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1933年3月生於北京。他是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中國先秦史學會名譽理事長和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李學勤
他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人。他在甲骨學、青銅器及其銘文、戰國文字、簡帛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他在同輩學者中，以視野開闊、學識淵博、善於利用新發現及海外的考古材料、國外漢學研究成果和多學科結合治學而著稱。他也是第一個綜合研究戰國文字的人。他所提出的殷墟甲骨分期「非王卜辭說」與「兩系說」雖曾引起很大爭議，但最後也漸成定論。
李澤厚曾稱他其為「大陸學界第一人」。在古文字學方面，他與裘錫圭並稱為當世兩大權威。李零也頗尊崇李學勤，稱讚李學勤「博大」。而朱淵清評價說：「李學勤以其廣闊的學術視野和高遠的學術識見，走在中國學術的最前沿」。陳嘉映也從李學勤對中國思想史的梳理上受益頗多，並稱其「博學卓識」。
李學勤有一個著名口號「走出疑古時代」，他圍繞著這個口號，還提出了「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對古書的第二次反思」、「重寫學術史」等相關命題。這些命題在學術界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產生了很大的爭議。有學者也認為他與官方意識形態走得太近，輕信古書偽史，菲薄古史辨學派，囿於立場成見，妨礙了他在古史學研究領域做出了更大的貢獻。
李學勤：因機緣巧合而走進古文字學術研究
李學勤生在北京。在年輕時，他就讀於北京匯文中學。匯文中學是北京早期的近代中學之一，在當初成立時，它只是一個書院，包含了小學、中學乃至大學。其中大學部就是後來的燕京大學。李學勤的父親也是匯文中學的學生。李學勤在1945年入學，並於1951年畢業。
在一個很偶然的場合，李學勤讀到了金嶽霖先生的《邏輯》。他很喜歡那些看不懂的符號。所以，當他看到書的第三章「介紹-邏輯系統」裡面那些他不認識的各種符號時，他沉迷其中。因此，他決定報考清華大學，想跟著金嶽霖先生學習數理邏輯。
在李學勤入學後的第二年，恰逢全國高等學校院系大調整，清華大學變成了一個多學科的工科大學。按照當時的調整，李學勤應該到北大去。可是李學勤並沒有去北大，因為那時他已經自學了甲骨文。李學勤一直都特別喜歡一些看不懂的符號，他經常自己騎車到北京圖書館去借閱甲骨一類的書刊，也因此認識了館中負責金石部的曾毅公先生。在曾先生的幫助下，他不但能看已經編目的書，還有機會看到不少館中特別收藏的書籍、拓本，眼界逐漸開闊了起來。
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把特殊工作——做殷墟甲骨的綴合，交給了中國科學院的考古研究所。那時的考古研究所剛成立不久，考古研究所所長鄭振鐸就問陳夢家能不能做這個工作，陳夢家則向鄭振鐸推薦了曾毅公和李學勤。因此，李學勤被調到了考古研究所。這是他學術研究的開始，那時他才19歲。
李學勤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了兩年，在1953年完成了《殷虛文字綴合》。這時，中國科學院要建立歷史研究所，時任歷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長的侯外廬先生很賞識李學勤，就安排他到歷史所工作。於是，李學勤就從考古所轉到了歷史所，作為侯外廬先生的助手，參加侯先生領導的《中國思想通史》研究工作。
在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期間，李學勤繼續對甲骨文、戰國文字、青銅器等上古文物進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許多開拓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在甲骨學方面，他出版了甲骨學專著《殷代地理簡論》，填補了殷代地理研究的空白；他還率先鑑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並提出「非王卜辭」說等。在戰國文字方面，他發表了《戰國器物標年》和《戰國題銘概述》等文，將戰國時代的金文、璽印、陶文、貨幣文字以及簡帛等綜合起來考察，從而形成了古文字學的一個新分支——戰國文字研究的出現。這些成果，使他得以嶄露頭角，初步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地位。在此期間，他還系統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眾多理論著作，提高了自己的理論素養。
1964年，由於政治形勢變化，李學勤先生被抽調去搞「四清」。兩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歷史研究所的學者們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李學勤的學術研究被迫中斷。幸運的是，1971年冬天，李學勤被調回北京，參加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第一冊的修訂，李學勤得以重新從事學術研究。此外，李學勤也還參與了馬王堆帛書、定縣八角廊簡、睡虎地秦簡等多批出土簡帛的整理工作。
李學勤在1993年於清華大學建立了國際漢學研究所，倡導國際漢學研究，這是國內最早建立的國際漢學研究機構之一。此後十多年間，他一直擔任清華大學的雙聘教授，並出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到2003年，在母校的多次邀請下，李學勤離開了工作50多年的歷史研究所，全職回到清華大學任職。在他擔任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期間，他主持清華簡等出土文獻的整理、研究和保護工作，貢獻良多。
「走出疑古時代」所引起的爭議和迴響
李學勤著名口號「走出疑古時代」對學術界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但是，李學勤也給晚清以來的疑古思潮很高的評價。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厚古薄今，三代以上是人類歷史的黃金時代。康有為的著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對傳統中國人的「古代觀」是一種否定，是疑古思潮的開始。後來疑古思潮被以胡適為代表的留洋歸國的學生接受後，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顧頡剛在此基礎上創立了古史辨派，提出了所謂的層累造成的古史觀，他認為中國人對古代的看法是歷代人不斷地造偽的結果。
《走出疑古時代》
作者：李學勤
版本：長春出版社 2007年1月
晚清以來的疑古思潮無疑是進步的，因為它把當時古史上的偶像全都踢翻了，打破了「古代就是黃金時代」這一傳統觀點，還對古代文獻進行重新審查，對傳統的古代觀進行了一次大掃蕩。可是，疑古思潮也有很大的副作用。李學勤認為，疑古派對古代的否定常常過頭，特別是對古書搞了非常多的「冤假錯案」。
馮友蘭先生在給《古史辨》第六冊寫序的時候，曾講到一個「三階段」說，即「信古——疑古——釋古」。李學勤認為，我們要把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結合起來，才能對整個中國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此外，我們要結合考古學和歷史學，充分吸收鄰近學科的成果，系統地運用比較的研究方法，走多學科結合的道路。他除了利用新發現材料來推動研究工作的深入進行之外，還進一步從理論的高度對疑古思潮進行了反思。他指出，在指導思想上也需要擺脫一些舊的觀念的束縛。在20世紀90年代，李學勤先生曾主持了國家九五重大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科研工作，這一工作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是「走出疑古時代」後，在新時期對於中國古代歷史和文明的重建。
「夏商周斷代工程」讓中國有據可依的歷史年代向前推進了兩千多年。它的目標是確定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以及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比較準確的年代。還有對商代前期和夏代，提出一個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夏商周斷代工程」對傳世的古代文獻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進行了搜集、整理、鑑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現象和曆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學給予計算從而推定其年代，同時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和墓葬材料進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並進行了必要的發掘，獲取樣品後進行碳-14測年。
該工程引起了很大爭議，許多海外學者並不相信夏代的存在，認為該工程想當然地視夏為商的前朝，並定二里頭為夏都，而在目前情況下，證據尚未充足。此外，許多海外學者對該工程的一些學術研究細節也提出了質疑。李學勤認為，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夏商周斷代工程」雖然備受詬病，但這個工程也讓中國考古學在技術層面得到了發展。
葛兆光認為，走出「疑古」時代，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釋古」究竟應該解釋哪些「古」，是把流傳的神話、傳說、歷史一起解釋，還是只根據那些篩選過的資料解釋？「釋古」與「信古」「疑古」並不同，後者是史料的甄別，前者是史料的使用。「所以，』釋古』與其說是一個必經階段，還不如說是歷史學家心目中期待的一個理想結果。」若想讓「釋古」成為現實，還必須等待新的史料，比如過去埋藏在地下的文獻重新面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人們不得不去重新理解古代中國的原來面目，才能「重寫」歷史。
不過，在對歷史進行重新解釋之前，需要下非常多的基礎功夫。葛兆光認為，李學勤通過簡帛佚籍對古代中國的重新認識，不過是個開端，因為他所展示的新的古代世界實在很陌生很深廣，沒有一個長時段的清理是不可能釐清它的意義。李學勤把這個幽深而廣袤的古代世界大門的門縫推開一些。
歷史學對古代中國學術史的描述，經常會有一個難以掙脫的範型，而當出土文獻不斷面世，這個範型就會出現問題。比如，過去為諸子百家所排列的時代先後秩序就會面臨挑戰，新的材料也會讓過去「純粹」的思想家似乎也不那麼「純粹」。
葛兆光認為，李學勤對解決這兩個問題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通過對地下簡帛與現存典籍的考察，為部分學術史文獻重新排了次序，糾正了過去的偏頗與失誤，他通過各種文獻之間的關鍵詞語、思想表述的比較，為學術史找到了知識背景，也使中國學術史的描述更貼近當時的文化土壤。
不過，葛兆光也提醒我們，我們還是要對一些古代文獻的記載保持一些懷疑和警惕，「走出疑古時代」並不是「回到信古時代」。
作者：徐悅東
編輯：董牧孜 校對：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