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給朋友的五封信——為了銘記的尋找

2020-12-12 東方網
   小旅館奇遇毛澤東

  事情緣起於一條線索:許志行的女兒許定之、女婿陳華宗希望記者幫他們找到五封信。這五封信是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初寫給許志行的。許志行與毛澤東有著深厚的私人友誼,這五封信就是有力的見證。而且,許定之、陳華宗希望將這五封信作為許家的傳家寶,傳給今年考大學的外孫。

  這是一個美麗的故事,一個同樣美麗的願望。

  於是,記者走進了毛澤東與許志行的傳奇故事當中。

  許志行原名潘祖聖,1902年5月21日出生在江蘇吳縣,許有兄妹三人。7歲時隨母親遷居於浙江海寧縣袁花鎮,同早在那裡的父親一起生活。許志行在鎮上一所私塾讀書,剛讀了三年,家中發生變故,母親身亡,父親無力撫養,就讓他入贅許家,從此潘祖聖改名為許志行。隨後他進了海寧縣立第三高等小學讀書。14歲時輟學,被許家送至嘉興一家醬園當學徒。關於這段學徒經歷,許志行在他的自傳體小說《師弟》中有詳盡的描寫。他的師弟因為累得支持不住,在上門板時突然大口吐血,最後得不到應有的治療,死了。受此刺激,許志行憤然離開了這個黑心的老闆。但回家後又被送至上海閔行一家醬園做了兩年學徒。許志行多次不堪奴役,多次衝撞老闆,最後逃了回來。18歲時,許志行又被送到長沙,在一家五金店裡當學徒。

許志行和夫人在一起

  在許志行寫於1977年的一篇沒有發表的文章裡,他這樣寫道:「這年正是『五四』運動的一年,我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影響,更加不願做奴隸式的學徒,妄想繼續求學,滿腔不願做奴隸的情緒,促使我進店只有三天,就硬著頭皮,不顧一切,偷偷地從店裡逃了出來,身上沒有一個錢。沿著長沙到武昌的鐵路逃到了漢口,情形十分狼狽。」

  此時的毛澤東又處於怎樣的人生關口呢?他在延安口述、由斯諾記錄的《毛澤東自傳》中這樣寫道:「自五四運動以來,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學生政治活動上。我是湖南學生報紙《湘江評論》的編者,這個報紙對於華南的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在長沙,我幫助成立文化書社,這是一個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動向的團體。這個書社和新民學會都激烈反對當時湖南督軍大混蛋張敬堯。新民學會更是厲害,領導了一次學生大罷課來反對張。要求將他撤換,同時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去煽動反對張敬堯。……我代表新民學會到北平去,並在那裡組織了一個反軍閥的運動……」

  毛澤東和其他代表北上路經漢口,下榻一個小旅館,就在這裡,奇遇開始了。毛澤東看到一個衣衫襤褸、臉色憔悴的小夥子,就主動上前招呼。許志行說的是浙江話,毛澤東一口湖南話,兩人都聽大不清對方在說些什麼,後來就採用筆談的方法。於是毛澤東知道了許志行走投無路的窘困,並對他不願做奴隸的精神及繼續讀書的願望大加讚賞。

  毛澤東希望許志行回老家,並表示可以幫他。但許志行不願回家,請毛澤東在漢口幫他找個工作。毛澤東表示自己在漢口並無熟人,而且馬上要北上。耐心地說服他,姑且回家裡安心等一段時間,等他到北京辦完事後回湖南,一定設法幫助許志行繼續求學。

  許志行此時並不知道毛澤東北上是幹什麼的,但在他眼裡,這是一個靠得住的人,誠懇、坦率,值得信賴。他就聽了毛澤東的話,並將家裡的住址寫給毛澤東。回海寧的車費也是毛澤東給他的。

  回到海寧,許志行受到父親的嚴厲責罰。更重要的原因,據許志行的女婿陳華宗說,是許志行並不喜歡早已定下的婚事,按照當時的規矩,入贅後的許志行在適當時候,必須與許家的女兒結為夫妻。就在他迷茫惆悵之時,毛澤東從北京給許志行寄來了激勵他的信,還有《新生活》、《星期評論》等進步刊物。1921年春天,驅張運動達到預期目的,毛澤東回到了湖南,做了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的主事,並自己籌款辦了一個「成年失學補習班」。這個學校是給小學失學後又想升中學的人補習功課的。毛澤東寫信給許志行,叫他秋天到長沙來讀這個補習班。

  在許志行的沒有發表的回憶文章裡,他寫道:「我接到信後歡天喜地,不顧一切,興奮地又從家裡偷偷地逃到長沙,找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十分高興,就安插我在補習班高級部讀書,一切費用全由他負擔。毛主席的大弟毛澤民也在高級部上學,毛主席的小弟弟毛澤覃則在小學部六年級讀書。他們兩人對我一見如故,我和他們相處得好像兄弟一樣。毛主席對我也像對待自己的弟弟一樣。每周一次,毛主席給我們上一次『公民』課,講的都是一些革命道理和故事。」

  記者查遍了有關資料,無法證明此時許志行已經知道毛澤東就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併到上海參加「一大」。但在1922年,許志行與毛澤民、毛澤覃同時參加了S.Y.(社會主義青年團)介紹人正是毛澤東。

  毛澤東教他寫文章

  據許志行回憶,在這個補習班裡,主要學國文、英文和算術。國文教材是自編的,國文教師是謝覺哉。毛澤東除了從事革命工作外,還教師範部一班的國文,又兼了高小部的一些課程,有時還給毛澤民和許志行開開小灶。

  1978年出版的《語文學習》叢刊第3期上,有一篇許志行寫的文章——《毛主席教我學語文的一點體會》,裡面提到了這一時期的幾段往事。當時,受過私塾和新式學校幾年教育的許志行還不太會寫風行的白話文文章,毛澤東就特地在觀察、表達等幾個方面對他加強訓練。毛澤東對魯迅的文章非常推崇,曾讓許志行和毛澤民熟讀並抄錄魯迅的《故鄉》和《我們怎樣做父親》。還教許志行每天記日記。毛澤東教許志行寫作文,並不是從書本到書本,而是希望他從社會中尋找素材。有一次,湖南反動軍閥趙恆惕把兩個進步青年殺了,並將他們的人頭懸掛在城門口,毛澤東就叫許志行與其他同學一起去看,看後回來寫文章,抨擊反動統治。當時湖南封建迷信活動盛行,遇到病災都去拜佛求籤,許志行就寫了一篇《靠菩薩的結果》,毛澤東看了連說不錯,鼓勵他投稿,後來這篇文章就刊登在何叔衡當主編的《通俗日報》上。

  後來,毛澤東與楊開慧結婚,遷出學校住在清水塘。這時,許志行與毛澤民、毛澤覃住一個房間,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去清水塘請教,有一個星期天,他們三人都沒空前去,就由毛澤民執筆寫了一張明信片說明原因。過了一星期,他們又去了清水塘,毛澤東拿出這張明信片問他們有沒有寫錯的地方。三個人左看右看,實在看不出毛病。於是毛澤東指著抬頭和落款說:「上面寫著『毛澤東先生啟,南門本寄』。『啟』是打開的意思,明信片怎麼能打開呢?再說你們三個人具名,卻用了『本寄』,難道許志行也姓毛嗎?」三人一聽才恍然大悟。

  在採訪許志行的女兒、女婿的時候,陳華宗還向記者透露了一個有趣的細節,陳華宗曾問起許志行對楊開慧的印象,老先生說:「楊開慧待我非常好,很同情我失學失業的經歷,鼓勵我用功讀書。她是個隨和而善良的人。到那裡去,有時會看到毛主席、楊開慧和幾個朋友在家打麻將,毛主席贏了牌就會很高興,反之,輸了就很激動。這也是毛澤東的性格的真實反映。」

  《別長沙的一天》和M先生

  1922年7月,許志行在長沙一師附小畢業後,很想投考毛澤東的母校——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但湖南的省立學校是官費辦的,只招湖南本省學生,許志行又想投考湖南省的其他學校,但別的中學一律要收費,而且不菲。毛澤東見狀就建議他回老家海寧投考浙江的師範學校,這樣就可只交一半的學費和膳費。半年不到十元錢,毛澤東說:「這幾十元錢,我是能夠接濟你的。」

  有毛澤東這樣一句話,許志行就回浙江了。7月22日早晨,許志行來到清水塘向毛澤東告別。彼時的情景,許志行沒有正式的文字留下,但在他後來創作的自傳體小說《別長沙的一天》裡,我們仍可從字裡行間讀出真誠的情感,並以此作為想像的依據。

  小說以第三人稱為敘述角度,在寫到與毛澤東告別一節時是樣描述的:

  散步回校後,他勉強將零星東西收拾好,看看上午時間還早,就到清水塘去辭別M先生。那時M先生正在家裡寫什麼,見他進去,忙擱了筆,對他說:

  「哦,你前天給我信已收到了。你就是今天走嗎?那也好,已經挨到現在了,學費,我已通知澤民,由他籌給你,臨走你可向他拿。你到了長沙只一年,學問思想都進了步,以後升學去,望你格外努力。經費方面,每學期我總可接應你些,不過現在自己也很缺錢,怕不能多寄罷了。浙江的學校不比湖南,學生都很奢華闊綽,你總得酌量自己的情形,去創造環境,不要為環境所支配。讀書之暇,對於社會事業也得關心關心……」

  「一年來,累你不少……」

  「你又錯誤了,這又成什麼話呢?請你不要以此牽心。」

  他低著頭,眼睛著地不住地開閉,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告別時,先生送他到門口,望著他說:「路上小心,到了什麼地方,進了什麼學校,就寫信來……」他此時喉嚨都鯁住了,熱淚充滿了眼眶,也不能說一句話。

  從這篇小說裡,我們還有理由相信,與許志行感情很深的毛澤民和毛澤覃一直送他到碼頭,毛澤覃將手中的摺扇給了他,供他在路上拂暑,毛澤民則送來了供他在船上吃的香腸、爆魚、皮蛋,因為當時的船上只供應白飯而沒有湯菜。

  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講,這篇小說的情節不複雜,人物設置也比較簡單,甚至沒有形成衝突,但在感情方面寫得相當細膩,今天讀來,仍讓人感覺到許志行當時的心情。

  小說還難抑沉痛之感地寫道:

  他生來認為最為悲傷的兩天:一,母親死的一天;二,離別長沙的一天。

  這篇小說具體寫於什麼時候,記者無法考出,但收錄這篇小說的小說集《孤墳》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於1929年3月出版,到了1941年8月已出到第八版。這裡有兩個時間節點,前者國民黨已經背叛革命,向共產黨大揮屠刀。1929年的上海處於白色恐怖籠罩之下,國民黨當局完全可以從小說裡嗅出M的真實身份,並根據澤民、澤覃的真名找作者的麻煩。至於後者,正值孤島淪陷,日軍開進租界,汪偽政權完全可以通過書刊檢查,置許志行於死地。所幸的是,許志行躲過了劫難。1929年他在廈門集美中學教書,1941年8月在上海開明書店當編輯。

  與毛澤東同舟共濟

  許志行來到省城杭州,考取了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錄取後,許志行馬上寫信給毛澤東,毛澤東很高興,陸續給許志行寄來了零用錢用於買書。在浙江一師,許志行開始利用課餘時間進行文學創作,頗得時任國文教師的俞平伯的賞識。

  後來許志行在茅盾、鄭振鐸主編的新文學期刊《小說月報》上連續發表了多篇自傳體小說,如《孤墳》、《師弟》、《一個青年》等,為文壇矚目。《師弟》還被茅盾選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卷。在許志行的小說集《孤墳》出版時,俞平伯還為他作了序。序中說:「集中所示,猶不僅個人身世,更有大的時代……」

  1925年5月,許志行在浙江第一師範畢業前夕,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許志行即以學生代表身份組織罷課、遊行,還到諸暨、紹興、蕭山等地,作反帝愛國宣傳。暑假時,團組織決定派他到上海參加工運。在上海,許志行在楊樹浦一家紗廠工會主持發救濟金和組織宣傳工作,曾幾次被特務追捕,因為工作積極,時年24歲的許志行就被組織轉為中共黨員。但暑假結束,許志行回到學校後卻發現自己已被校方以「宣傳赤色,鼓動學潮」為由開除了。

  許志行在無奈之下又寫信給毛澤東,毛澤東很快回信給他,並邀他到廣州去。這樣,許志行又一次與毛澤東見面了。但這一次,他已不是窮困潦倒的學生,而是一個對新世界充滿熱情的革命者。

  1926年,正是國共合作的「蜜月期」。根據中共指派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毛澤東把趕來的許志行安排在自己身邊,擔任宣傳部交通局幹事,負責與上海交通局(負責人是沈雁冰)的聯絡工作。因為這層關係,他也與茅盾相識了,並通過他在上海結識了馮雪峰、宋雲彬、許傑等作家。

  1926年,蔣介石在國共聯席會議上提出反共議案:凡共產黨員不得兼任國民黨中央的部長職務。毛澤東被迫離職,之前他將許志行介紹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當機要秘書及秘書處共產黨支部書記。7月廣東革命軍出師北伐。10月攻克武漢三鎮。之後,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遷到武漢,毛澤東也恢復了國民黨中央委員的資格,繼續在中央宣傳部工作。這時,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結束,毛澤東帶著許志行來到武漢,許志行仍然在秘書處。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汪精衛又於7月15日在武漢瘋狂屠殺共產黨人,蔣汪合流,全國各地一片烏雲。此時,中共在各地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毛澤東回到湖南發動農民起義,許志行於8月離開武漢,幾經輾轉到了上海、杭州等地,先後在上海閘北區委和浙江省委從事地下革命活動。1928年許志行還回老家海寧策動過一次農民暴動,但未成功,只得避離海寧,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

  據許志行生前對友人和親屬說,他曾於1928年和1934年兩次去長沙、湘潭等地尋找毛澤東,但因無組織關係,均沒找到。這也說明,至少在1934年之前,許志行並不知道毛澤東的行蹤,以及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變化。

  與黨組織失去聯繫的許志行再次陷於孤獨之中。但從大革命旋渦中走出來的他已經變得成熟了,於是決定投身教育,同時也為自己掙一口飯吃。

  顛沛流離二十年

  許志行可能當時並沒想到,自己作為一名教師,此後經歷了整整二十年的顛沛流離!

  在一份早已發黃的履歷表裡,記者看到了極簡短的記錄:1928年,許志行到廈門集美中學、汕頭友聯中學任教。1932年,許志行到河北定縣鐵路員工子弟小學任校長。1934年,轉入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所設的平民文學部編輯通俗文藝叢刊。1935年,去溫州第十中學任教。1936年在上海民立中學任教,1937年至1941年在開明書店任編輯。1943年在浙江昌化嘉屬聯中任教。1945年回上海,從那年起直至1955年在格致中學任教。

  當然,那個時代的幾乎每個人,在履歷的背後都有著無數的傷感和嘆息,許志行更是如此,這期間,穿插著好幾次失業,還有一次因參加聲援北京「一二·九」運動而被國民黨抓捕入獄的經歷。但溫馨的回憶也是有的。就在定縣鐵路員工子弟學校,一個校工剛剛去世,留下一個女兒孤苦伶仃地生活著,已過而立之年的許志行從同情、關心開始,很快與她戀愛上了,最後與這個比他小九歲的女孩子結了婚,生了唯一的女兒,取名為許定之,也是為了紀念在定縣的清苦生活。

  還有一件讓許志行欣慰的事是,1936年,他加入了中國文藝家協會,抗戰爆發後,許志行為開明書店《文學集林》和世界書局大時代文藝叢書《十人集》寫了不少反帝反封建小說。

  毛澤東的信被弄丟了

  幾十年中,許志行一直關心著中國的命運,盼望著新中國的到來。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格致中學教書的許志行獲悉毛澤東即將到北平的消息後非常激動,立即寫了一封長信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二十年來的情況。考慮到上海還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他就冒著生命危險,懷揣著這封信來到蘇北解放區,寄往「明朗的天」。

  不久,一個自稱是新華社記者的人來到格致中學,找到許志行,神情頗為緊張地告訴他:毛澤東有一封信轉交他帶給許志行,但南下途中丟失了。這個馬大哈記者建議許志行趕快到鄉下避一避,萬一這封信落到國民黨特務手裡,怕要掉腦袋了。

  據許定之向記者回憶:「那天父親回家,神色特別嚴肅,和媽媽一起拿了一些東西跑到陽臺上去燒。後來我們就跑到揚州農村的外婆家避了一段時日,回上海後倒也沒事。我不知道燒掉了一些什麼。」

  不久上海迎來了解放。許志行立即寫信給毛澤東,並把上一次的情況也說了。10月底,許志行收到了毛澤東從北京寄往上海廣西路格致中學的信。毛澤東的信是這樣寫的:

  志行兄:

  六月十日的來信收讀,甚為喜慰,遲復為歉!澤民於八年前被國民黨殺害,謝覺齋(哉)在北平。我身體尚好,勿以為念。你在上海教書甚好,教書就是為人民服務。為不荒廢課業,不要來京。如遇假期,可以來京一遊,看一看仍回去教書。關於寫有關我的事跡的文章,最好不寫,免得引起有些人對你的不滿,暇時可來信。

  敬祝

  進步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月廿五日

  此後,許志行每年都要寫信給毛澤東匯報工作與思想情況,毛澤東也在百忙之中給他回過五封信。其中一封信是邀請許志行赴京一敘的。信中說:「現在是寒假,如果你願意,可來北京一敘。到中南海找葉子龍。暑假可去韶山。」最後一封北京來信,陳華宗記得是在1957年。

  於是就有了1957年許志行的北京和韶山之行。

  三十年後老友重逢

  北京及韶山之行,無疑是許志行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

  2004年6月上旬,採訪車載著陳華宗、許定之和記者,穿破今年的第一場梅雨,向江南小城嘉善急駛而去。陳、許兩位老人現暫住在上海的女兒家,為了翻閱許志行留下的檔案,他們傾力支持,特地陪記者回嘉善一趟。

  翻開許志行留下的幾本手抄本,記者似乎回到了那個年代,又似乎親歷了一個普通教師與一位領袖的親切晤面。

  一本封面上畫著「向先進科學進軍」宣傳畫、紙張黃而粗糙的練習簿,就是許志行1957年6月21日至7月18日的日記,它忠實地記錄了這段往事。

  在6月22日那天——

  六點半,毛主席派高同志放小汽車來接我去。毛主席在他私寓的遊泳池旁等著我。一見面,我用雙手擒牢他一隻手,久久不放,心裡激動得很。坐定談話中,毛主席問我還要在北京看些什麼人?我就把他也熟識的謝覺哉、易禮容告訴他。他就說:「好,去請他們來!」於是就叫人去接了他們來。我和易先生已三十年、和謝覺哉則已三十五年不見了,此刻相見,都還認得……

  七點半用夜飯,還喝了葡萄酒,飯菜豐富,我和毛主席碰了兩次杯。毛主席還親自挾菜給我吃,飯後又談,談到九點鐘。我說:「毛主席疲倦了吧?」但毛主席說:「不,還可以談談。」到九點半,謝老提出告辭,毛主席才讓我們走。

  這次會見毛主席,我實在太興奮了,也完全出乎我的想像之外。事前總以為毛主席接見的時間不會多,談話的態度很嚴肅,結果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他那種親切的、帶有風趣的談話態度,使我活潑,毫無顧忌地把心裡要說的話都向毛主席傾吐了。

  回到旅館後,興奮得睡不著,給瑞瑜(許的妻子——記者注)寫了一封信。

  過了五天,也就是27日,毛澤東又接見了許志行。當天晚上,許志行造訪葉聖陶未遇,回旅館已是九點,「得中南海電話,毛主席相邀,不久就放汽車來接,於是與毛主席第二次相敘於原處。」這個時間,這種場合,非常適合老朋友單獨相談。是年6月,神州大地乍暖還寒,反右狂飆正在突起,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緊接著又有《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先後問世,毛澤東很想知道外面的情況。

  記者在採訪時非常仔細地問了陳華宗。據他回憶,許志行事後曾跟他說起這次會見的情景。毛澤東特意把李敏、李訥兩個女兒叫來跟許志行見了面。會見時許志行替在「鳴放」中受到批判的宋雲彬和許傑說了些公道話,毛澤東是這樣回答老朋友的:「你別急嘛,你知道現在誰在陰間裡當閻王?不是別人,一個是馬克思,另一個是恩格斯。今生弄不明白的事,到陰間後也會弄明白的。」

  早已成竹在胸的領袖如此一說,許志行也無法再說什麼了。他當天的日記上是這樣結束的:「(談話)約一小時始辭出,毛主席再三叮囑我,必須站穩立場,不要為右派分子所騙。」

  但是許志行並沒有「站穩立場」,從中南海出來,第二天又去看望了正在北京開會的宋雲彬,還在他那裡吃了午飯。當時宋是浙江文聯主席,許傑是上海師範大學的教授,兩尊正在過江而註定要被淹沒的泥菩薩。

  許志行在北京一直呆到7月2日,其間看望了謝覺哉、俞平伯、馮雪峰、汪靜之、葉聖陶等老師長、老朋友,還看望了在北京民航局工作的女兒、女婿,遊玩了頤和園、十三陵、長城等景點,心情還是很舒暢的。臨走,毛澤東讓交際處安排許志行到韶山去的事宜,買了車票,還給了他500元錢,特意說明這是自己的稿費。

  500元在1957年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後來許志行到了韶山後也沒花掉這筆錢,回上海後買了一臺凱歌牌六燈收音機。至今還擱在許定之、陳華宗在嘉善的家。陳華宗指著櫃頂上的「老古董」對記者說:「還能用。」

  三十六年後重回韶山

  許志行在中央交際處的工作人員陪同下,行行停停,一路南下,重訪了工作過的定縣、武漢,然後來到湖南長沙,許志行住在湖南省交際處的招待所裡,第二天他去教育廳找毛澤民的夫人王淑蘭,不巧的是,她正好與楊開慧的母親和弟弟到楊開慧的墳上祭掃,許就留了一張紙條,當晚,王淑蘭就到招待所裡來見許志行。許志行在筆記裡是這樣寫的:「……三十六年前,我在長沙一師附小讀書,正是毛主席兼任附小主事的時候,和毛主席的兩個弟弟澤民、澤覃都是同學。三人親如手足,那時澤民已結婚,愛人就是她。我和澤民、澤覃一同到他們家裡去過舊曆年,一直過了正月十五看了龍燈才回長沙。就在這年的暑假,我回浙江,從此和她分別後,不曾見過面。她還是這麼矮,可是胖了,腳也還是纏過的小腳。」

  與過去一樣,許志行還是親切地叫王淑蘭為「四嫂」。兩人回憶過去時,四嫂向許志行說起楊開慧被何鍵殺害時的情景:「毛主席的一個孩子一同被抓,本來也要殺,旁邊有人說,孩子無罪,也未成年。何鍵說:好,那麼過十二年再殺罷。放了出來。後來楊開慧的弟弟和弟媳好不容易將他們的三個孩子送到上海,此時毛澤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後來又送到蘇聯學習,有一個小的在上海的馬路上走失掉了,至今還不知下落。開慧死得好慘!和她一同被槍殺的有許多人,打開慧的槍沒有打中要害,半夜裡她醒來了,在棺材裡叫,人家聽到了去報告,何鍵的人又將她拖出來打死了。」

  四嫂是小腳,但不妨礙她參加打遊擊,有一次隊伍打散了,四嫂找不到隊伍,流落在鄉裡一整年,靠討飯過日子。

  在長沙,許志行還看望了從韶山剛搬到長沙定居的楊開慧的母親和她的嬸嬸、弟弟、弟媳等人。楊開慧的母親那時已經八十三歲了,「身材瘦小,面容很像開慧烈士,她的聽覺、視覺和說話能力已經遲鈍不堪,四嫂把我向她介紹之後,她只微笑著點點頭,表示歡迎,而不能說什麼話。」許志行帶了一包蛋糕給老太太吃。

  到韶山的第三天,許志行就在四嫂的陪同下參觀了毛澤東故居,這也是許志行36年前與毛澤民、毛澤覃同來度過一個暑假的地方,「廚房、膳室、三間臥室、一個舂米室、一個牛欄、一個豬圈,這些地方我還記得,」——許志行在寫於1957年,一直沒有發表的文章《從北京到韶山》裡寫道。然後他向「澤民哥」深深地鞠了三個躬,又含淚在故居幾間房裡緩緩盤桓,往事歷歷湧上心頭。他甚至爬上了一般不讓人上去的小閣樓,因為這是毛澤東溫習功課的地方,也是他曾經讀過書的地方。

  出了故居,許志行由招待所的一位同志陪同著去參觀了一座小水庫,在路上,招待所的同志遙指前方一座小山對許志行說:「這座山上有毛主席的祖墳,反動政府派人來掘過,可是掘錯了。」

  國民黨怎麼會掘錯的呢?原來動手之前,先派一個特務來,裝扮成商人的模樣,借宿在一個農民家裡,到處打聽毛澤東家的情況和祖墳,韶山的農民警惕性很高,對這人早有懷疑,就指了個無主墳頭給他看。不久,這個特務就帶了一隊士兵來掘墳,掘完後還去上司那裡邀功領賞,可是國民黨當局並不知道已經掘錯了。

  許志行此次重訪韶山,是以毛澤東的私人朋友身份去的,當地政府非常重視。而毛澤東本人在離家後一直沒機會回去,直到1959年才回去了一次,並寫下了《到韶山》一詩,感嘆「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的似水年華。

  毛澤東的親筆信在哪裡

  有必要補充交代一下:許志行於194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後來又加入中國作協。1956年加入民盟。後來又先後到上海第一師範學校、上海外國語大學任教,1964年因中風而退休。毛澤東在建國前給許志行寫過的信應該不少,但都因居無定所或顛沛流離而散失,留下這建國後來往的五封信就彌足珍貴了,所以許志行生前一直珍藏在身邊。但許志行一直非常低調,除了老朋友,外人根本不知道他與毛澤東有長達半個世紀的友情。但到了十年動亂當中,遇到1968年所謂的「清理階級隊伍」,人人過關,許志行只得跟「裡革委」的阿姨們講了自己跟毛澤東的「社會關係」。聽者不由得大驚失色,想不到自己的「防區」內生活著這樣一個人,不知是真是假。於是,虹口區委就派一個名叫黃貽德的幹部,和一個代表市委的專案組幹部登上門來,說「張春橋叫他們來取毛主席的信,代為保管,今後要編進《毛澤東全集》裡」。專案組的人還關照許志行,「今後凡有人來外調,一定要經過區委的批准」。

  據記者現在調查發現,迫於當時的政治壓力,許志行無法違抗,讓他們一共拿走了四封信。許志行要他們出個收條,但沒給他。直到「文革」結束,許志行寫信給當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要求索回這四封信。「不久,上海檔案局寄來一個大信封,裡面夾著四封信、三個信封的複印件,別的一句話也沒說。」陳華宗對記者說,「我記得家裡一共收藏著五封信,最後一封毛澤東來信寫於1957年末吧,內容也非常簡單,大意是:來信收到,遲復為歉。後來,許志行多次寫信給毛澤東,一直沒再收到回信。」

  在嘉善一套老式公房裡,記者看到了許定之和陳華宗保管的毛澤東四封信的複印件,儘管是複印件,但一看便知是毛澤東的手跡。而且,與毛澤東手書自己創作的詩詞通常要寫好幾幅然後從中挑選一幅的做法不同,見諸書信的書法更加放鬆,神採飛揚。從這四封信裡,記者也真切感受到這一點,以「驚蛇入草,蛟龍出海」來形容毫不為過,似乎是與生俱來的詩人氣質一覽無餘。還有一張照片,是毛澤東得知許志行有意往訪韶山後寫給韶山鄉人民委員會的,寫得也極具風採。當時,許志行知道這封信到了韶山後,就不再屬於他,就讓女婿陳華宗用照相機拍了下來。但許定之和陳華宗還保留著一張便條,那是1957年毛澤東第一次與許志行見面後用鉛筆寫在一張便箋上的,提示他如何到內務部找到謝覺哉部長。

  1983年許志行舊病復發,由女兒接到嘉善照顧,但不久因病情嚴重而不治,毛澤東的親筆信的不明去向成了老人的終生遺憾。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還有一封毛澤東的親筆信的去向,事實上並不像陳華宗所說一併由虹口區委拿走,而是數年前由許志行送給了孔另境。孔另境是茅盾的內弟、作家、出版家,與許志行是多年的老朋友。孔另境有一個雅好:收集名人信札,經過多年搜訪,收藏頗豐,其中魯迅的書信與照片蔚為大觀。聽說許志行收有五封毛澤東的親筆信,就向他索討。許志行礙於情面,就將毛澤東寫得最簡單的最後一封信給了他。為證實此事,記者採訪了孔另境的女兒、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孔海珠女士。她說:「後來,許志行曾多次向我爸爸索回,我爸爸不肯,兩人就像小孩子一樣不高興了。後來在朋友的調解下恢復來往。許伯伯生病時我還和母親一起去看望他。『文革』禍起,家裡的這些信札和照片統統給抄家抄走了,包括毛澤東的這封信。『文革』後發還抄家物資,有關方面希望我們捐贈這批信件,我們也就同意了。」最近孔海珠出版了一本關於上海文藝界為魯迅舉行葬禮情況的圖書,還是向魯迅紀念館借閱原先屬於自己家的老照片。

  陳華宗在採訪快結束時向記者講了兩件事。一是關於許志行有沒有恢復黨籍的事。陳華宗說:「為此事我問過許老先生,他說:自己當然想過這件事。但在黨最困難的時候,我與黨失去了聯繫,後來也沒作過貢獻,心裡一直很慚愧。不該提這個要求。在我們處境最困難的時候,他也沒有把這段經歷當作資本向外人炫耀,向組織要求什麼。」還有一件事是在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後,陳華宗問許志行對毛澤東的印象,其實也就是對「文革」的看法,許志行沉思良久,才緩緩吐出一句話:「毛主席過去不是這個樣子的。」

  據上海檔案局的有關幹部說,有關毛澤東的檔案,按規定一律由中央檔案館保管,估計這五封信也在那裡,並且到目前為止還不對外開放。而記者在四封信的複印件背後,也看到了一枚刻有「中檔複印件」字樣的菱形圖章。

  許定之在得知最後的消息後對記者表示:毛澤東的書信,是領袖與父親友情的見證,是許家的寶貴財富,但更是全國人民的珍貴檔案,共同財富。只要保管得好,就可安心了。這些複印件同樣可以對孩子進行教育,重要的是歷史和感情。

  在許志行工作過十年之久的格致中學,校長張志敏對此事也一直很重視,他對記者表示,這是對學生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極好題材。許志行在人生道路上也曾迷茫過、徘徊過,甚至消沉過,所幸的是遇到了毛主席,在毛主席的指導下學習文化,參與革命工作,從而體現了人生的價值。這也是今天我們鉤沉這段往事並從中提煉新聞價值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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