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歲的會長掌舵帳目清清楚楚
■潮汕1000多善堂「體制外」運行
■放寬註冊或形成民間慈善井噴
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豐碩的物質成果，更開啟了一種深刻的變化———民間社會的復興。有人用「中國發現社會」這樣的題目，來表達對這種變化與成長的欣喜。
黨的十七大報告就指出，當前我國「社會活力顯著增強，同時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社會建設和管理面臨諸多新課題」，並要求「最大限度激發社會創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
確實，大到一個民族的進步，小到一個社會單元的溫暖，都有賴於民間社會的發育成長，而非僅僅依靠政府作為。一股新生的力量正在成長為推動和諧社會成形的催化劑。
民間的公益力量如何和政府、官方公益機構共同成長？民間社會的成長，如何助推社會管理精細化？我們的國家應該用什麼樣的制度設計來保障、引導這股除了政府、市場之外的力量，給民間以自由生長的空間，激發出國民的創造力，使其成為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支柱？
從今天起，本報將陸續推出系列報導，關注廣東乃至中國的「民間社會成長」。
消息顯示，民政部已考慮調整非政府組織註冊的相關規定，以便於廣大非政府組織註冊，繼而獲得合法身份，目前正著手開始相關法律的修改工作。
而《廣東省民政廳關於進一步促進公益服務類社會組織發展的若干規定》已獲省政府法制辦審核同意，近日將下發。新規提出，公益慈善組織註冊，將不需再尋求「主管單位」，只需要一個「指導單位」。
這意味著，民間公益組織註冊難題將可能得到解決。目前，僅在廣東潮汕地區，就有1000多家「山寨」慈善組織，絕大部分因無法找到主管單位而不能註冊。
對此，長期以來國內相關部門持謹慎態度。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擔心放寬之後，難於監管。但是，伴隨著中國發展戰略的調整，中國社會建設的重要性將不斷凸顯。目前，中國草根民間公益組織發展情況到底如何？集義福利會和潮汕地區善會善堂的故事，將給人們以特別的啟示。
300多老媽媽能做什麼?
總共募集了200多萬元人民幣，3萬多斤大米，2萬多件衣物，救助了1200多名貧困者
福利會成立之後，當地治安大大好轉，「當你老母親四處『化緣』做善事時，你還好意思在外做壞事嗎?」
砂河靜靜地從韓江邊流過。
這是一個冬季的普通上午。汕頭市龍湖區外砂鎮李厝村一如既往的安靜。
年底到了，李厝村集義福利會的王佩君老人和她的夥伴們比以往忙多了：向捐贈人匯報款物使用情況，討論哪些人有了新困難，要把募捐款物發放給誰……
2007年，李厝村集義福利會的創始人，現年80歲的王佩君老人獲得省民政廳頒發的「南粵慈善獎」。
與她一起出現在公示名單上的「南粵慈善家」、「南粵慈善之星」、「南粵慈善獎」共有120人(機構)，基本上由大企業家、基金會和少數退休官員組成，李嘉誠、曾憲梓、田家炳等海內外知名華人慈善家赫然在列。
今年是集義福利會創立20周年。
這是一個獲得官方認可卻未獲得官方身份的「山寨」式福利會。儘管20年來，王佩君和她的夥伴們一直在以一個老人的樸實與慈悲踐行善事，殊榮紛至沓來，但集義福利會至今仍是法律上的「未成年人」，它並沒有獲得官方的註冊認可，成為具有獨立法律人格的民間組織。
「毛主席說過，做好事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她只是一個農村普通婦女，卻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悲天憫人的情懷。」龍湖區委書記張澤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一切都要從20年前說起。
1990年春天，正在家吃飯的王佩君突然發現同村的王阿婆滿面淚水地站在家門前，想進門而又不敢進。
那一天，王阿婆重病的兒子撒手人寰，患病的媳婦當場哭昏在地，家裡兩個小孫子嗷嗷待哺。按照當地規矩，家裡死人後，7天之內不可進別家的門。因此，王阿婆只能猶猶豫豫地站在門前。
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時年60歲的王佩君，她在當年2月11日發動8名李厝村老媽媽成立了集義福利會，並共吸收了30多名會員。
「做慈善是大戶人家和有錢人的事情!」一開始村裡議論不斷，老媽媽們又帶動兒子、兒媳、孫子、孫女不時捐款捐物，或者通過拜年向當地政府部門拿「壓歲錢」來籌資，集義福利會慢慢發展起來，至今，該會已有300多名老媽媽會員，不僅有李厝村人參加，也有外村人加入。
老媽媽們以李厝村為基地，救助對象，不僅未限於汕頭、潮州、梅州等省內各地貧困人群，還有湖南、四川、廣西、湖北等外地居民，甚至在印尼海嘯受難人群中留下了溫暖的撫慰。
20年來，老媽媽們主要依靠省吃儉用省下來的零用錢、壓歲錢和手工錢，總共募集了200多萬元人民幣，3萬多斤大米，2萬多件衣物，救助了1200多名貧困者。
「天上有雷公，地上海陸豐。」外地人常常因為這句俗語認為潮汕地區民風彪悍。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李厝村偷盜、打架鬥毆事件頻頻，一度是外砂鎮的社會治安難點。集義福利會成立之後，當地治安大大好轉。
「當你的老母親四處『化緣』做善事時，你還好意思在外做壞事嗎?你做了壞事，如何面對她老人家的雙眼?」龍湖區民政局副局長方漢明作了如此解釋。
「山寨」有「寨規」
20年來，集義福利會帳目記得清清楚楚，無一失誤
「在審計風暴不斷揪出政府部門財政亂象的今天，這真是一個不小的成就。」
如果說誕生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集義福利會是一個未獲得官方許可證的「山寨」福利會，那麼這個福利會並不缺乏「寨規」。
在集義福利會大廳的牆壁上，掛著一張巨幅的財務明細表，向外人顯示著它的財務管理之嚴密。
「我們做這些，一不為名，二不為利」、「一分一釐必須來得明去得清」，王佩君經常對別人講，這是她對福利會的要求。
20年來，集義福利會接收和發出的善款項目非常之多，帳目卻記得清清楚楚，無一失誤。
「在審計風暴不斷揪出政府部門財政亂象的今天，這真是一個不小的成就。」張澤華說。
「什麼情況，要依照什麼標準資助多少錢，像死了人的、生病的、失學的等，要依家庭貧困程度給予什麼的救助，我們內部都有規定。如果沒有，就要召開理事會討論決定。」王佩君說。
集義有明確的章程，明確該會的宗旨，協調理事會、會員、會員大會等之間以及他們與政府部門的關係:
「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是會員大會，領導執行機構的是理事會。會員大會每年召開兩次，特殊情況由理事會決定召開。」
「理事會每年向會員大會公布一次收支情況，並接受有關部門的監督。」
……
「本會終止活動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妥善處理好財產後，報業務主管部門同意後，向登記管理機關辦理註銷手續。」
成立之初，王佩君們就制定了詳細的章程。從這個角度來看，集義福利會已是一個在制度化軌道上運行多年的民間組織。雖然沒有政府的擔保，也沒有像官方慈善組織那樣有著來自稅收制度方面的支持，但透明與直接讓這個民間慈善組織贏得了周邊群眾的信任，福利會的一舉一動、一分一毛村民們看在眼裡、記在心裡。
潮汕善堂復興至鼎盛時期
清末以來，大量存在的民間善堂善會就一直是潮汕地方特色
據不完全統計，潮汕地區有1000多家民間善堂善會，意味著幾乎每村一個
集義福利會是改革開放以來，當地善會善堂復興的一個生動寫照。自清末以來，大量存在的民間善堂善會就一直是潮汕地區的地方特色。這一興盛持續到解放前直至1950年代幾乎所有的善堂及其附屬機構都已由政府直接接管。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國家在慈善事業政策上的相對放寬，以及民營經濟的興起，隨著存心善堂、報德善堂等汕頭歷史悠久的善堂善會復興，潮汕地區大批民間慈善組織得以復建。
1980年，創建於1938年的海北義心善堂分社復建，更名為饒平縣海山鎮存德善堂；1984年，創建於1930年的杏苑善堂復建，更名為潮安縣龍湖鎮杏苑福利社，陸豐市甲子鎮道德善堂福利會建立；1987年，創建於1936年的潮安縣東鳳鎮義心社復建，創建於1935年的潮安縣江東鎮報德善堂復建；1991年，創建於清末民初的順興善堂復建……
據不完全統計，在共有1萬多平方公裡土地、1300多萬人口的潮汕地區，目前有1000多家民間善堂善會。
「了不起的數字，這意味著幾乎每個村都有一個善堂。據我了解，曾經停辦的善堂善會目前已有500多家在潮汕地區重建，從數量上來說，與歷史上的興盛期相比，現在已經恢復得差不多了。」中山大學人類學博士楊正軍說。
晚清民國時期，善堂善會不僅在潮汕、廣州等省內各地，而且在東北、江南、山西等地區也大量存在。
在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滄桑與沉寂之後，民間慈善組織為什麼會突然在廣東大規模復興?
「近代史上，潮汕地區天災人禍頻發，1898年的鼠疫、1922年的『八二風災』、國民革命戰爭時期的動蕩、1943年的大旱災、二戰時期日本的侵略等等，特殊的歷史體驗，再加上對宋大峰和尚的信仰，當地文化充滿了自主救贖意識。因此，一旦社會出現有利條件，善堂善會便會自然湧現。事實上，對『死的救贖』是潮汕文化的特徵之一，潮汕地區善會善堂保留了大量的其在天災人禍中的收屍情況。」楊正軍說，最近幾年來他一直在潛心研究潮汕善堂善會。
不僅如此，善堂善會的歷史經驗也再次成為當地民間慈善組織制度化的傳統資源。
來自歷史學和人類學的許多研究指出，明清時期的中國善會善堂，已經形成了良好的內部管理制度。它們定期聚會，收集會員善款，討論確定救濟對象，以演講勸人行善。「在歷史上，善堂會分年或分月對外公布『樂捐榜』，使每一筆帳都『來明去白』。」楊正軍博士說。
這不正是王佩君一再所說的「一分一釐必須來得明去得清」嗎?
「集義能夠運轉得那麼好，並不讓人意外。」龍湖區民政局副局長方漢明對記者說。
除了歷史的傳統，還有海外的資金和經驗可資利用。
改革開放帶來的一大效應在於，多年來背井離鄉的廣東人包括潮汕人逐漸將目光投到了自己的家鄉，隨之到來的除了直接的慈善基金，更多的是西方慈善事業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如果說歷史是潮汕地區民間慈善復興的基礎，那麼潮汕地區與海外僑胞的密切聯繫則是其復興的最大便利。
據統計，改革開放30餘年來，海外僑胞、港澳同胞在廣東捐贈興辦公益慈善事業的款物折合人民幣近400億元，佔全國僑捐資金總數的70%。
出了事誰負責?
集義福利會的經驗表明，民間社會團體具有強大的自治能力
很多善堂善會並未進行合法的社團登記，也不具備獨立的法人資格
當地民政局相關負責人卻告訴記者雖然集義福利會等已是聲名在外，但民政部門尚未對其備案登記，而這意味著它的章程在法律上其實還未生效，集義福利會就是一個代表。
「我們很多領導都知道集義福利會，每年都會前來探望、幫助集義的阿姨們，但他們並沒有進行合法的社團登記，也不具備獨立的法人資格。」
由此產生了一個不得不讓人重視的問題：倘若這種民間社團出現弊案，應該由誰來負責任，是發起人，或者在法律上不具有責任能力的社團，還是地方政府主管部門?
其實，面臨這種身份合法性困惑的不僅僅有集義。
汕頭市民政局副局長馬希民告訴記者，目前，在汕頭市區，存心、慈愛、延壽、誠敬、誠心已在民政局登記備案，但是全市有100多個這類民間慈善組織，其中僅13個在民政局登記備案。
另外，「歷史上，善堂善會的信譽，是在與商紳的長期交往、互動中形成的。在此過程中，形成的監督制度，主要是張貼公告之類的監督，尚未形成系統性的制度約束。這與現代的陌生人社會所需要的外力監督相去甚遠，可能更適宜一個傳統的熟人社會。」楊正軍說。
這意味著，復興中的善堂善會，如果不在外力監督上建立一套完備的制度，可能很難向外地擴展，形成一個跨地域的民間慈善組織。不能形成網絡，就難於接受更大範圍的捐贈，也難於形成對異地求助者的詳細信息。
「在尚未正式生效的章程草案上，集義福利會踏著制度化的節拍跳了一支令人賞心悅目的舞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表明民間社會團體其實具有強大的自治能力。但也說明集義福利會還不是法人組織，在法律的意義上不具有行為能力。」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博士塗龍科說。
根據2003年公布的《汕頭慈善總會存心善堂福利會管理規則》，存心善堂福利會等幾個善堂是汕頭慈善總會屬下的分支機構，不具備法人資格，須承認和執行汕頭慈善總會《章程》和宗旨，服從汕頭慈善總會的領導，其領導班子須報汕頭慈善總會審批，由後者決定任命與否。此外，重大活動，須向汕頭慈善總會做專題請示報告，而涉及外事的則要提前10天打報告。
「而在我查到的案例中，清末民國時期海外慈善組織若要向汕頭地區的善堂善會『放帳』，通常會先放在汕頭的五大善堂，以它們為中介發放給其他善堂。很少受到政府的控制，這一特點，一直延續到1928年國民政府的『廢除淫祠』運動才受到挑戰。」楊正軍說。
獨立法人資格，意味著權力與義務的平衡，也意味著民間慈善組織更加廣闊的生存空間。道理很簡單，若在別人眼中你有行為能力和責任承擔能力，別人「放帳」的時間成本、經濟成本就更低，也就更容易「放帳」。
在很多善堂組織者的眼中，登記備案還只是得到了當地官方的一種信任，在獨立法人資格到來之前還只能成為一種過渡。
■前瞻
放寬註冊限制，將獲爆發性增長
在集義福利會的大廳裡，記者數次問王佩君老人，如果再年輕三十到四十歲，有沒有信心把福利會做到全市、全廣東甚至是全國?
曾在當地任鄉幹部的她笑而未答。
存心善堂福利會會長蔡木通告訴記者，曾位列汕頭五大善堂之首的存心善堂，在2003年成功實現重辦之後，通過「登記備案」獲得在汕頭市開展慈善事業活動的資格，從最初的11個重建發起人，發展到目前已有1萬多名會員，在汕頭市擁有澄海、外砂和金韓等三處分支辦事機構，獲得的捐贈善款也連年大漲，從2003-2004年的100萬，增長到2005—2006年的500多萬。
僅僅只是「登記備案」，存心善堂的發展就已是如此迅速。一旦民間慈善組織獲得法人資格，成為一個可在國家法律範圍內跨地域活動的民間社團組織，制度性能量必將在釋放的激情之中更猛烈地爆發出來。
一個可供參考的案例是，1926年，僑居海外的潮汕人在泰國創辦了報德善堂，從最初僅有2000泰銖基金的廟堂發展到設有慈善、教育、醫療、福利等共達數億泰銖的多項基金，辦有一所現代化的綜合性大學———華僑崇聖大學、擁有萬餘畝地產的龐大的現代慈善機構。
「在泰國曼谷街頭，如果發生交通事故，很可能公立醫院的救護車還沒到，報德善堂的車已經到了。」蔡木通說。
據12月初《中國日報》報導，民政部已考慮調整非政府組織註冊的相關規定，以便於廣大非政府組織註冊，繼而獲得合法身份，目前正著手開始相關法律的修改工作。而在與民政部籤訂共同推進珠江三角洲地區民政工作改革發展協議後，廣東將成為中國進一步推進社會組織改革與發展的探路者。
日前，省民政廳副廳長王長勝透露，《廣東省民政廳關於進一步促進公益服務類社會組織發展的若干規定》已經省政府法制辦審核同意，近日將下發。新規對公益服務類社會組織的管理有多項創新政策，公益慈善組織註冊，將不需再尋求「主管單位」，而只是需要一個「指導單位」。
「我相信，如果擁有一個法人身份，可在法律的框架內自由開展慈善活動，集義福利會、存心善堂等的發展空間將不可限量。」蔡木通神情篤定地說。
本版撰文
南方日報記者周志坤方一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