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一拍宋朝#
一、職務性和職位性兼職
1、兼職皆為行政機構服務
在宋代地方行政中，有大量的行政任務是通過兼職的形式，來賦予某個官員管理責任。安撫使由於職務較為重要，地位較高，在制度上的規定相對細緻，它本身不具備職位上的獨立性，無法單獨命官，對於這種類型的兼職，我們不妨稱之為「職務性兼職」。
除了安撫使這樣擁有自己的辦公機構和行政人員的職務性兼職之外，還有一種職務性兼職，本身不具備基本的行政組織架構，通常是政府額外賦予原機構的行政任務，但並沒有為這些任務提供新的辦公地點和行政人員，換言之，它整體上依附於原機構，其獨立性更加缺乏。
除「職務性兼職」之外，還有一種更加顯著的兼職方式，即官員在兼任其他職務時，被兼任的職務本身可以單獨存在，他們不但擁有自己的衙署和僚屬，也有專門的職能、待遇，往往也由專人任職，是獨立的行政機構，因而區分它們也較為容易。這種類型的兼職我們可以稱之為「職位性兼職」。
比如監司兼帥司、知州，監司互兼、知州兼監司的例子。無論知州還是監司，本身雖然都是獨立的行政機構，但它們也存在著許多互相兼任的情況。此外，由於職位性兼職大量存在，也形成了許多固定的規則。
2、制度性兼職與非制度性兼職的差別
「制度性兼職」與「非制度性兼職」的差異，主要取決於中央政府對這項兼職的預期。所謂制度性兼職，如「轉運使兼按察使」，雖然只存在了數年的時間，但它是經過詔令確認的一般性兼職，無關官員的個人身份。
更典型的例子是安撫使例兼首州知州，也屬於制度化、一般化的規定，它與前者的區別是，「安撫使兼知州」無論在中央政府的期望中、還是在宋代的歷史事實中都長期存在。
此外，還有一些制度化兼職，例如監司置司州的長官或本路其他監司暫缺，通常會讓在任的其他監司「兼權」，由於這類事情頻繁發生，中央以詔令形式確認兼權的合理性並規定了先後次序，這類行政事務的代管雖然是臨時的，但由於它的可預期性質，也被詔令予以制度化。
可見，制度化的兼職通常都具有可預見性和一般化的特徵，不針對某個特定的官員或職務。在穩定的政治環境下，臨時事務通常具備可預期性質，故而制度性兼職可以發揮相當出色的調節作用。
監、帥互兼是宋代路級官員最為普遍的兼職形式之一，但這種監帥互兼在兩宋的特點卻有著顯著的差異。北宋時期的監帥互兼集中出現在宋神宗時期，而南宋恰好相反，南宋中期監帥互兼的頻率遠不及南宋前後兩個時期。
二、南宋的路級官員兼職現象要多於北宋
1、北宋兼職的特點
北宋存在的大量兼職現象，但多數都屬於職務性兼職的形式。如仁宗寶元元年之前，以淮南轉運使兼領發運事，此時發運司既省，自然不能算作職位性兼職。
北宋時期，最重要的職位性兼職恐怕還是在本路知州、其他監司暫缺時的事務代管，以免因闕官而廢事。前者是以兼職的形式劃定路級官員的權力範圍，後者則用來調節地方上的行政運作。
2、南宋兼職的特點
南宋以後，兼職的複雜程度大大增加。職位性兼職的一個重要優勢是可以統合兩個部門，可以統一事權，有效減少信息傳遞的成本。
與北宋相比，南宋的職務性兼職並沒有明顯減少，但職位性兼職的大量出現，尤其是其中有許多違反北宋設官慣例的情形出現，最終使得南宋的兼職現象較北宋大為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諸多士大夫省並監司、提高行政效率、節約冗費的目的。
兼職現象的頻率與類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宋代的社會穩定度。如果以全局視角來觀察宋代路級官員的兼職，可以發現，宋太宗以前、神宗變法時期、南宋前期和寧宗嘉定以後，是宋代兼職現象出現較多的時期。
宋太宗以前，國家制度尚未定型，神宗時代的變法和大規模對夏戰爭，南宋時代長期與金、蒙古的戰事，和平時期的政治設計難以滿足戰爭需求，兼職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處理手段，在這些時期得到了大量的應用。
總而言之，政治越穩定，事權合一的需求越低，兼職的形式也越規整，中央也更加傾向於以增設機構的方式解決問題，而不是依賴於地方官員的兼職。
在兩宋時期，不僅各級官員都有兼職，連當朝宰相也在所難免。宋代宰相兼政治類職務最常見且最多的是宰相兼中書、門下侍郎，其次，宰相還兼職留守官。
三、宰相兼職的形式
1、宰相兼職監修
宋代宰相兼職監修國史、提舉編修國史、實錄、玉牒等史書，同時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等法典，容易凸顯國家對於修史事務重要性的認知，同時宰相為顯示自身才幹，亦會儘早完成編修任務以獲取皇帝對其行政能力的認可。
故在宰相兼職修訂史書與法典期間，在這一方面取得的成效亦十分顯著。宰相兼職軍事類職責主要是布防與應付前線戰事，宰相不僅需商討與參決作戰策略，還需負責軍隊的日常管理工作，其所擔職責極其重要，也極為瑣碎。
2、宰相兼職禮儀
宰相兼職禮儀類職務的職掌極為繁雜，在皇家喪禮與冊禮活動中，為增重其事，常由宰相主持其事，皇家祭祀大禮中，也常出現宰相的身影，主要任務是伴隨皇帝左右行大禮。
宋代宰相兼職禮儀類職務與帝王的文化偏向關聯很大，在皇帝崇尚道教文化，注重祭祀活動時，常由宰相主持祭祀大典，並由宰相負責修建祭祀場所，書寫碑文、頌文等。
在皇帝推崇佛家文化時，宰相需承擔潤色佛教經典文字的相關工作，同時在統治者重視農業發展時，常由宰相兼職護送至祭壇。
宰相兼職在宋代大致經歷了開創、發展、逐漸完善走向成熟的演變歷程。不過在權相蔡京、秦檜等人野心膨脹和徽宗、高宗、孝宗等人對相權把控失當的背景下，導致北宋末年、南宋年間宰相通過兼職橫攬了國家行政、財政與軍政大權，造成了相權的龐大。
四、宋朝兼職出現對皇權的利弊
1、兼職提高辦事效率
兩宋時期官員兼職有許多積極方面的意義。中央政府能夠接觸到不同的信息來源，從而提高行政的精確性，監司互察法的創設就是其代表。減少信息傳遞和執行成本，提高效率，由於多個政府機構的並立，倘若信息交流不暢，也會對職能部門造成困擾。
在和平狀態下，通過犧牲一定的行政效率保持對地方的控制力，是中央政府的天然傾向，這當然無可厚非。
2、兼職的現象脫離皇權的掌控
隨著路級監司地方化傾向的加強，中央所能掌握的地方信息隨之減少，路級官員的兼職更強化了這種信息的不對稱，於是中央不得不以特派專使的形式保證對地方的掌控。
宋代的監司，既是地方的行政官員，又肩負著監察一路的重任，本身即具有較重的政治任務，例如，為了防止監司端坐治所，規定了以「巡歷」為主的監察地方的模式。
熙寧年間，就因為巡歷的期限太短，而有將淮南、陝西等五路分路的舉措，以減輕監司的負擔，該制度設計較為合理，因而得到長期執行。但如果監司兼職過多，既要處理繁冗的政事，又要在各處巡歷監察，則未免有力不從心。
到了南宋後期，路級官員的兼職數量大增，無論是兼郡、監帥互兼或兼高層機構的兼職，都給實際任職的官員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因職事難以兼顧而請求免去兼職的事例多不勝舉，以強調職事為目的的兼職，恐怕也容易淪為空談。機構的精簡使地方權力膨脹，削弱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最終對中央集權造成損害。
無論是上到宰相，下到各路官員，兩宋時期兼職這種特殊的政府行政是長期大量存在的現象。當我們發現南宋的兼職多過北宋，南宋初和宋末的兼職現象多於南宋中期；整個兩宋時期，戰時兼職多過和平時期，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隨著南宋軍興，跨高層政區的出現，也是順理成章之事。但是官員兼職因其具有的諸多優勢，在宋代得到了廣泛應用，但兼職畢竟是正式行政機構的補充形式，在突破固有行政格局的同時，也難免會對原本設計規整的行政運轉產生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