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來，人們一直生活在地緣風險不斷上升的環境中，但沒有出現真正的國際危機。除了地緣政治風險，全球發展趨勢良好，現在這種情況正在改變。
全球化至關重要。人、思想、商品和資本在全球範圍內快速流動，是戰後世界格局最重要的特徵，它們創造了非凡的財富和機會，促進了全球的平等，減少了貧困，延長了人類壽命，促進了和平與繁榮。
由於美國發起針對中國等國家的貿易摩擦，21世紀經濟的重要一環碎成了兩瓣。發達國家兩極分化，部落主義力量增強。政治、經濟、製造業產品和服務技術的變化，供應鏈縮短，導致全球化分裂。
此外，經濟和地緣政治開始走下坡路，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預計，美國經濟將在2020年或2021年陷入衰退。世界地緣政治衰退日益嚴重，世界缺乏領導力——美國盛行單邊主義、以美國為首的聯盟遭遇侵蝕、破壞美國及其盟友穩定的俄羅斯面臨衰落、中國逐漸成為世界舞臺不可替代的角色。
氣候變化開始制約經濟增長，這種趨勢將隨著時間而增強。2020年，氣候變化將讓人類面臨前幾代人未曾經歷的經濟衰退。
圖1：隨著時間推移，氣候變化開始制約經濟增長
不斷惡化的環境可能引發全球危機，相對於過去，政府和私企可以利用的資源使得應對變得更容易，但挑戰的規模更大，地緣政治衰退削弱全球合作。
2020年確實令人擔憂。
風險一：操縱！誰統治了美國？（Rigged!: Who governs the US?）美國國內政治從未被列為頭號風險，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的機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有彈性的機構之一。2020年，這些機構將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美國面臨的風險包括：許多人認為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不合法和大選後存在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產生的「真空」使外交政策環境變得不穩定。
由於制度限制，川普總統未能實現他的計劃的主要部分，但這不妨礙他分裂美國。儘管川普已經在眾議院遭到彈劾，但參議院將宣布他無罪。這種情況可能會使2020年11月的總統選舉失去合法性。民主黨人會覺得彈劾在政治上被撤銷，是讓總統凌駕於法律之上。而川普將認為自己有權幹預選舉結果，因為彈劾不再是一種有效的政治限制手段。大部分人認為2020年選舉會被操縱。根據2019年的民意調查，只有53%的公眾認為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是公平的。民主黨選民信心下降最大，2016年，84%的民主黨人認為2016年大選是公平的，2019年9月，只有39%的人認為即將到來的2020年大選是公平的。這將是1876年大選以來，政治氣氛最糟糕的一次美國大選。
圖2：2016年和2019年美國民眾認為大選公開和公平的比例
2020年大選結束後將出現嚴重的問題。不論川普是否當選，2020年美國大選的選舉過程都將受到質疑。
風險二：「大脫鉤」（The Great Decoupling）中美在技術領域出現脫鉤，是自蘇聯解體以來對全球化影響最大的地緣政治。
在2019年美國採取了一系列導致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政策後，中國將打破對美國的技術依賴。
本次「脫鉤」涉及兩國技術、人才和投資要素的流動，不僅會影響全球價值約5萬億美元的科技產業，也會影響媒體、娛樂、學術研究等行業，形成難以逆轉的商業、經濟和文化鴻溝。
在科技領域，中國構建「彈性供應鏈」，對美國科技公司來說意味著對中國的重要性將降低。
對中國大陸來說，中國臺灣是除美國以外的相關設備進口主要來源地，尤其是華為等企業在全球競爭中所需要的尖端半導體，因此中國臺灣的戰略重要性將日益增強。出於同樣的原因，韓國也將倒向中國。東南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東歐和拉丁美洲等地區的國家最有可能倒向中國，這些國家將成為中美在智慧型手機、網絡、行動支付、電子商務和金融服務等領域競爭的主要市場。
風險三：中美關係（US/China）隨著中美科技脫鉤的發生，中美在國家安全、影響力和價值觀方面可能將出現更明顯的衝突。
中美競爭的核心是美國遏制中國崛起，並不像冷戰那樣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
貿易摩擦已經中止，但仍未結束，美國外交政策側重於如何遏制中國而非如何與中國競爭。抨擊中國將成為2020美國大選中的重要話題。
美國將對中國採取嚴厲措施，對特定官員和技術進行控制，以及限制美國對華投資。
如果認為川普很重視貿易、但對安全問題興趣不大，那這種想法是危險的。
風險四：跨國公司無法伸出援手（MNCs not to the rescue）許多觀察人士認為，跨國公司將填補「G0」時代全球治理和自由秩序的空白，私企將在氣候變化、扶貧、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等領域發揮領導作用。但歐亞集團對這一觀點持懷疑態度。歐亞集團認為，在未來一年，企業將面臨更嚴格的監管和更嚴峻的地緣政治環境。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對跨國公司是一個福音，因為它以廉價勞動力和世界各地的資源投入擴展和鞏固了全球供應鏈。目前，跨國公司約佔全球貿易的一半以上，佔全球產出的三分之一，佔全球就業的四分之一。跨國公司已成為有影響力的政治參與者。
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曾為跨國公司減輕監管壓力，通過統一監管市場降低合規成本。到2020年將好景不再，因為各國政府紛紛轉而尋求雙邊協議，這些協議雖然有成效，但也將會在全球監管和關稅稅率等方面產生新的分歧。
圖3：隨著各國政策收緊，全球FDI流入正在下降
跨國公司創造財富和就業的能力將受到打擊，公司股東需要對未來發展調整預期。各國政府監管要求的差異越來越大，將增加跨國公司成本，並影響利潤。歐洲的數據隱私政策、經合組織的數字稅收政策，以及中國的「不可靠實體清單」，都將只是個開始。
跨國公司不會在全球治理或支持全球秩序方面提供太多幫助。
風險五：印度「莫迪化」（India gets Modi-fied）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在第二任期的大部分時間內都在推行有爭議的社會政策，卻犧牲了經濟政策，由此帶來的不利影響將在2020年顯現，社會和宗派不穩定加劇，外交政策和經濟將會受挫。
印度的財政狀況不穩定，商品及服務稅表現不佳，財政赤字不斷擴大。疲軟的經濟反過來又會助長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加重印度在2020年陷入困境的進程。
2020年印度的宗派衝突和宗教衝突將加劇。
風險六：歐洲地緣政治（Geopolitical Europe）多年來，歐洲一直談論制定自己的外交和貿易政策。迄今為止，歐洲無法或者不願回擊與美國存在的分歧。如今，這種情況將會改變。
歐盟應該成為「多邊主義的守護者」。歐盟新的領導層和法國總統馬克龍認為，歐盟之前一直天真地期望其主要商業夥伴遵守規則，希望自己有能力應對不公平。歐盟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相信，歐盟應積極捍衛自己，對抗相互競爭的經濟和政治模式。
在監管方面，歐盟最高反壟斷官員瑪格麗特•韋斯塔格爾正與美國科技巨頭展開較量，創新性地利用歐盟國家援助法來質疑科技巨頭的稅收優惠。在貿易方面，歐盟將遵守《巴黎協定》作為達成新協議的條件，並對懲罰性關稅採取報復性措施。在軍事問題上，歐盟不打算建立自己的「歐洲軍隊」，但歐盟打算利用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打破軍事貿易和技術發展的跨境壁壘。
這個更加獨立的歐洲將給美國帶來風險。川普不支持歐盟，報復性關稅已不再是禁忌，歐洲的數字稅，可能會激起美國對歐洲一些出口驅動型行業（如汽車和消費品）徵收懲罰性關稅。數據共享也有風險，人們越來越擔心歐盟在其監管方面過於激進。歐盟將與美國科技巨頭展開較量，美國可能會採取更激進的方式對抗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
圖4：2000年-2018年中國FDI佔歐盟國家GDP的變化
歐盟在地緣政治上更加活躍，也將影響與中國的關係。迄今為止，歐洲的企業仍然歡迎中國投資基礎設施。但歐盟在反傾銷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將影響中歐關係。一個更具地緣政治色彩的歐洲，如果將試圖堅持讓中國接受28個國家下的一種制度，這是行不通的。
風險七：氣候變化的政治與經濟之爭（Politics vs.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五年前，數十個國家籤署了《巴黎協定》，承諾在本世紀末將升溫控制在2℃以內。但是迄今為止，許多國家未能實現減排目標。這將導致公司決策面臨壓力、商業運營不暢、政治不穩定等狀況出現。
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和公司將承擔更高的成本，企業決策將面臨壓力。超過三分之一的全球資本投資將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等方面面臨要求和監管，無法達到減排標準的公司將失去數萬億美元的投資。投資者將減少對碳密集型行業（包括鋼鐵和水泥等行業）的投資，從而影響資產價格。
政治正在影響投資者和整個社會。
風險八：什葉派日益強大（Shia crescendo）美國對中東主要什葉派國家的政策逐漸走向失敗，給區域穩定帶來重大風險，包括：美國與伊朗的致命衝突、油價上漲壓力、伊拉克要麼走伊朗的老路要麼走下坡路、「流氓國家」敘利亞融入俄羅斯和伊朗。
美伊關係將是致命的。美軍和伊朗軍隊很可能在伊拉克爆發致命衝突。伊朗將繼續擾亂海灣地區的油輪運輸。伊朗喜歡以不可預測的方式打擊對手，包括通過其強大的網絡攻擊能力和遍布該地區的網絡，以美國及其盟友的公民和資產為目標進行打擊。伊朗的緊張局勢將使2020年的油價至少有5至10美元的溢價，並加劇波動性。
美國對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無情政策將在2020年推高區域風險，從而損害區域政治和經濟秩序。
風險九：拉丁美洲的不滿（Discontent in Latin America）公眾的憤怒將使該地區政治風險居高不下。選民抱怨經濟增長緩慢、腐敗和公共服務質量低下。對拉美政府而言更糟糕的是，新興的、脆弱的中產階級希望在公共服務方面增加支出，而拉美國家的社會嚴重分化。
公眾的不滿情緒，降低了拉美政府採取必要緊縮措施的能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投資者將敦促拉美各國政府採取審慎的財政政策。這些壓力將在整個拉丁美洲產生風險：抗議將會發生，財政平衡將會惡化，選舉結果將更加難以預測，民粹主義和反體制的政客將會變得更加強大，公眾情緒將會惡化。
風險十：土耳其（Turkey）在外交政策方面，土耳其與美國關係跌至新低。美國對土耳其的制裁可能會在2020年上半年生效，這將損害土耳其的聲譽和企業投資環境，並進一步對土耳其貨幣裡拉施加壓力。在政治方面，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支持率正在下滑，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