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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語】鄧正來先生英年早逝，大概與他的坎坷經歷有關。我印象特點深刻的是我在劍橋大學認識的一位朋友跟我談這位他的朋友的傳奇故事，講述他如何創辦獨立學術書刊，如何北漂期間夜裡偷睡在朋友的辦公室，然後天明就偷偷溜出去，還有吉林大學如何慕名聘請他做教授博導。他翻譯的哈耶克的論著在國內學術界具有開創性意義。他是翻譯家兼專家，是現在學者中不多見的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自由人。凡是有識見的學人大概都應該理解所謂學術自由人的真正含義。下面的連結是我看過的幾篇紀念他的文章：
1.周國平的紀念文章《想念我生活中的鄧正來》：https://mail.google.com/mail/u/0/?shva=1#inbox/13da0d3455b7888c；2.《學術流浪漢》http://www.mzyfz.com/cms/benwangzhuanfang/xinwenzhongxin/zuixinbaodao/html/1040/2013-02-07/content-659456.html>；3.南方周末閻克文的《悼鄧正來君》http://www.infzm.com/content/86060。請有興趣的讀者品閱。——論壇編輯
與其他學者一樣，我在自己的人生和學術生涯中也受到了一些經典論著的影響，比如說馬基雅維利的論著、休謨的論著、康德的論著等等，但是我不想給大家推薦這類論著。在我閱讀的論著中，有一類很特別，它們既是我喜歡閱讀的，同時也是我想「建議」大家閱讀的。不過，我的「建議」方式不是人們通常所採取的「介紹」方式，而是把一些我認為重要的論著翻譯出來供大家閱讀。因此，我想在這裡特別「介紹」一下我翻譯的幾位重要學者的論著。
我們知道，作為一種知識類型，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不僅是相當晚近的事情，而且還在發展的過程中遭遇了各種阻礙，而最為重要的則是，社會科學這種知識類型的發展在中國不具有傳統上的知識資源可以支撐。但是它在西方社會的發展卻已然有了數百年的歷史。因此，梁任公當年指出，「今日之中國欲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事」。我在一定程度上是贊同梁任公的這個觀點的，儘管我所依憑的理據與他的理據不盡相同。在我看來，知識是不存在國界的，中國社會科學要取得真正的發展，就必須對西方社會發展起來的社會科學這類知識進行翻譯，這樣的努力可以使我們了解到這類知識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各種問題以及相應的理論發展。如果不做這樣的努力，就有可能重複前人的知識勞動而不自知，無視前輩先哲為人類作出的知識貢獻。再者，我認為，在中國尚缺乏名師指導的情況下，學術翻譯不失為一種獨特的精讀原典的方式，而且是一種極其有效的閱讀。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閱讀和研究的同時，我先後翻譯了這樣幾本書：1987年我與姬敬武共同翻譯了美國著名法學家博登海默的《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一書，1998年我又對該書做了重譯。這部教科書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法學界的第一部、也是被引證最多的一部教科書譯著。作為「統一法理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登海默教授在這部論著中相當系統且精彩地探討了法律的性質及作用、法律的淵源及技術這樣的法理學論題。當時，中國法學在現代法制建設的要求或驅動過程中正陷於歷史性的困境之中：一方面要為這種法制建設的努力作正當性的論證，另一方面又因法學研究的長期停頓而明顯缺乏這方面的法律知識支援。本書出版後，在中國的法律人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為中國法學的重建做了一些知識上的基礎工作。
克利福德·吉爾茲是當今學術界公認的最為著名的人類學家之一。
20世紀90年代初，我翻譯了他的《地方性知識：事實與法律的比較透視》。吉爾茲通過三個不同地域的極其精彩的人類學調查個案，詳盡地探究了「地方性知識」及由此產生的對未來的想像與「移植性」法律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他所謂的「闡釋的人類學」理論運用於法學研究的一個經典範例。在中國法制建設的過程中，佔據支配地位的是「法律移植派」的觀點，而這種觀點卻遮蔽了法律與「地方性知識」之間的關係。
因此，將這部論著翻譯成中文，不僅會有助於中國論者理解和討論中國法制建設本土化的問題，而且對中國論者如何進行法學個案研究也有著方法上的示範意義。
同一時期，我還應龔祥瑞先生的約請，翻譯了路易斯·亨金的《民主、憲政、對外事務》。在這部書中，亨金專門探討了憲法法理學中極具爭議、卻常為人們忽略的一個重要方面，即調整美國對外交往關係之運作的問題。我認為，在當下的中國，憲政建設的問題，以及中國在和平崛起過程中如何以憲法來調整中國對外關係之運作的問題，無疑都是大問題；亨金的這部書為我們從理論上把握這兩個問題提供了一個視角。
1974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哈耶克，無疑是當代世界最為重要的學者之一。一如英國著名哲學家約翰·格雷所指出的，「哈耶克的論著闡發了一個思想體系，其抱負之宏大，完全可與穆勒和馬克思的思想體系相媲美，但是卻遠不如它們易於受到批判，因為哈耶克的體系乃是以一種在哲學上站得住腳的有關理性之範圍和限度的觀點為基礎的。……僅依據上述理由，哈耶克的論著就有資格命令（command）哲學家、社會理論家和政治經濟學家給予其以批判性的關注。」選擇翻譯哈耶克的論著，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為了清除當時學術界在沒有閱讀哈耶克論著的前提下就將他的觀點作簡單化的意識形態處理所造成的非學術影響；二是為了研究我自己始終關注的一個理論問題，即「社會秩序的型構及其正當性」——因為我需要仔細分析哈耶克所提出的自生自發秩序的理論，是否能夠回答我的理論問題。我至今共翻譯了220多萬言的哈耶克論著：《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論文集》、《法律、立法與自由》三卷本（主譯）。
為了理解法學及法律從個人主義這一基礎逐漸轉向社會這一基礎的過程，我翻譯了羅斯科·龐德的《法律史解釋》和《法理學》。在這兩部論著中，龐德明確闡釋了他所主張的「社會工程解釋」與「倫理解釋」、「政治解釋」、「人種學解釋」、「經濟學解釋」等法律解釋之間的區別，進而建構起了社會學法理學的基本綱領，他為我們洞見20世紀以前各種法理學學派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亦即一種我所謂的以特定時空的社會利益為依憑的強調法律功效的能動者視角。然而，我認為，最具意義的可能是：早在人們於20世紀80年代提出「全球化」理念之前，龐德就已經在20世紀50年代意識到了「世界法」的觀念及其賴以為依憑的各種社會和經濟情勢對法律目的的型構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儘管有關「世界法」的圖景在龐德那裡還只是一個帶問號的設想，但是這個設想畢竟使我們意識到了這個大問題的存在。
必須承認，翻譯這些學術論著是極其艱辛的，不僅需要知識上的支撐，而且還需要譯者有一種喜歡寂寞的品格。不過，翻譯的過程也是十分愉悅的，因為我每時每刻都在與思想家對話。因此，我希望大家在閱讀這些論著的時候，也能夠體悟到與思想家對話的智性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