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百年研究的海外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社科院國際創新基地舉行，本次研討會由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主辦，20餘位國內外學者與會。為期一天的會議相當緊湊，共設置「海外關於毛澤東的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話語研究」、「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的新發展」四個議題以及兩場主題演講，探討、交流海內外學界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情況。
與會者合影海外關於毛澤東的研究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離不開對毛澤東的研究。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蕭延中首先介紹了施拉姆的毛澤東研究。斯圖爾特·R·施拉姆（1924-2012），是國際最權威的毛澤東研究專家和最著名的毛澤東著作翻譯家，原從事核物理研究，中年時興趣突然轉向。蕭延中認為，施拉姆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西方毛澤東研究難以跨越的裡程碑式的著作」，他提煉出毛澤東思想中「黨」、「群眾」、「軍隊」三要素，以及對毛的六階段歷史分期，都有著極高的學術原創性。此外，施拉姆在晚年放棄了重寫《毛澤東傳》的想法，全身心投入到毛澤東文獻的翻譯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貢獻。
美國是毛澤東研究的重鎮，但日本也有相當多的學者從事毛澤東研究，野村浩一就是其中比較著名的學者之一。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曹景文詳細介紹了野村浩一的研究。野村浩一是中國人民的朋友，被學界稱為「毛澤東主義的擁護論者」。他認為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包括發現了農民的革命潛力、找到了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反對官僚主義、倡導群眾路線等。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是與中國革命運動相適應的，其基本特點有三：解放的思想、實踐的思想和教育的思想。野村浩一高度評價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做出的卓越貢獻，認為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愛國者，是給整個世界以巨大影響的傑出人物。
新世紀以來，國外毛澤東研究產生了「三重轉向」。南京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張明對此進行了細緻地梳理：一是從「意識形態偏好」向「客觀歷史性」研究的主動轉移，超越了「愛」與「恨」的情感糾葛與理論暗角，實現從「尊重」意義上展開歷史性理解的範式轉換；二是從「一元中心」向「多角邊緣」的積極擴散，突破毛澤東研究的「政治中心論」，轉向對經濟、社會、生態等傳統「冷門」區域的學術延伸；三是從「單一定性」向「重新思考」的意識變革，突破了「好」或「壞」的絕對主義限制。
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生、德國留學生馬奇山是本場最後一位發言者。他將視角放到毛澤東早期發表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上，探討「兩論」對當代中國的影響。他認為，「兩論」中的邏輯不僅是哲學上的抽象概念，這些概念會轉變成制度裡的邏輯和認識世界的方法。以黨建工作為例，用「兩論」解釋會有三個辯證關係：反腐敗和黨員建設的的辯證關係（破與立），精神建設和制度建設的辯證關係（內和外），地方和中央的辯證關係（特殊與普遍）。馬奇山認為，「這些用』兩論』裡面的邏輯來解釋是相當完美的」。
研討會現場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研究在本場報告中，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高曉林首先介紹了目前國際上對中共的研究成果。海外的中共研究越來越「立體化」，非常注重新資料的運用，研究對象擴大，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現實問題更是非常關注。有鑑於此，高曉林認為國內學者應該積極應對：理論上要打破西方主導的理論框架和話語體系，建立明確的中國共產黨學術研究的話語體系；學科建設上要增設海外中國學研究方向或者學科點。此外，她還強調多學科融合發展以及注意研究中的傾向問題。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景懷斌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國家治理理念是由天命、德命演變而成的「天道」觀，有思想性與政治性兩個層面，二者互動而構成傳統國家治理的思想基礎。中國共產黨是在自己的歷史傳統中、在現代西方政治影響下、在民族解放鬥爭中誕生和發展的。中國傳統的「天道」觀與西方現代「民主」「民權」等結合，形成了「人民」的執政理念——「天道」為「人民」所置換。中共的「人民」觀包括與「人民」為本、「人民為約」、「民心」為政權基礎、「人民利益」為制度設計依據、「人民」在國家生活中具有主體性地位、「人民」監督政府等。「人民」是黨和國家方針策略調整的神聖依據，是現代中國政治與國家這裡的最高理念。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馬奧尼（Josef Gregory Mahoney）對中國共產黨的近百年歷史做了回顧，總結出在面對政治、經濟困境時，中國共產黨做出的幾次戰略性調整。
美國加州理工州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善若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延綿三千年，是在中國的「文史哲」三門學問相互交融、貫通、促進、催發中發展出來的。對這樣的「活的」、「行動中」的政治文化進行分析，需要將其放置於它自身的「文、史、哲」的背景中。而現有政治科學中對中國政治文化研究，往往將其從此背景中抽離出來。有鑑於此，她希望能夠把政治文化研究通過文本研究帶回到「文史哲」的框架裡面。接著，張善若對中共一大到十八大黨代會報告做了文本分析，分析顯示，「人民」出現的次數越來越多，且含義越來越豐富，在近幾屆黨代會報告中，「人民」開始有了主體性和自主權。
海外史料搜集，日本學者對長徵的認識本次研討會，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楊奎松和日本神戶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教授緒形康分別做了主題演講。
楊奎松的主題演講圍繞他在海外收集史料的經歷展開。他介紹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在中國，應該以中國的史料為主，但現在海外發掘的史料數量越來越大，如臺灣的「中央檔案館」、「國史館」，莫斯科的總統檔案館、內務部檔案館，美國第二檔案館等機構的館藏資料，對國共關係、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黨的地下工作等研究有著不可替代作用。
接著，楊奎松講述了他在莫斯科看檔案的經歷。「我在俄國檔案館的時候，突擊背了一些單詞，學了俄語語法，拿著字典，大概能讀懂目錄的意思，但是正文完蛋了，必須依靠俄國的朋友，他天天陪著我去讀檔案，幫我找檔案。找出來正文，都要由他告訴我是什麼意思，我再決定要不要複印，要不要摘抄。我在那兒蹲了兩個月，我就知道這些檔案如果不是長期蹲在那兒，你找不到。」除了語言障礙，有些檔案不對外國人開放也是一個問題。而隨著老一輩研究中共的俄國學者的消逝，新一批學者對很多有價值的檔案都不熟悉。
不光是俄國學者，從全世界範圍來看，90年代以後研究中共的前輩學者逐漸退去，而年輕的學者發生了研究轉向，真正研究中共歷史的隊伍越來越小，還在做中共歷史的可以稱之為「被保護的大熊貓」。楊奎松覺得在海外史料空前豐富的時代，出現這種中共研究後繼無人的情況既「非常弔詭」，又「特別遺憾」。他認為，海外資料可以讓研究者對歷史有一個重新認識，或找到新的切入點，而對中共歷史的研究，也需要有海外學者一同參與。
研討會現場緒形康的報告題目為《世界史上的長徵意義：1960-70年代日本人見解的啟示》。1930年代，日本社會科學由馬克思主義和韋伯理論構建起來，中央紅軍長徵就是這個時期發生的，所以社會科學的視角直接影響到日本人對長徵的探求方向。當時的日本人幾乎沒有渠道了解發生在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間的長徵，唯有三位日本革命家兼社會科學家向日本百姓傳達了較準確的有關長徵的信息：尾崎秀美、中西功、波多野乾一。緒形康分別對他們的生平和對長徵的認識做了介紹，「總的來講，尾崎、中西、波多野對中央紅軍長徵的探討則在長期從事調查研究的豐富經驗下，展開了對當時中國的冷靜觀察。」
從抗日戰爭敗戰到1949年之際，雖然有中日間的文化交流，但由於戰敗後的日本社會動蕩以及東亞地區的冷戰陰影，日方缺乏對現代中國社會轉變的正確的認識，日本人對長徵的認識沒有超越戰前的水平。到了1950年代後期，中蘇關係惡化，因政治環境的轉變，大量關於長徵的檔案與回憶錄的公開出版，推進了日本人對長徵新的認識。日本民間國際政治專家各務寮一認為，「第二次長徵」 話語表徵著中共推動「跟現代修正主義進行鬥爭」的符號意義。日本學者岡本隆三認為「只有經過了長徵的鍛鍊，中國領導人才能對蘇聯的赫魯雪夫等進行一步也不退的較量」，他還將「長徵」與「出埃及」進行比較。
受到各務和岡本的解讀的深刻影響，同時從韋伯理論的角度來澄清中央紅軍長徵之世界史意義的代表人物，是韋伯研究者、左派基督教徒的住谷一彥和內田芳明。緒形康對這兩位學者的生平和觀點分別做了介紹。「他們從世界史的宏觀角度來尋找作為宗教倫理的』毛澤東思想』，發現了長徵所包含的普遍與永久的價值。」
主題演講之後，與會學者進行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話語研究」和「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的新發展」兩個議題的討論，本文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展開。討論環節，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名譽所長潘世偉發表了他對中共研究的看法：「在中共研究問題上，我個人感覺到有幾種基本敘事：一是從傳統文化的角度民主主義敘事；二是現代化敘事；第三種也是比較強大的是西方敘事；最後是中國堅持的社會主義敘事。就世界範圍而言，對中共的觀察是以美國為主導的。我認為四種敘事各有長短，我個人主張把這些不同的敘事整合起來，形成一種多元結構的、前後連貫的一種敘事。這種敘事應當以社會主義為主線，將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作為重要組成部分，同時要兼顧到現階段中國發展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還應該最大限度地借鑑西方已有的學術成果。」
研討會最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副所長周武總結：「關於中共的研究，實際上形成了海內外學術界的互動。對本土的學者來講，海外研究提供了很多被我們遮蔽的、忽視的視角；對外國學者來講，他們對資料以及某些問題的具體看法，也受到中國學者的影響。因此，中共研究最理想的狀態，應該是在中外學術界共同努力下，把它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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