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27日，大清國「資政院」通過了一份特殊的決議，要求朝廷對郵傳部部長盛宣懷「明正典刑」。堂堂國家立法機構，天天高喊憲政與法制，卻越過了立法與司法之間的基本界限，在證據闕如的前提下，以「人民」和「憲政」的名義，以100多人投票表決的方式，判處一位國家高級領導人死刑。這當然是世界議會史上的一個奇觀。
消息一出，震撼世界。當天，英國公使朱邇典、美國公使嘉樂恆、德國公使哈豪孫、法國代理公使斐格威緊急覲見大清國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 ，對盛宣懷的人身安全表示極度的關注。
慶親王保證，朝廷絕不會處決盛宣懷，其生命安全完全有保障。但各國公使根本就不相信，認為軟弱的大清政府完全可能犧牲盛宣懷作為替罪羊。當天深夜，四國使館各派遣2名軍人，在美國公使館漢文翻譯丁家立及英國公使館翻譯率領下，組成一個全副武裝的國際特混衛隊，護送盛宣懷前往天津租界。
呼風喚雨的盛宣懷黯然發現，自己終於走入了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絕境。曾經在官商兩界的左右逢源，成了左右為難，裡外不是人……
得罪既得利益者
你砸別人的飯碗，別人就有可能砸你的鍋，區別並不在於道理，而在於實力。
作為一位精通顯規則及潛規則的政治高手，盛宣懷顯然不可能不知道有很多高壓線是不能碰的，比如鐵路國有，雖然大可作為，但是，絕對不能得罪既得利益集團。大清國本質上並不是一個講理的國家，如果不能「花花轎子人抬人」，那就只能講究叢林原則，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你砸別人的飯碗，別人就有可能砸你的鍋，區別並不在於道理，而在於實力。
盛宣懷通常是只講實力的，而這回，碰巧實力和道理都在他的一邊，他自然更是得理不饒人。當年，載澤、端方等考察歐美憲政歸來，認為立憲政治「利國利君利民，唯一不利官」，這和如今的鐵路國有政策幾乎完全一致，唯一不利的，就是之前寄生在鐵路上的既得利益集團。盛宣懷乃至整個大清朝廷，唯一的錯誤就是：仁政所能惠及的廣大民眾，都是沉默的大多數，而改革所要傷害的少數既得利益者，卻是掌握了資源、話語權、以及鬥爭技巧的富有戰鬥力的團體。
川路公司的國有化進程，既得利益群體為了獲得政府對300萬兩違規炒股損失的認可，不惜高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無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級政府官員，抱著自己的小九九，試圖渾水摸魚，利用民眾運動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顛覆勢力加緊滲透，離間官民。這三種力量，最後導致保路運動失控，而盛宣懷成為矛盾的原點和焦點。
顛覆勢力的介入，令一池渾水變得更為渾濁。隨著四川各地暴動紛起，連遙遠的南京也在9月份出現寫給盛宣懷的公開信。這封署名為「革命右軍雷行」的匿名恐嚇信，洋溢著「革命英雄主義」的酷烈寒光，信中說：「汝坐擁高官，只知剝削民膏以肥其身。今川民之變，汝激之也。川民恨不食汝肉而寢汝皮矣。本軍指日北上，定取汝首級，以謝川民。」
顯然，這樣的「革命右軍」肯定不是「被代表」了的「人民」之一。那些被租股所困多年的貧困川民，即使認為他們的血汗錢被人剝奪，需要拼命，也會更為直接地找遍及各鄉的租股局算帳，而不是遙遠的京城中一個他們毫無所知的大官。只有那些「重大利益」受損的人，或者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才會把靶子確定在一個高級幹部身上。
盛宣懷對此，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發給岑春煊、解釋川路國有補償方案的電報中，就說自己「於此事，已為眾矢之的，即犧牲身命，何裨絲毫？」
但是，武昌城頭一聲槍響，天下烽煙四起，把責任推給辦實事的盛宣懷，成為最為簡捷有效的卸責方式，如同甲午戰爭之後，責任都必須由唯一幹事的李鴻章來承擔。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晉彈劾盛宣懷，一方面承認鐵路商辦出現大量問題，另一方面卻認為盛宣懷的方案是為了滿足其「獨攬利權、調濟私人」的目的，並且「未經閣議，遂將先朝諭旨，一改取銷」。盛宣懷的因省制宜的補償政策，則被指控為導致「人心憤激、大起風潮」的原因。這位顯然沒有理清基本事實脈絡的言官，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鐵路依然商辦，已開工者照常動工，未開工者迅速趕造，股款不足，則由國家補足。這一方案，與晉惠帝聽說百姓無糧，卻質問「何不食肉糜」相差無幾，然而，晉惠帝是為了躲避權臣而裝瘋賣傻，這位御史莫非是為了扳倒權臣也在裝瘋賣傻？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範之傑上奏，認為川鄂動亂主因並非「趙爾豐之操切羅織、瑞澂之棄守潛逃」，而是「橫絕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懷。他指控，盛宣懷之所以對不同地區採取不同補償方式，是為了進行股市的內幕交易：在鐵路國有宣布之前，盛宣懷已經派人到廣州低價收購了大量的粵路公司股票，所以粵路商股十足償還，盛宣懷大撈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懷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斷打壓。這位御史提出，盛宣懷目前只是一個部長，如果他處在副總理的位置上，「盜玉竊鈞，何事尚不可為？」
窮途末路
盛宣懷破了不少人的財，他們準備要取盛的人頭作為補償……
御史們的指控，盛宣懷自然可以當做幾隻蒼蠅嗡嗡叫，幾聲悽厲，幾聲抽泣。但來自資政院的攻擊，則是直接而致命的。
10月25日，資政院第二次會議，盛宣懷將成為會議討論的主題。在操控之下，議會指控盛宣懷四條罪狀：違憲之罪、變亂成法之罪、激成兵變之罪、侵奪君上大權之罪，這幾條罪，「按律當絞」。
全體一致通過對盛宣懷的彈劾案。
當日（10月25日），前去列席議會的下屬，從資政院帶回了會議記錄，盛宣懷「展讀之下，不勝疑詫」：「幹路國有不交閣議，謂為侵權；借債籤字不交院議，謂為違法；借日本1000萬元，謂為賣國；擅調兵隊，謂為跋扈；革黨陷城，由於路款，謂為禍首」，幾乎每項罪名，他都無法接受。於是，盛宣懷在當日及次日，用兩天時間寫就了答辯狀：
——張之洞生前所訂合同，年初時由四國銀行向外務部催促批准，而批准之前，必須先完成鐵路國有，取消商辦，否則中央政府既非鐵路所有者、借款又無法獲得抵押物。郵傳部與外務部、度支部多次商議後拿出了鐵路國有方案，總理、副總理均籤字同意，然後報請攝政王以聖旨名義下達。因此，「侵權」的指控不能成立；
——對外借款協議，張之洞生前即已籤字，只是還需經過朝廷正式批准認可，而郵傳部的任務就是修改其中的一些條款，這本是前任部長唐紹儀的未竟工作，等盛宣懷接手時，資政院已經閉會。當資政院召開臨時會時，攝政王以上諭這一最高文件的方式，解答了資政院對這筆借款的任何疑慮，明確表示不必在資政院臨時會上討論，各部門只需將相應文件準備妥當，在10月份（農曆九月）的資政院常會上提交表決即可。因此，郵傳部毫無「違法」之處；
——至於日本借款1000萬元，因日本未被包括在四國銀行團內，「稍予體面，以顧邦交」，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而且，此事細節已經交付閣議，並轉諮資政院，請歸入「四年分」（宣統四年，即1912年）特別預算，資政院本有全套文件，一查可知，「賣國」之控毫無理由；
——至於擅自調兵，盛宣懷辯解，郵傳部無非是為軍方準備交通工具、轉遞電文通訊而已，無權也無可能介入軍隊調動，「跋扈」之說，也不成立；
——至於川路補償款項細節，因四川方面一直未能查明細帳並申報中央，一致未能最後落實，絕非「一概不予承認」；而至於川路公司在上海違規炒股的巨額虧損，經宜昌分公司總經理李稽勳做工作，中央也已同意承擔，這在公開文件中有詳細記載。至於川省動亂，已經查獲的叛亂文件及接濟軍火等文書，顯示動亂另有原因，並非鐵路引發，「禍首」的罪名，也不能接受。
盛宣懷在否決了全部指控後，自請解職，以避嫌疑。但是，政治遊戲和權力博弈，從來不需要真相與真理。盛宣懷的認真辯解，顯得有些幼稚和可笑，對手根本不屑一顧。令人寒心的是，資政院彈劾案已上，巨大的壓力居然迫使攝政王載灃和內閣當天（10月26日）就宣布：「盛宣懷受國厚恩，竟敢違法行私，貽誤大局，實屬辜恩溺職」，「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同時，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副總理（「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於盛宣懷矇混具奏時，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該衙門議處。」
「辜恩溺職」的罪名並不重，但「雙開」的處罰是極其嚴厲。問題在於，議會對此結果並不滿意，他們還想要盛宣懷的命。英國公使朱邇典在發給倫敦的電文中記載道：「近來盛宣懷因爭鐵路政策以救危亡，於北京腐敗政府各大員中，實為傑出之人……資政院未知詳情，而譁然爭辯之彈劾，盛決不料其結果，遽至革職。因資政院已傳布印就之決議，請速殺此年老之大員。」於是，在美國公使倡議下，四國公使進行幹預，將盛宣懷轉移出北京。對於資政院的決議，英國公使朱邇典嗤之以鼻，他認為資政院要求鐵路國有及借款應交其決定，雖然沒錯，「但其結果，不過亂事繼續不絕而已」。
其實，在25日資政院發出彈劾奏章之後，盛宣懷就已經搬入了橫濱正金銀行支店長的宅邸，躲避風頭。隨即，美國銀行團代表司戴德出面，動員美國使館，才策動四國公使出面保護。四國及日本，為了爭奪盛宣懷，還發生了一場平靜的角逐，從盛宣懷離京赴津的火車選擇、奔赴青島的輪船安排等，都互相較勁。
而盛宣懷最初選擇日本的庇護，就是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幫助中國恢復秩序，並幫助他本人脫離困厄。日本也認為盛宣懷關係到日本的在華利益，其首相山縣有朋親自要求外務大臣：「盛宣懷與日本有特殊關係，此時帝國政府即應採取切實措施予以保護。」日本政府特派三井物產公司北京支店長高木陸郎，伴隨盛宣懷，「不論其前往何處，均將隨行到底。」10月30日，盛宣懷乘德國商輪「提督」號，由天津經大連轉往青島，但日本人經過積極的工作，以盛宣懷必須去日本治病為理由，將盛宣懷從德國庇護下轉移到日本內地。
與權力走得過於接近的盛宣懷，成也權力，敗也權力。1911年11月5日，蘇州和平光復，江蘇都督府成立，新政權就趕緊將盛家的財產查抄，革命的錢包一下子就豐滿了起來。後來，盛宣懷也學乖了，趕緊熱心贊助革命。盛宣懷主動為革命捐款，新政權就又發還了他的家產。
「走狗」與「狡兔」，最終是懷著不同的夢想，躺到了同一張秀才娘子的寧式大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