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徐蕭
日前,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新發現了錢鍾書英倫藏書四種,其中有籤名、鈐印,以及大量未刊批註。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胡曉明告訴澎湃新聞,這批錢氏藏書是知名翻譯家鄭大民於2019年所贈西文舊書中的一批,推測可能是由錢先生贈與徐燕謀,再由徐轉贈其父。徐燕謀為復旦大學已故外文系教授,也是鄭大民父親的老師,錢鍾書與之過從甚密,以兄事之。
湖南師大外文學院教授曹波提供的線索,似乎與這種推測相印證。錢鍾書之父錢基博是國立師範學院(湖南師大前身)中文系奠基人,1939年邀錢鍾書到漣源任英文系首任主任,但不到兩年即回上海,這四本書當時可能就留在了湖南。而隨後繼錢鍾書主持國立師院英文系的正是徐燕謀。
當然,也不能排除是鄭大民父親直接從外文書店所購,但無論哪種情況,在相關諸人均已故去的情況下,都已很難考證。
如何判斷是錢氏藏書
據發現並整理的館員趙晨鳴介紹,在整理這批舊書時,通過首頁右上角的錢楊花體英文籤名,「海天鶼鰈」「中書君」的鈐印,內頁的筆記標註方式、字跡和內容等,推測其中四種為錢鍾書藏書,分別為:
「海天鶼鰈」鈐印及二人手書花體籤名
第一種:Essays about Men, Women, & Books,Augustine Birrell著,倫敦Elliot Stock,1894年出版,有籤名,有「海天鶼鰈」藏印,有標註;
第二種Victorian Literature: Sixty Years of Books and Bookmen,Clement Shorter著,倫敦James Bowden,1898年出版,有籤名,有標註,內附卡片7張13面;
英倫藏書書影之一:Victorian Literature Sixty Years of Books and Bookmen Clement Shorter
第三種:Res Judicatae, Papers and Essays,Augustine Birrell著,倫敦Elliot Stock,1892年出版,有籤名,五頁帶有錢氏筆記;
第四種:Eight Victorian Poets,F. L. Lucas著,劍橋大學出版社,1930年出版,有「中書君」藏印,數十頁帶有錢氏筆記。
「中書君」的題籤;錢楊二人的手書花體籤名及購書時間地點:Ex libris Chung-shu Ch』ien, Chi-Kong-Y Ch』ien」(錢鍾書、錢楊季康藏書,1936年5月15日,牛津)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金雯告訴澎湃新聞,F. L. Lucas是英國古典學學者,1923年猛烈抨擊艾略特《荒原》,散文筆法也很著名。Clement Shorter是英國記者和文學評論人,應該不算很知名。
另外兩本的作者Augustine Birrell是19和20世紀之交英國一位不算很成功的政客,曾經在愛爾蘭獨立前夕擔任愛爾蘭秘書長,因為沒能阻止1916年的復活節起義而辭職。「不過他的文學類隨筆和紀實寫作享有盛譽,知識淵博,筆觸靈動詼諧,這可能也是錢先生仔細閱讀這本書的原因。」
錢鍾書楊絳二人歐洲時共有的「海天鶼鰈」藏書章
已具備良好法文德文閱讀能力,指向某種西方文學之間的比較
金雯認為,四本藏書中,「只有兩本書——Eight Victorian poets和Res Judicatae中有批註,也只有後者,可以認定是錢先生的批註。我個人覺得,Res Judicatae裡批註的字跡與《外文筆記》中的完全一致,風格明顯,應該是出自錢先生親筆。」
Res Judicatae:Papers and Essays一書中,附有此書前主人藏書票一張:沙漠中一頭駱駝望向前方,帶有 「Per ardua ; patiencs et longueur de temps font plus que forcs ni que race」( 耐心與日久勝過強力與狂暴)
Res Judicatae中有近三十頁有批註,金雯按內容大致將其分成三類:一是對作者文學性評論的回應或補充,往往採用第二人稱的口吻,似乎在直接與未曾謀面的作者進行對話;二是錢先生自己的發揮,將所讀到的某個文學典故或文學史事件與其他類似現象聯繫起來,有時候還會對聯想到的文學作品做摘錄;三是錢先生對自己未來思考方向寫下的提示。這類批示很少,因為新穎而頗引人入勝。
在金雯看來,Res Judicatae中的批註與《外文筆記》第一輯應該是同時期的,兩者可以參照起來讀。筆記中在摘錄所讀書籍的時候,也會插入一些批註,包括表達讀者立場、提出質疑和發揮引申這些內容,這些批註與Res Judicatae中的批註風格是一致的。
批註除了英文,還有法文和德文。但在這裡,錢鍾書對於法文和德文的使用相對簡單,法文方面是提到了幾個生僻的法語詞彙,德文方面是有一句摘抄,一句自己寫的德語句子。
比如,書中提到柯爾律治對于吉本的貶低,柯爾律治認為吉本空有世界歷史知識,卻無任何哲學洞見,錢先生犀利地發起辯駁:「必須承認柯爾律治有時候是一個自以為是的傻瓜。與席勒、黑格爾那幫人相反。(認為)世界歷史無足輕重。來自世界的:不重要。」這個批註的最後兩個短句用德語表述(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Coleridge is sometimes a pretentious fool. Pace Schiller,Hegel and co. Die weltge schichte ist gar nichts. Vom welt: garnicht)。錢先生寫德語字母的時候基本上按照德語手寫體的規範,與英文手寫體不同。
「可以說,錢先生在這兩種語言上肯定是具備了相當好的閱讀能力,也有簡單使用的能力,尤其是對複雜詞彙的記憶讓人讚嘆。」金雯認為,可以認為錢先生在批註中已經指向某種西方文學之間的比較,比如發現了法語詩歌與英語詩歌在某一些意象上(如「淚水」)的共通之處。
「不過筆記和批註仍然是筆記和批註,我們不是很清楚假如要做比較研究的話,研究方法、框架和旨趣會是什麼樣的。當然,根據《談藝錄》中所說的『同時之異世,並在之歧出』這個原則,可以想像錢先生這時期與後來的許多批註和筆記能夠匯聚成成型的研究。」
批註中展露錢鍾書難得一見的學生姿態
批註中僅有一例有關自己未來思考方向的提示性批註。在比萊爾論庫柏這一章中,錢先生難得用中文英文夾雜的句式留下了一個批註,批註已經墨色隱約難以辨認。金雯猜測內容如下:「把Cowper的nature poems 放在他的遭遇和背景下來考察,找出它們與The Seasons以及Wordsworth的nature poems的不同」。
「這裡錢先生是在給自己鼓氣,做出一個規劃,希望能在日後深入了解自然詩從18到19世紀的變遷。可能因為這個批註凸顯自己的不足,其語言風格都發生了變化,批註人猶如突然從意氣高昂的年輕學者變成了低眉順眼的學生。」這種學生立場的瞬間,金雯認為,在錢鍾書已出著作中並不多見,「只有在批註中才可能發現吧。當然,我們可以認為《外文筆記》中摘抄的形式本身就是學生立場的一種體現。」
1935年,錢鍾書與楊絳赴牛津。牛津大學總圖書館名Bodleian Library,錢鍾書譯為「飽蠹樓」,雖藏書巨豐,但不能外借,二人遂手抄筆記。趙晨鳴介紹,除了圖書館,他們還常到「牛津一條街」和各類書店淘二手書,楊絳先生曾讚嘆錢鍾書有雙識書買書的慧眼。相比圖書館的嚴格規定,自己買的書就可以隨性標註,「錢鍾書會在書頁空白處隨手記錄心得與評論,兼有多種語言(所見有英、中、法文)。」
在牛津的兩年,在金雯看來,是錢先生能潛心攻讀西學著作的黃金時期,也是他開始詳細記錄自己閱讀歷史的開端。
責任編輯:梁佳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