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Day 29｜衛生巾價格與女權主義交叉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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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巾到底貴不貴？在城市裡長大的女孩當然會回答：「怎麼可能，我從來沒為衛生巾的價格皺過一次眉。」在這一次關於衛生巾價格的討論中，有人正是帶著這樣的生活經驗問出：「怎麼會有人買不起衛生巾？」
暫且把男性關於衛生巾減稅的意見和討論都放在一邊，在我看來，沒有卵巢不會排卵的雄性並無資格在這件事上發言。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同一議題下女性陣營中的割裂？
電視劇《美國夫人》第三集介紹了Shirley Chisholm，她是第一位進入國會（1968）、第一位嘗試贏得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1972）的黑人女性。她在大學時的辯論賽中就已嶄露頭角，教授建議她進入政壇，她說自己面臨著「double handicap」，即身為黑人與身為女性的雙重障礙——她在教育界工作十幾年後才正式走進政治的戰場。當女權主義者振臂高呼sisterhood（女性共同體、女性情誼）時，少數族裔女性的聲音沉潛海底。
1989年，法學教授Kimberlé Crenshaw提出了「intersectionality（交叉理論）」，並在書中提出「黑人女性主義」。主張黑人女性的權利無法僅從「黑人」或僅從「女性」的角度來討論，性別和種族的雙重歧視並非簡單疊加，而是複合作用。當白人女性提出應統一戰線時，黑人女性的遭遇則被定義為次級議題。作為女性，她在黑人群體中受到歧視。作為黑人，她在女性群體中受到歧視。
黑人女性作家Alice Walker在書信體小說《紫色姐妹花（The Color Purple）》中提到，如若有女性將自己在黑人群體中受到的性別歧視公之於眾，會被認為是「階級的背叛者」。在她的另一本講述非洲女性割禮的小說《擁有快樂的秘密（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中提到，發達國家女性對本國的階級問題十分敏感，放眼國際社會的南北差異時卻略顯遲鈍，這正是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主導女權運動的局限性。
女性主義發展到現在二三十個流派，佔據主流話語的群體依然是白人、中產階級、生理性別和心理性別一致的、異性戀的、健康女性。同樣趨勢在中國的女權輿論場中也有展露——城市女性指責為了生兒子拼上性命的農村女性，卻忘了她們甚至根本沒有機會接受良好的平權教育。放到衛生巾問題上也是一樣，「怎麼會有人買不起衛生巾」是當性別問題與階級問題交織時產生的盲點。
所有女性手牽手結為同盟當然重要，但大家的訴求又都是不同的，不可能相同。美國女性在討論性解放，非洲女性還面臨著割禮，中國和日本不一樣，城市和農村不一樣，北京和上海也不一樣，少女和高齡女性不一樣，健康女性和殘疾女性不一樣，當獨身主義者批判婚姻制度時，已為人母的女性希望追求一種更平等的育兒分工。這正是女權主義交叉理論、後現代女性主義等流派嘗試解決的問題。
上次我在《大蔥蘸醬和女權主義》那篇文章中寫過，女權主義的共同準則是要時刻質疑生活中那些「理所應當」。但我們同時也應該接受，大家追問的方式和訴求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