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儒家思想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從史書記載來看，儒家思想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在契的思想基礎上的豐富和創造。
契的風範經過孔子的弘揚和發展，一直被後世繼承。但到了北宋時期，教學的宗旨呈現出了不好的現象：讀書為了做官，為了榮華富貴。以此來主導人們的價值取向，以天下為己任被拋到了九霄雲外。蘇軾在《樂全先生文集敘》中慨嘆：「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北宋後來導致有知識和才幹的人努力追求功名利祿，把國家安危放在次要位置，腐敗盛行，雖然範仲淹疾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沒能徹底改變當時的情況。以致後來外敵侵略時忠心報國的人很少，屈服求安的人居多，最後北宋失國，與讀書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的思想主導不無關係。讀書價值觀的偏斜一直持續到南宋。
南宋時，大教育家朱熹對當時的這種壞風氣極其厭惡。淳熙六年（1179年），朝廷對金兵南下驚惶始定，朱熹剛剛出任南康軍（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郡守不久，便決定興復早已無存、僅餘瓦礫榛荊、茂草荒丘的廬山東麓的白鹿洞書院，自兼洞主，自為導師，親自講學並親手制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條》，主張恢復堯舜時的「五教」。教條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立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朱熹這段話的意思是：父子間要有骨肉之親，君臣間要有禮義之道，夫妻間要摯愛又要有內外之別，老少間要有長幼之序，朋友間要有誠信之德。這就是「五教」的綱目。聖人堯舜令契為司徒，教化百姓的就是這「五教」，學子要學的也就是這「五教」。廣博地學習，審慎地發問，謹慎地思考，明晰地分辨，誠實地踐行，這就是學習的順序。學、問、思、辨，這是為了探究道理。要誠實地踐行，就要知道修身處事接物的原則。說話忠誠信實，行為篤厚恭敬；懲戒忿憤，抑止情慾；見善便學，有過則改。這是修身的原則。以禮義端正自己，不去追求物質利益；努力弘揚明天下之大道，不去計較個人得失，這是處事的原則。自己所不願做的事，不要讓別人做；自己做事未達到目的，應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這是接物的原則。我朱熹私下裡關注古代聖哲教人讀書學習，無非是為了使人明白禮義道理，修養身心，然後推己及人，並不是為了記覽詞章，沽名釣譽，追求利祿。今天的一些學子，違背了聖者的教導。聖哲教育人的法則，在經典中都有記載，有志向的人當熟讀精思，審問明辨。如果知道這是自然之理，必須以此約束自己，那就何必要等他人立下規矩才依此去做呢？近世學堂雖有規則，但很不夠，並未符合聖哲的意圖。所以，本書院另立學規，將聖哲教人讀書求學的根本原則分條列出貼在門楣上，請諸位學子共同研讀，遵守執行，並約束自身。只有嚴格要求，才會有所戒懼。
朱熹認為，古往今來教育的宗旨只有一個：實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將教育視為追求個人功利的手段。可見，古今歷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對功利主義教育的。
《白鹿洞教條》首先明確以歷史上第一個偉大教育家契從事的，後來孔子倡導、孟子又強調指出的「五教」為教育的宗旨，指出「學者學此而已」。其次系統梳理古代先賢關於教育問題的經典論述，將契的繼承者孔子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教書育人的途徑。朱熹認為「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但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有人認為這是朱熹發展契的風範，對我國古代關於師德規範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論述。
《白鹿洞教條》的出現是我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扭轉了教育價值觀的偏斜，體現了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儒家經典為基礎的教育思想。自此之後，白鹿洞書院「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這一教條成了南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書院辦學的遵循，後來歷代教育家作為師德信條奉持不渝。明代大學者、教育家王陽明說：「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白鹿洞教條》既是學生求知問學的條規，也是教師從事教育的規範。明朝時期商丘柘城人竇克勤辦朱陽書院，便仿照《白鹿洞教條》制定條規。
明清兩代，沿襲白鹿洞書院講學風氣選聘師長的條件，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有好的道德操守。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碩儒，是很難成為書院士子們的人生導師的。
綜上所述，契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開了教育史上以德育人的先河。他的風範一直影響著中國教育，對幾千年來的化育人才、砥礪氣節、涵泳風氣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這也是商丘對中華教育的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