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我大學畢業時已年屆三十，父母也老了，「父母在，不遠遊」，他們很希望我能留在學校裡工作，當時廈大剛剛成立臺灣研究所，很需要人手。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家臺灣研究所，上峰一下任命四位教授擔任所長：陳碧笙、陳在正、朱天順和羅鬱聰，專職主持工作的所長是陳碧笙教授，大家叫他「陳碧老」。事情難在我學的專業是英國語言文學，與臺灣研究似乎風馬牛不相及。陳碧老與家父同為右派，應該多少有些同病相憐的情分，而家母與他又常年同在歷史系任教，因此就請他幫忙。陳碧老沉吟片刻，找出一部臺灣留美學者黃樹民教授的人類學論作，要我譯成漢語，考核我的能耐。後來就以此為由，把我安排在臺研所工作，這一幹就是12年。多年後我才知道黃樹民這部論作早有中文本。
（照片：右二為陳碧笙教授，左一為朱天順教授）
陳碧老走馬上任伊始，承擔了一個國家社科六五規劃研究課題《中國人口叢書臺灣分卷》的主編，要我當任他的主編助理，因此老小之間來往頻繁。陳宅在半山上的凌峰樓，掩映在綠樹叢中，推門可俯視廈大校園全景，極目遠眺，鷺江風光臺海煙雲竟收眼底。陳碧老（1908-1998）一生起伏跌宕，絕對算得上是一個風雲人物：他1932年畢業於東京早稻田大學，24歲就任上海的大學教授，居然還是中共黨員（後來脫黨）。1933年閩變，他出任由陳銘樞、李濟深等人及十九路軍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的財政局長；後遠赴滇緬邊界地區,進行實地考察和社會調查,陸續發表了《滇邊經營論》、《邊政論叢》及《邊政散記》等專著。據悉1945年臺灣光復時陳就曾經作為國民政府的要員到過臺灣。當然他能出任臺灣研究所的首任所長，主要在他的研究成果上。他對民族史、華僑史和臺灣地方史都有研究，並早在1982年就出版了中國大陸第一部臺灣通史——《臺灣地方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被臺灣學術界稱為大陸「最好的一本臺灣通史」。
陳碧老做人很有涵養，他多次提及《臺灣地方史》一書的書名是朱天順教授協助敲定的，讓我印象很深。他曾多次給我留字條交代工作，稱呼都是「啟五兄」，令我受寵若驚。
陳碧老在1945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建國後在民盟福建省委任要職，1956年到廈大當了教授，陰錯陽差趕上了「反右鬥爭」，被劃為右派。據說他對所遭受打擊最有承受力，官場也罷，商海也罷，畢竟早就見過太多的大風大浪。他文革時再次遭難時，曾被關押在廈大「紅衛三」（現在的芙蓉第三樓）造反派的臨時班房裡。這時我在雙十中學就讀，因為「出生不好」，與紅衛兵無緣，閒在家中，成天給被紅衛兵囚禁在「豐庭二」的母親送飯送藥。「豐庭二」與「芙蓉三」之間有一處公共浴室，陰暗且殘破不堪，經常有一個身材比較高大的老頭在裡面衝水，不分冬夏春秋，我對這個敢於冷水浴的在押老頭當然另眼相看了。人家告訴我，「他就是右派分子陳碧笙。」想來在那樣的時候，他頗有一種閒庭信步的大將風度，風雲人物就是風雲人物，老謀深算，全然沒有我的父親常常有一種惶惶不可終日的驚悸和恐慌。
1979年右派改正之後，陳碧笙得到了特別的重用，首先是恢復了教授的地位，然後出任歷史系系主任的要職，接著是民盟廈門市的主委、政協廈門市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員。政治上學術上的地位是應有盡有了。從他的言談舉止和長文短論中不難看出他那感恩戴德的心態，從未對「右派」一事有絲毫怨言。在他擔任臺灣研究所所長期間，帶了兩批的研究生，廈大臺灣研究所的多位學術骨幹都是陳碧老的門生。因為我本人就是右派的子女，與他也算得上是忘年之交，有時也談起過去的委屈，他大多顯得相當豁達，只是他有一幅文天祥的真跡被軍宣隊拿走了，文革後幾度索討未果，對此有點微詞而已。看得出他對名家書法的偏愛，臥室裡唯一懸掛一幅林則徐的書法。我問他是否真跡，他突然很認真地應道：「當然」。
陳碧老任職期間，還與多位臺灣在美國的學者如天主教大學的李哲夫教授、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趙景垂博士、衣阿華大學的黃樹民教授等多有來往，諸如交談、宴請等許多場合大都由我作陪，總體感覺他扮演的絕對是一個與共產黨肝膽相照的民主人士的角色，對他自己在反右和文革中落難的事總是一笑置之，處處以黨和國家大局為重。
1985年之後，他先後從各種職務中退了下來，仍筆耕不止，最後的幾篇有關臺灣原住民的研究文章附錄在「廈門文化叢書」之《廈門與臺灣》之後。就學術類別而言，附錄得較為勉強，它們是《論臺灣土著居民並非一族，且不能稱之為「高山族」》、《17世紀上半葉臺灣西南部海岸平埔番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初探》和《清代漢族與平埔諸族之間的矛盾與融合》，我問了叢書的副主編李熙泰先生，他說是陳碧老自己要求的。他似乎已經感到來日無多，於是匆忙把他最後的研究成果交付他為之作序的書後。1995年我調到廈大經濟學院人口研究所參與國家重點課題《高山族人口志》的編寫，他的這三篇論作成為我反覆參照的對象。兩人都不在臺研所了，但仍舊「糾纏」在一起，這大概就是人生的緣分，沒有什麼好特別奇怪的，但令我奇怪乃至錯愕的是他老人家去世前的表現：
陳碧老在生命最後一年多的時間裡，生活尚能自理，但思維開始出現紊亂。他多次從居住的山上（凌峰樓）到原來歷史系和臺灣研究所的一些負責人那裡，索要「交罪材料」並且反覆解釋諸如「右派帽子已經脫了」等等，讓人目瞪口呆又心疼不已。關於「交罪材料」這個詞是反右時期和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的用語，文革後已經基本不用了，甚至被很多人忘卻了。到了1997年他突然多次提出，仿佛時光倒轉了三、四十年，我這才感到原來他的豁達、他的看破、他的「向前看」等等不過是理智的掩飾，一旦思維混亂，藏在心底的創傷與恐懼還是本真地坦露出來……
臺灣分冊編委會1983年合影，前排右一為陳碧笙，後排右一是鄭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