯作家卡洛斯·Yushimito是「高速路」在倫敦大街髮廊裡遇見的拍賣導師；拿破崙想必是與「高速路」十分契合的歌手，因為後者不時就冒出幾句他的歌詞。高速路在文哲系進修時讀到的柏拉圖、聖·奧古斯丁、彼特拉克、蒙田、盧梭、伍爾夫、博爾赫斯也都派上了用場，他在一次拍賣會上把他們的生平都安到了他自己換下的那口糟牙上，這讓它們在競價中實實在在地多賣出好幾千比索。
路易塞利當然不只是為了趣味和炫技才做這樣的設定。她把大師們拉下神壇，安上奇奇怪怪的角色，無非是想揭示他們和普通人沒什麼兩樣。所以，當人們覺得藝術只有藝術家和作家才可以參與討論和創作，路易塞利卻想表達不是這樣的。就像「高速路」的人生一樣，拍賣會和果汁廠之間也能架起橋梁，藝術家和工人，以及藝術作品和果汁也是一樣。而《我牙齒的故事》正是這樣一部充當「橋梁」的作品。
這是直到「後記」裡路易塞利才向我們告知的，「這本書是一系列協作的成果」。除路易塞利，真實存在的位於埃卡特佩克的胡麥克斯果汁廠的工人們也是作品創作者。他們借鑑了19世紀中期古巴雪茄廠的朗讀模式，讓工人們每周都能在朗讀會上讀到路易塞利新近完成的寫作，「工人們的朗讀會被錄下來，並且每周寄給我。這樣我不僅可以聽到他們朗讀作品時的聲音，而且還有他們的評論和批評。我將集會中提出的建議和評論記下，然後再動筆寫下一周的稿子。」
工人們同路易塞利並未見過面，卻也能通過文字互相交流。除此之外，書中所講述故事中的很多橋段，都「來自工人們在每周聚會上閒聊時所講述的個人趣事」，路易塞利只是將人名和地名做了修改。就連文字後的插圖也是胡麥克斯藝術收藏的兩位員工哈維爾·裡維羅和狗子在工廠附近街區拍的一些作品，所以路易塞利把他們的合作模式概括為「狄更斯+MP3+巴爾扎克+JPG」。
「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差距巨大：藝術館與工廠，藝術家與工人。藝術作品與果汁。我應該如何在它們之間搭建橋梁呢？文學作品是否可以作為中介促成兩者接觸？我決定以一種間接相關甚至寓言的方式來寫一寫藝術世界，並專注於工廠裡的生活。」其實這本小說的形成本身，就是彌合這兩個世界所謂差距的極好說明。就像路易塞利把題記「獻給胡麥克斯工廠裡的工人們」，這其實就是一本為他們而作的書，他們不僅是小說的第一批讀者，還給了這本書現實的語境，並共同參與到了它的創作之中。是他們身處在這些亦真亦假的故事之間，也是他們真正讓藝術走進生活。
撰文/新京報記者 李佳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