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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南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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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現在大家都在反思明朝的東林黨。所謂的清流，只知道每天一堆理想化的，看上去各種好的卻總落不了地的建議。別人不聽就各種罵，號稱清流。實際就是一堆眼高手低的傻逼聚集在一起。現在很多人都說明是亡於東林黨。這個話從明朝當時的滅亡角度來看，至少對了一大半。
當然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覺得任何朝代滅亡都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的本質其實都是一樣，都是來自於既得利益者的無限利益膨脹，而擠壓了其他幾個階層的利益，導致小部分群體的極度暴富，而大部分群體無立錐之地，階層分化到最後一定是崩盤的節奏，中國歷史二十幾個朝代的滅亡本質都是這個。
許多所為的朝代都進行變法改革，都是期望緩和這個矛盾。但是實際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你指望從利益階層拿出錢來去補貼另外一個群體，最後的結果就是改革還沒開始，就被這個利益階層給幹掉了。
這個其實我感覺也是很多民主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民主的本質也是形式上大部分人掌握話語權的過程，現在絕大部分國家陷入的問題都是中產膨脹到無限自由的地步，形成欲望不斷增長，而供給卻受到抑制無法增長。這個時候，你要讓這些人的利益受損，立馬人家就投票把你幹掉了。這個就是所謂的悖論，誰支持你，你就必須回報他，否則就被他幹掉，或者你有能力獲得更新的支持來對抗這個階層。
明朝東林黨，帶來的一系列黨爭直接改變了明朝的政治格局，不到六十年明朝就結束了，所以看上去是東林黨搞死了明朝，本質其實是東林黨背後代言的既得利益者群體目光短視害死了明朝政府。明朝最後的一次改革是張居正，張居正非常的強勢，逼迫既得利益者群體妥協，短暫維持，也獲得了一定的成績，讓明朝苟延殘喘了一百多年。但是人死政亡，立馬被反攻清算，還被文人寫在史書上各種污衊。
這個就是過去政治的現實，有錢人不肯被侵害利益，文人被有錢人驅使，按照有錢人的喜好來評價一個人的是非。絕大部分人看到的東西，都是別人想讓你看到的，也就是這麼回事。
前幾天看到一篇文章說，張居正如果不死，明朝會不會滅亡之類的文字，文字最後一句話深得我心：他說地主不願意給政府交高額的稅，所以政府沒錢，也就無法對抗後金軍隊的入侵，迎接他們的命運最後只能是政府盤剝本來沒錢的人來維持統治，而這幫人最後的結果必然就是揭竿而起，直接把那些看不到未來的捨不得出錢的有錢人給搞死。是的，這個就是明朝滅亡最現實的答案。
魏忠賢當政的時候是天啟帝，這個人喜歡做木匠，基本上所有事情交給魏忠賢去做。魏忠賢這個人總結起來就做了三件事情。
● 第一件事情就是幹掉東林黨，他每天看到這一幫傻逼，嘰嘰歪歪，不幹正事，特別煩。弄了個東林黨點將錄，給各個人編號，用了三年時間，一個個弄死他們。這個就是為什麼魏忠賢會是個大奸臣最直接的原因，因為歷史是活著的文人寫的，崇禎當皇帝的時候，東林黨又上臺了，這幫人死命用手裡的筆寫各種魏忠賢的壞話，把他寫成古往今來最大的奸臣。而魏忠賢死了，無法替自己說話，所以，話語權的重要性就體現在這裡。
● 第二件事情魏忠賢大力收稅，魏忠賢是農民出身，基本上沒有對農民加稅，關鍵農民也沒錢加稅，張居正改革的時候，大力發展工商業，魏忠賢就對工商業進行徵稅，天啟帝的時候江南光茶稅一項就有20萬兩進帳，而崇禎帝的時候連十萬兩都收不上來。那麼不徵工商稅打仗的錢哪裡來？天啟帝的時候幾乎沒有民變，只有北邊後金不斷侵擾，錢主要用來北部打仗，但是就這點東林黨死命反對，東林黨主要是江浙人構成，所以很多人想加入東林黨，江浙人還不同意，後期很多人也搞了很多黨派出來。
他們死活組團反對魏忠賢加稅，魏忠賢煩死這幫傻逼，直接用第一條把他們乾死，強制收稅。但是到了崇禎上臺，東林黨得勢後，搞死了魏忠賢，還取消了各種稅，越賺錢的行業越不收稅，礦稅不收、海外貿易稅、鹽稅、茶葉稅等等都降低或者取消，為什麼啊？因為你這些行業都是東林黨代言人的地盤啊，最終導致朝廷沒有稅，支撐不了北部戰事，怎麼辦？向農民收稅啊。
最後的結果就是越窮的地方稅負越重，加上天災不斷，大量農民破產，直接形成流民。
在天啟帝的時候幾乎沒有民變，只有蘇州發生了一起工商衝擊官府的事件。這裡說明的問題也很有意思，其實越有錢的人，他的錢越動不得，一動就鬧事。越沒錢的人，只要不讓他真無路可走，反倒可以隨便動。所以革命往往跟貧困無關，跟期望有關。動既得利益者群體的利益絕對比動無立錐之地群體的利益更難。
流民事變裡有一個人叫李自成，這個傢伙本來好端端的是個小白領，結果讓東林黨一夜之間把工作給弄沒了，他之前的工作是郵電局工作者，就是驛站工作人員。東林黨取消了驛站，他無處可去加入流民，一弄兩弄，居然成了領袖，成了闖王。然後每次想到自己好端端工作沒有，就恨死那些東林黨，後來基本上到一處就把每天唧唧歪歪的有錢人，直接扔到大鍋裡給煮了。
● 第三件事情魏忠賢在的時候關寧防線得以組建，孫承宗、袁崇煥、滿桂、祖大壽委以重用，甚至魏忠賢還能以國事為重接受東林黨人推薦的熊廷弼，《明史》本傳載，御史侯恂請朝廷破格任用袁崇煥；魏忠賢把持的朝廷還是破格錄用了袁崇煥。
天啟五年，東林黨人被天啟皇帝摒棄後，袁崇煥依然帶兵打仗，羸得天啟六年的寧錦大捷。天啟三年三月，努爾哈赤率後金大軍攻陷瀋陽後，又進攻遼陽。兩軍在城外布陣激戰五日，明軍戰敗，遼陽城告陷，遼東經略袁應泰自刎而死。遼瀋一失，「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裡，煙火斷絕，京師大震。」誰繼袁應泰出任遼東經略成為朝廷頭等大事。各黨派也十分重視，因為誰獲得遼東經略的位置，就等於取得了軍國大計的發言權。東林黨人劉一燝、江秉謙等推薦熊廷弼，浙黨一派則力挺張鶴鳴。朝廷還是同意了東林黨人的推薦，重新啟用熊廷弼。魏忠賢死後呢？魏忠賢死後，孫承宗被罷，袁崇煥被殺。尤其是袁崇煥被殺更是自毀長城。
所以，評價魏忠賢是忠，還是奸；是賢，還是惡。很難確切評論，因為大明江山畢竟不是外人的，所以最有發言權的是朱由校、朱由檢倆兄弟，因為大明江山是他們朱家的。
朱由校病重時 「召見閣部、科道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計大事」；臨死時，讓魏忠賢宣召朱由檢入宮，「上病亟時，召皇弟信王入，諭以當為堯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宮為託，及委用忠賢語。既崩，忠賢自出迎王入。」（《明史•宦官傳》）。
朱由校臨終囑託朱由檢是：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這「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八字是值得人們深思的。「恪謹忠貞」說明魏忠賢是忠於大明朝的，而且能以國家大計為重。
朱由檢自認為自己會比哥哥高明些，能夠駕馭「東林黨」這匹野馬，為己所用，所以他一上臺，立即「逐忠賢黨，東林諸人復進用」。但是，他吃盡了苦頭。重新上臺的東林黨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呢。大家耳熟能詳的東林黨在歷史書上特別有名，「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個是東林黨的口號，一堆讀書人集中在一起，天天讀書和討論天下事，結果呢？結果本質其實都是一堆傻逼堆在一起瞎幾把扯淡。
東林黨在萬曆皇帝的時候，基本上都屬於現在的在野黨性質，在野黨全世界都一個德性，拼命的說執政黨不好。逮誰罵誰。這個容易啊，執政的不幹活，罵你昏庸。幹活的罵你為了政績殘民以逞，有錢的罵你貪鄙……反正幹越多錯越多，幹活不容易。挑錯簡單。然後覺得自己天下最牛逼。加上這些人天天也沒什麼事兒，學問又好，那真是罵出了花樣，罵出了水平。號稱「清流」把持輿論。
終於東林黨支持的皇帝上臺了，這個皇帝就是愛做木匠的天啟帝，也就是朱由校，崇禎皇帝的哥哥。他開始的時候還是重用東林黨人，天啟帝的時候，明朝受益於張居正改革，其實還湊合過的去，並沒有大規模的民變發生，歷史上可以看到的反倒是工商業衝擊官府事件的報導，但是沒有看到農民反抗，也就是前面說的富裕的地方，反倒有民變，窮困的地方反倒還好，根源其實在於天啟帝採納了魏忠賢對工商企業大規模徵稅，引起的商人不滿。當時主要的困境其實是北部後金的侵擾。為了天啟，崇禎都為了應對北部邊患焦頭爛額，但是這個時候東林黨人主要工作做什麼呢？黨爭。
東林黨上臺後做的事情，大部分都用來幹掉其他意見不一致的人，對於遼東戰場提出的是消極防禦的策略，但是消極防禦需要的軍餉，大概佔了明朝三分之二以上的財政收入，這邊要花錢，那邊他們還不允許皇帝與民爭利，不對工商企業進行徵稅，對農民加大稅負，結果邊患還沒解決，內亂就起來了。
民變一開始，天下混亂，給了後金乘虛而入的機會。前面說了魏忠賢還能以國事為重，不拘泥派系黨派，但是東林黨不行，他們凡是不是自己派系的都極盡挖苦之能，袖手判官，絲毫不以國家為重，最終導致天啟帝對東林黨很失望。也給了魏忠賢滅掉東林黨機會。東林黨四處滅人的過程中，也迫使很多人自己建立起小團隊對抗東林黨，加劇了朝野對抗，紛紛以地域劃分，宣黨、浙黨、楚黨、齊黨紛紛組織起來，聯合起來對抗東林黨,互相之間也順便鬥一下。
歷朝歷代，只要黨爭一出現，正事就別幹了！現在其實也一樣，看看現在的臺灣，那個民主的地方，兩個黨把一個小小的臺灣搞成了什麼破垃圾玩意，很多人都說民主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我在寫香港文章的時候說「政治體制跟經濟發展之間是沒有必然聯繫的。我這裡，沒說民主不好，也沒說威權好，就事論事的說，全球民主體系下出現過很多牛逼的國家，當然也出現過很多很破敗的國家，很大程度上這還是兩件事，威權不是好體制，但是許多阿拉伯地區，也一樣能享受很好的石油紅利，過著還不錯的生活，新加坡也從來不是民·主國家，一樣可以靠著馬六甲過著不錯的日子，嚴苛峻法下的新加坡，也沒人拿他體制說事，本質而言，這是兩件事。
民·主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良方，不要以為民主了，就什麼都有了，你是垃圾，最終其實還是垃圾，只不過是民主的垃圾還是威權的垃圾，僅此而已。」一堆人來罵我，其實隨便舉例都會發現民主跟經濟發展沒有任何必然的關係，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臺灣、香港，都不是民主體制發展出來的高速增長的地區。新加坡到現在還是威權體制，臺灣是國民黨一黨執政的時候發展最為迅速，韓國也是軍政府時期發展高速，歐洲的西班牙是在佛朗哥統治時期，增長最為迅速，南美洲的智利也是軍政府時期增長最為快速，都很難說民主推動經濟發展。
我說過民主很大程度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原因，不要搞混了。現實的問題就是一旦陷入了黨爭，每天吵架的結果就是耽擱事情，明朝被黨爭搞得內憂外患，朱由校也就是天啟帝，實在煩死了這幫人，就把魏忠賢給推出來滅了這些滿口仁義道德不幹事的傻逼。魏忠賢幹的事情說了就前面三件事，魏公公出政策收這些稅吧，東林黨不執行。魏忠賢這個人農民出身，反正陰謀詭計也不太會，就是簡單粗暴的乾乾幹，就基本上滅了這些人。然後自己派出太監去當稅監，去全國收稅。太監你能要求他們有多高的素質，肯定收稅的時候中飽私囊，橫徵暴斂什麼的免不了有一些。
但是現實就是如果不是這幾個太監收上了足夠的稅負，估計天啟帝都撐不到崇禎當皇帝。後來好不容易崇禎當皇帝了，終於把魏忠賢乾死了，東林黨再次上位，結果上位後不吸取教訓，第一件事情做啥呢，繼續打壓其他人，把不是東林黨的人都稱之為閹黨，沒小JJ的是閹黨，有小JJ的也是閹黨。這些人的德行就是說的都很好，做的都很差，所以崇禎皇帝也捉急，崇禎是明朝難得勤勉的一個皇帝，可能在勤勞上。除了朱元璋，朱棣就算他了。上臺以後，在位十七年，換了五十個首輔。平均一年仨！一方面是崇禎皇帝多疑，另外一方面鐵定也說明東林黨的人每一個能用的，都是誇誇其談的大傻逼。
這些以倡談儒學為己任的東林黨人，也不過是一群擅長空談、治國乏術的文人儒將，呈上來的奏章大多大話、空話連篇的愚腐之見，紙上談兵之奇談怪論，國事無補的道德文章。而且朝中黨爭加劇，相互攻訐，彼此掣肘。崇禎再志向遠大、勵精圖治，也難以應付這種局面。
昨天有幾個傻逼跟我說，東林黨的人都是一身正氣的道德楷模，類似西方的極左人士，操好心辦壞事，我看著就來氣。東林黨人裡最後應該說大部分是沒有氣節的人，而且關鍵問題他們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別人必須遵守，而他們可以不遵守的基礎上的。教導大家禮儀的禮部老大錢謙益，59歲娶了23歲江南名妓柳如是，非議四起，婚船上被人扔了很多磚塊，這個人號稱明末文壇領袖，與吳偉業、龔鼎孳並稱為江左三大家，當清兵臨城下時，柳如是勸錢與其一起投水殉國，錢沉思無語，最後說∶「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奮身欲沉池水中」，卻給錢謙益拉住。最後錢謙益率諸大臣在滂沱大雨中開城向多鐸迎降。時人有詩「錢公出處好胸襟，山鬥才名天下聞。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林。」這個人後來居然在清朝也貌似當了禮部侍郎。
後來李自成兵圍北京的時候了，國庫虧空，崇禎向朝臣們借錢，個個都沒有了。平時激昂高亢的愛國詞。是他們沒錢？不是。李自成一進京，從他們身上就收刮到七千萬。他們是寧可國破，也不肯出錢。還有莫名其妙的優越感，也不看看現狀，在各地流民大規模動亂開始的情況下，有人提出跟後金議和，騰出手來解決國內問題，結果東林黨人一個個都叫囂著天朝怎麼可以跟蠻夷談和，於是內訌不止，崇禎在這些傻逼的扶持下，能成功就是見鬼了，李自成攻入北京的時候，崇禎帝撞鐘，文武百官無一覲見的，而唯一一個陪在崇禎帝身邊的人，只有一個太監王承恩。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殺殉國前的第五天，崇禎在大勢已去、大廈將傾的絕望中，在聽到太監曹化淳說的那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的話之後，終於領會到天啟皇帝臨終前，強調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所在。幡然醒悟的同時，無力回天的崇禎在精神上徹底崩潰了。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在他要在煤山上吊自殺前的第五天，命人秘密將魏忠賢的遺骸收葬於香山碧雲寺。收葬魏忠賢遺骸，既是他對魏忠賢價值和功績的重新肯定，也是對自己17年執政生涯的全盤否定。
明朝的煙雨就這麼過去了，雖然沒有一個朝代能永遠的存在下去，但是大明朝的滅亡，更加的有些值得當下借鑑，一部明史看現世還是很有道理的，明朝的滅亡很大程度真是一幫吃飽了撐著的文人沒事閒著擼起袖子加快自我滅亡的典型案例，歷史給人們開了個玩笑就是，往往道貌盎然的人更加注重的不是整體性的利益而是自我的小群體利益在他們眼裡，國家可以滅亡，朝代可以更替，但是他們的話語權和身份地位並不會消失，誰當皇帝都一樣。他們無非都是換個主子喊萬歲罷了。如果盲目聽信這些人的建議，最後的結果會是如何呢？
人的高尚與卑劣與文化程度無關，與受教育的程度也無關。而且從政治角度來看，其實高尚與卑劣沒有什麼根本的分別，只是在人們的一念之間。一位研究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歷史有過一段很精闢的論說。他說：「把人分為君子小人本來是孔子一個不高明的發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奇妙，自從發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後，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與小人兩個團體。
儒學對士人的人格提出了不現實的要求。擺在士人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極端道德主義，為了天理而活，滅絕人慾，整天把自己關在聖人之道的刻板模子裡，活得戰戰兢兢，如履深淵，充滿了悲壯；另一種則是極端現實主義，這種人承擔不起崇高的生命目的，乾脆就向身體裡的自然欲望投降，既然沒能力遵守過高的道德原則，乾脆就不要任何原則，為了利益，不擇任何手段。明朝士大夫爭相標榜道德，崇尚氣節，忠臣輩出，為歷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負擔，不要任何廉恥的人也比歷朝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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