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應邀在一次小型學術座談會上作了發言，後經友人整理，發表在《中國文化》第七期上，標題為《走出疑古時代》。
最近遼寧大學出版社印行我的小書，書名便移用了這個題目。對於有關問題，我本已沒有新的話可說，只是發言中引到馮友蘭先生的一個提法，未能詳細說明，有些遺憾。
正好《原道》創刊，要我就這個問題寫些東西，於是想略談幾點，作為那次發言的補充。
我所引馮蘭先生的話，見於三十年代後期他為《古史辨》第六冊撰的序，近年已收入《三松堂學術文集》。馮先生說：
「我曾說過，中國現在之史學界有三種趨勢，即信古、疑古、及釋古。就中信古一派，與其說是一種趨勢，毋寧說是一種抱殘守缺的人的殘餘勢力，大概不久就要消滅；即不消滅，對於中國將來的史學也是沒有什麼影響的。真正的史學家，對於史料，沒有不加以審查而即直信其票面價值。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審查史料。釋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將史料融會貫通。就整個的史學說，一個歷史的完成，必須經過審查史料及融會貫通兩階段，而且必須到融會貫通的階段，歷史方能完成。
但就一個歷史家的工作說，他盡可作此兩階段中之任何階段，或任何階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種的學問，對於一個人，都是太大了。一個人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須如此。由此觀點看，無論疑古釋古，都是中國史學所需要的，這期間無所謂熟輕熟重。」[1]
馮先生的這段話，由於《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年第1期作為補白的「語林」摘錄了，已經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好多年來，學者們談起馮先生的「信古、疑古、釋古」之說，總是當作三個階段來理解的，甚至認為三者的關係是辯證法的正、反、合。
重看上面引的有的原話，馮先生只講了三種趨勢，沒有說三個階段。他提到的「階段」，是說審查史料和融會貫通為歷史研究工作的兩階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釋古」為三階段。
不過，細心均為歷史研究所必須，但融會貫通究竟應居審查史料之後。因此，馮先生所說的三種趨勢，在一定意義上還是帶有三個階段的意味。不少人將之理解作三階段說，不能認為出於無因。
「信古、疑古、釋古」之說，涉及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公案。「信古」一名之生，是由於疑古思潮的興起，在疑古出現以前並無其說；而「釋古」一名的提出，又是為了與疑古有所區別。
所以，「信古、疑古、釋古」一說的出現，關鍵仍在疑古思潮的盛行。疑古思潮最盛的時期，正是在本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馮友蘭先生「」信古、疑古、釋古「之說，是針對當時業已充分展開的這一思潮及其影響提出來的。
疑古有著相當久遠的根源，疑古思潮中的不少著作，已經把這一點反覆說明了。需要指出的是，歷史上有好幾次流行疑古的風氣，各有代表的學者和作品，就其成果的承襲來說，確有一貫的脈絡。但是，各個時期的疑古之風，其歷史、文化的背景互不相同，絕不可一概而論。
疑古之風的首次流行，是在宋代。北宋慶曆以後，學風丕變，如王應麟《困學紀聞》所云：「自漢儒至慶曆間，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新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士梗。」
宋儒之學的一般特點，是以義理之學取代漢唐的註疏之學[2]，從而能擺脫註疏的約束，直接考察作為經典的古書，自行裁斷。集宋學大成的朱子，便是富於這種精神的，其流風遺韻直至明代。
疑古之風的第二次流行，是在清初。清儒力反宋學，而於辨偽書方面則繼續了宋人的統緒。他們所辨古書，每每同反對宋學有關。
例如閻若璩等指摘古文《尚書》，宋儒津津樂道的《大禹謨》十六字心傳便失了依據；胡渭等批評圖洛書，也是針對周敦頤以至朱子的學說。
清人崇尚門戶，先以漢學反對宋學，接著以今文經學反對古文經學。劉逢祿作《左氏春秋疏證》等例子，是大家熟知的。
到了晚清，今文經學與變法維新的進步思想結合起來，這一趨向，在龔自珍學說中已見其端倪。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說：「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然今文學派之開拓，實自龔氏。」[3]
這一學派魏源著《詩古微》、《書古微》，邵懿辰著《禮經通論》，等等，都主張辨偽，梁氏書中已有詳述。至於其最典型的人物著作，自推康有為及其《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
梁書指出康有為的今文經學愛廖平影響，「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4]我們卻不能說廖氏也有像康有為那樣的變法維新立場。由此可見，不可以把當時的今文學派同變法維新完全等同起來。
康有為的著作對二十年代以來的疑古思潮有頗大影響，可是兩者的思想性質實有根本的不同。康氏和其他今文經學家一樣，把孔子推崇到神的地位，後來力倡建立孔教，二十年代的疑古思潮則與此相反。
顧頡剛先生1924年在一則筆記中說：「我們今日所以能徹底的辯論古史，完全是沒有崇拜聖人觀念之故。這崇拜聖人的觀念須到今日倫理觀念改變時才可打消」[5]，這與康有為的孔教剛好對立，有很不同的歷史背景。
無論如何，龔自珍到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和二十年代興起的疑古思潮，都起過重要的進步作用。我曾說「今文學派作為思想史上的思潮，其進步意義應予以充分肯定」[6]，即指此而言。
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確實把信古打倒了。凡細讀過七冊《古史辨》的人，都會看到這一思潮的成績。疑古的學者不僅總結了宋、清以來這方面的成果，而且完善了辨偽的方法和理論。這一思潮的基本學說，如顧頡剛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至今仍影響著海內外的學術界。
《古史辨》肇端於1923年在《讀書雜誌》上進行的長達九個月的古史討論，隨之一個階段的論爭主要是環繞古史問題。後來討論的範圍漸趨擴大，涉及古代的很多方面，特別是古書的真偽問題更是突出。
現在看來，疑古思潮的影響表現最顯著的，正是在古書的辨偽問題上。馮友蘭先生專門提出的史料審查，也即這個問題。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說：「無論做那門學問，總須以別偽求真為基本工作。因為所憑藉的資料若屬虛偽，則研究出來的結果當然也隨而虛偽，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費了。中國舊學，十有九是書本上學問，而中國偽書又極多，所以辨偽書為整理舊學裡頭很重要的一件事。」[7]
自宋以來，學者疑古，首在辨古書之偽，其成效昭著，為人所共見。但是他們的辨偽，每每議論紛紜，難於折衷，並且擴大化，以至如梁氏所說偽書極多，漢以前古書幾乎無不可疑，所謂「東周以前無史」的觀點於是產生。
疑古一派的辨偽，其根本缺點在於以古書論古書，不能跳出書本上學問的圈子。限制在這樣的圈子裡，無法進行古史的重建。我不很清楚馮友蘭先生所講融會貫通釋古究竟是指什麼，不過在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實際已在開始了。
我們看中國古史研究之所以有今天的局面，主要是由於有了新理論觀點和考古發現，而這兩者都可溯源到二十年代。
這裡當然要提到王國維先生。
王國維先生早年治哲學、文學，1911年冬東渡日本後始轉攻經史小學。他研究經學，既不是康有為那樣的今文家，也不是章太炎那樣的古文家。實際上，他對於清代以來的今古文之爭並非漠視，而是做了很多切實重要的研究工作。
例如他在1916年開始研究漢魏石經，尤其注意魏石經的古文，這一工作隨著石經陸續出土而逐步深入，一直到1925年還在繼續[8]。
也是在1916年，王國維在研究石經中，"頗怪漢石經諸經全用今文，而魏時全用古文，因思官學今古文之代謝實以三國為樞紐，乃考自漢以來諸經立學之沿革，為《漢魏博士考》"，書共三卷[9]。
他從古文字學角度，專門研究古文，1916年著《漢代古文考》[10]，1918年校唐寫《本尚書孔傳》和薛季宣《書古文訓》[11]，到1926年還作有名文《桐鄉徐氏印譜序》[12]。
此外，1917和1920年，王氏又校勘過與古文經學有關的《孔子家語》。至於他對《尚書》研究的貢獻，是用不著在這裡多說的。
1927年3月，王國維先生的學生姚名達給顧頡剛先生寫信，講到：「『王靜安（國維）先生批評先生，謂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與其打倒什麼，不如建立什麼。』」[13]這體現了王氏對疑古一派的態度。王氏是努力於古史的建立的，他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就是建立古史的方法。
大家知道，1924年冬，顧頡剛寫信給胡適，薦王國維到正在籌辦的清華學校研究院，胡適遂向清華推薦[14]。次年初，王氏就聘，4月遷入清華。
7月，應學生會邀請，向暑期留校學生講演，題為《最近二三十年代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發表於《清華周刊》[15]。文中列舉近期古器物圖籍的發現，強調其對學術發展的影響。
9月，清華國學研究院開學，王氏講課題為《古史新證》，其總論說：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於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種材料，我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無不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始得為之。」[16]
對他7月講演的觀點，作了理論的提高和引申。王氏的研究與疑古的差別，在上述一段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們還要提到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撰《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開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古史的先聲。他有自序中稱：「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為嚮導，而於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17]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序裡特別講到「在前兩年跳水死了的王國維」，「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然而他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品，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1930年，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追論及補遺」中，郭沫若先生肯定「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確是個卓識」[18]，並就顧氏提出的夏禹的問題，依據準實物的材料（齊侯鑹鍾、秦公簋等），提出自己的見解。這仍然是以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為出發點的。
把古書的記載與考古的成果結合起來，再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郭沫若先生開拓的這條道路，決定了此後很多年中國古史研究的走向。應該說這已經超出疑古，而進入新的時代了。
馮友蘭先生肯定疑古一派的史料審查，是很正確的。有些朋友（包括外國學者）擔心我們不重視史料審查了，也不無道理。
現在確有些論作忽略了史料審查，他們的結論自然是不可信的。在史料審查上，我們主張要以「二重證據法」來補充糾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外。
疑古的史料審查，由於限於紙上的材料，客觀的標準的不足，而「二重證據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證明紙上之材料，這本身便是對古書記載的深入審查。
最近這些年，學術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戰國秦漢時期的簡帛書籍。大量發現的這種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們有可能對過去古書辨的成果進行客觀的檢驗。
事實證明，辨偽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錯案」，有必要予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通過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夠進一步了解古書在歷史上是怎樣形成的。
我們還體會到，漢晉時期的學者整理、傳流先秦古書，會碰到怎樣複雜的問題，作出多麼艱辛的努力，後人所不滿意的種種缺點和失誤又是如何造成的。
我曾經說過，「疑古思潮是對古書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們應該擺脫疑古的若干局限，對古書進行第二次大反思。」[19]
這就是我大膽提出「走出疑古時代」的原因。
原載陳明主編：《原道》（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注釋
[1]《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年第1期，第48頁。
[2]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冊，第497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
[3]朱維錚校註：《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第61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4]朱維錚校註：《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第61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5]顧潮：《顧頡剛年譜》第10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6]李學勤：《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人文雜誌》，增刊《先秦史論文集》，1982年
[7]朱維錚校註：《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第61頁，第383頁。
[8]孫敦恆：《王國維年譜新編》，第57、120、122、124、133、138、150等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
[9]孫敦恆：《王國維年譜新編》，第62頁
[10]孫敦恆：《王國維年譜新編》，第63頁
[11]孫敦恆：《王國維年譜新編》，第78頁
[12]孫敦恆：《王國維年譜新編》，第162頁
[13]顧潮：《顧頡剛年譜》，第139頁。
[14]孫敦恆：《王國維年譜新編》，第136頁；同顧潮：《顧頡剛年譜》，第101頁，兩書所紀月分稍有不合，似應以顧書為準。
[15]同上，第143-144頁。此文後收入《靜庵文集續編》，《王國維遺書》五，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
[16]同上，第146頁。
[17]《郭沫若全集》歷史編1，第9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
[18]同上，第304頁。
[19]李學勤：《對古書的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