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死」與「三不朽」

【正知拾遺】醒來讀漢廷兄雄文《人生「三死」與「三不朽」》，果然醒神。知道漢廷兄通古徹今，不知道他對網絡小說也有涉獵。

早上行山聽金剛經，至「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想到三死之說有其局限。三心之說深不可測，也許可牽強附會加上三生，母親生我為一生，兒女出生為二生，身死轉生為三生，生生不已。生生之為大德。

人固有一死，三生有幸，「三死」難免，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反求諸己，佛祖說三心不可得，若能生些許不生不滅之心也算難得。

兒女在，母親永生！今天母親節，祝福天上天下的所有母親！

老房隨筆：人生「三死」與「三不朽」

草木一秋，浮世一生，生命漸漸已至收官處。回望動蕩的少年，激昂的青春，誘惑的中年，篤定志學的老年，真應了電影人成龍那句話：「還沒長大，怎麼就老了」。

雖然往事不可追，後事不可料，但生命存一日當有存一日之價值，或利於己，或利於他，或利於眾，或利於當世，或澤被後世。總之，人生於天地之間，集萬物之靈性，不應只作行屍走肉狀，更應該有所開徹，有所開悟。

多年縈思於此，久不得解。近期讀到兩段文章，終得釋懷，此即謂之人生的「三死」與「三不朽」。

   何謂「三死」？網絡小說《龍族》中有一段話：「生命只有一次，但是人一輩子卻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是他斷氣的時候，在生物學上他死了。 第二次是他下葬的時候，人們參加他的葬禮，懷念他的一生，然後在社會中他死了，不再有他的位置。 第三次是最後一個記得他的人把他忘記的時候，那時候他才真的死了 」。

以此衡之，「一死」人人可為。即使活了八百歲的彭祖，也終末脫生物學意義的死亡；即使擁有無上權力的「秦皇漢武」，也終其一生未得長生不老，長生不死之法；即使聰明睿智如愛因斯坦，也得屈從於生物學定律。可見，「一死」前的生命長度，只是造物主配給給你的一疊「生命券」，有人用來投資，有人用來消費，有人用來揮霍，也有人不幸遭遇了「搶劫」。

「二死」大眾可為。大多數人都會生活在親情、友情之中，死亡之時總會牽動親朋故舊的神經，或感恩，或牽怨，或趣談。隨著年齡的增長，長輩一個又一個地故去，進而同輩人也漸漸加入別離的名單，當兒時舊識幾無識的時候，恐怕也該是自己別離的時限了。這些年，幾乎年年都去八寶山送別長者，也時常聽聞故鄉的長者仙遊，每次都會牽起一段往事，憶起曾經「在一起」的日子。可是，有時也難免「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告別儀式之後，此人不復再被人憶起。

「三死」已屬小眾。有的人雖子孫眾多，然三代以降不復有憶；有的人雖無子嗣，然千年傳而不衰；更有甚者，其言其行其功，不僅光耀當時，更是爍今及後，名動環宇，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記憶。從這個視角看，「死」不足惜，如果「死」的有價值，他（她）活的就會長一些。於家庭或家族貢獻大者，子孫自會常憶常思常祭祀；於民族或部族貢獻大者，後繼者自會尊之敬之；於全人類貢獻大者，後來者自會仰之望之。

說到「三死」，自然就會勾起對「三不朽」 的聯想。何謂「三不朽」？簡言之，即立德、立功、立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唐人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中對德、功、言三者分別做了界定：「立德謂創製垂法，博施濟眾」；「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

「三不朽」中成其一，實際上就成就了人之「不死」，或者說脫離凡人之「三死」之劫。縱觀古今中外，一部人類文明史，在相當程度上是「三不朽」者接力創造的。

以立德來看，有兩條大規，一是「創製垂法」，二是「博施濟眾」。從「創製垂法」看，古今中外甚多，中國古有堯舜禹開創的權力禪位制，伊尹、周公開創的王權制，秦始皇開創的皇權制，還有「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洋務運動」等，國際上更《聖經》所述的創世紀，羅馬帝國的共和制和君主制，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美國華盛頓、傑佛遜開創的三權分立共和制，甚至希特勒創立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等。若以「博施濟眾」標準驗之，良制不少，惡制同樣多多。所以，只有「博施濟眾」的良制，才可歸入「立德」範疇，那些逆道而行，甚至「反人類」的惡制絕對不能稱之為「立德」。

「立功」之標準，同樣有二。其一是「拯厄除難」，其二是「功濟於時」。當國家、民族乃至人類面臨生死存亡，或者陷於發展困厄之時，那些可以挺身而出的拯厄者、除難者，都具備了「立功」的首要條件。但拯厄者、除難者其行其為能否確定為「立功」，還必須以「功濟於時」驗之。有很多拯厄除難者，常常「功濟於私」，如中國春秋諸侯之間的攻伐，皆無義戰；五胡亂華時期的胡權更迭，幾無功於時；五代十國時期的亂世之秋，更是禍亂於時。因此，我們不僅要防止禍亂天下者，亦要防範止亂「功濟於私者」。前者易被辮識，其壞、其惡盡顯，後者亦被蒙敝，其壞、其惡偽之甚深，而一旦以「拯厄除難」者上位，天下或許復更苦矣。

至於立言，古今傳之最多，其要旨亦為二。其一是「言得其要」，其二是「理足可傳」。言得其要，就是合乎於「道」，而「道」即規律。宇宙有宇宙的規律，人類社會有人類社會的規律，那些規律發現並「言得其要」者，當是「立言」之肇始。中國古之先賢老子、孔子、王陽明等皆是得窺天、地、人道並「言得其要」者；牛頓、愛因斯坦等科學巨匠，皆是天道發現並「言得其要」者；亞當.斯密、凱恩斯、熊比特無疑是洞悉人類經濟社會運行之道並「言得其要」者。古今中外，著書立說者眾，或正朔，或異端，或先正後異，或先異後正，都受其時其地其人的局限，但「理足可傳」仍是重要條件。即使我們至今科學上還無法認知的「學說」，如果「理足可傳」，仍然要給予寬容。如困頓多年的量子力學，終於在二十一世紀有了驗證的條件；長期被摒棄於中國社會的市場經濟機制，終於被「改革開放」證明「理足可傳」。因之，如何對待「立言」，一定要看「言得其要」，而「要」之要旨在「道」，切不可以「權」或以「利」衡量，而對於「理足可傳」則要給予足夠長的驗證期，切不可「一言不合」就以「妖言惑眾」除之。

世間「一不朽」的人雖已不多，但仍可視為繁星如夜；世間「兩不朽」的人已是少之又少，但仍可視為白天有日、晚間有月；唯「三不朽」的人幾乎難覓。

記得一位日本學者曾把中國先賢按「三不朽」梳理了一遍，得出符合「三不朽」標準的只有兩個半人，即諸葛亮、王陽明和半個曾國藩。姑且不去討論這個研究結論是否準確，以我的認知水平，我更傾向於王陽明是不爭的「三不朽」之人，「知行合一」於時於今，仍在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