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劉箏 圖
2017年12月14號，設在巴黎經濟學院內的世界不平等實驗室發布了由《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託馬斯.皮凱蒂等領銜的《2018年世界不平等報告》，利用詳細實證的跨國比較資料，第一次完整系統地呈現了1980年至2016年世界各國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變化趨勢。
研究報告有以下幾個發現：首先，收入不平等的情況在世界各地區之間差異很大，以歐洲為最低，中東最高；其次，各國的不平等狀況在自1980年代以來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特別是北美、中國和俄羅斯為甚，顯示各國的制度和政策在調節收入差距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後，自1980 年以來，雖然作為當時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中國經濟迅猛增長，抑制了全球範圍內的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但是收入差距在全球範圍內呈快速上升趨勢。在這一趨勢背後，到底是什麼經濟、社會力量在推動中國發展？雖然有不少學者認為，1970年代的新技術革命是最主要的因素，但這份報告指出，1980年代以來
各國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開展的大規模私有化運動是導致收入分配惡化，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根源。
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個階段
四十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重啟中國融入世界體系的過程。改革是革新原有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引入市場競爭，激發經濟活力；開放則從外部引入市場經濟模式，推動經濟增長和體制轉型。中國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變遷背後的一個主要邏輯依然是體制轉型，即從一個以再分配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交換為導向的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國家力量在形塑資源和配資生活機會中的作用衰落，與此同時市場力量在增強。這一此消彼漲的過程對不平等的影響並非是線性的，也並非一定伴隨著經濟發展而上升的。例如，以測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係數而言，從1978年到1991年，中國名義上的人均GDP從385元增加到1912元，增長了大約5倍，但是，基尼係數只有些微的上升，從0.317增長到0.341。而據有關學者的估計，1982年和1984年的基尼係數分別只有0.284和0.257。中國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在改革開放之初，特別是1980年代中期，實際上是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使得處在原計劃經濟城鄉分割的體制下幾乎赤貧的農村居民獲得了巨大的收益；相對而言，當時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還未推開，大部分城市居民依然生活在單位福利制度體制之下。1992年之後，市場經濟大潮來襲，中國的名義人均GDP又增長了將近10倍，但是基尼係數也從1996年的0.39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0.491，雖然近年來有所下降。有人把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0.4定為「警戒線」，認為超過這一「警戒線」, 貧富差距的擴大將會引起社會動蕩。雖然這種聯繫並非必然，但是要重視自1990年代末期以來因收入分配差距引起的中國社會各群體的心理焦慮。
無有獨偶，中國經濟不平等的情況與二十世紀末期自由資本主義的濫觴是相伴而生的。我與臺灣中央研究院的林宗弘博士，在一篇研究中國社會分層的文章裡，曾經把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可以稱為市場化的階段，大約是從1978年到1992年，
主要是在原有的經濟社會體制外開闢一塊制度空間，允許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時在體制內引入一些市場的因素。這種條件下的改革，對社會不平等的結構並沒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市場曾一度成為解決體制內不平等的有效機制。例如，早期個體和私營經濟的發展，為農村居民和城市中無法在體制內實現向上流動的群體（如待業青年）打開了一扇「機會之窗」。
第二個階段可以稱為「私有化」的階段，肇始於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
個體經營有了更大的發展，而僱工在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的合法性得到承認，其地位在1997年黨的十五大以後更被提高到與公有制經濟相同的地位，並在其後的憲法中予以確立。這些政策和法律的變化，不僅賦予了原生私有經濟更大的發展空間，更為1990年代末期的城市中小型國有和集體企業以及農村的鄉鎮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掃除了制度障礙。這個進程給予企業原有的經營管理者巨大的機會，將公有資產化為私有。中國非公有經濟部門的迅速發展，是來自原來公有制經濟的身份轉化，即通常說的「企業改制」。
從圖1可以看出，全國城鎮從業人員部門所有制構成的變化。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公有制部門的就業人口仍佔70%以上；而1997-2003短短的幾年時間裡，這個比例以斷崖式的速度下降到30%以下。從1992年到2016年，城市中的私營企業主和投資人也由13.6萬人上升2229萬人。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看，這一「靜悄悄」的、可謂之「革命性」的轉變，實際上將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的歷史，劃分為兩個相對不一樣但又具有連續性的階段。
圖1. 中國城鎮就業人口部門所有制的變化，1978-2016
住房、戶籍和高等教育的變化
中國社會深刻的變化主要發生在第二個階段。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
以原城市公有制單位為基礎的社會福利體制的解體。
1998年以後住房制度改革使得人們大多不能再依靠原來的單位獲得分配的住房，而只能通過貨幣化的補償從市場購買，而原通過單位獲得的公有住房的商品化也降低了勞動者對單位的組織依賴。其結果不僅大大促進了中國城市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也使得是否擁有住房產權以及房價上升成為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分層的重要議題。
自1996年以來搜集的數據顯示，中國城市家庭的住房擁有率，從1996年不到一半，上升到2005年的78.2%，2011年的79.9%, 2015年的86.6%
；2015年有14.12%的城鎮家庭擁有第二套住房，13.3%的城鎮家庭擁有金融資產 (2005年之後來自「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原來以單位為基礎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社會化， 並覆蓋非公有制部門的就業者，進一步消除了工作流動的障礙。不斷萎縮的國有企業，面對市場競爭的壓力，其僱傭行為也越來越與其他非國有企業趨同，而不再作為一個平等主義社會政策的執行者。當然，政府和事業單位在很大程度上還保留著這一特色。
其次，
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正逐漸式微。
加入日漸擴大的城市非公有部門的勞動力除了原國有和集體部門的轉制人員之外，還有從農業部門轉移出來的浩浩蕩蕩的農民工大軍。自1950年代以來實施的戶籍制度，一直是中國社會主義再分配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戶籍制度將一度佔全國人口80%的農村居民排除在社會主義城市福利體系之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之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代替人民公社制度，農民獲得了很大的自主權，可以從事非農產業。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主要是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和「離土不離鄉」的模式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
自1990年中期之後（改革的第二個階段），農村剩餘勞動力向沿海經濟發達城市的跨地區流動成為主流。他們也成了這些地區蓬勃發展的非公有制經濟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1992年城市人口僅佔全國人口的27.46%；到2002年這個比例上升到39.09%；2016年上升到57.35%。相當一部分是沒有當地城市戶口的移民。例如在上海24,876,680的常住人口中，有10,026,686沒有上海本地戶口（2015年上海人口辦數字）。戶籍制度控制人口地域流動的作用已經大大弱化，在勞動力市場分配過程中也越來越不作為一個重要的標準，特別是在日益擴大的非公有制經濟部門。
最後，
中國高等教育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擴張，也受當時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和和市場化的影響。
1998年擴招的決定一方面是為了緩解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給國內新增勞動力帶來的就業壓力；另一方面，大學也開始被允許收取不等的學費。中國家庭對子女特別是獨生子女教育投資的重視，顯示這是促進國內消費的有效手段。從1998年到2004年，本科生錄取人數平均每年增長26.9%，從108萬劇增到447萬，在校總數也從341萬增加到1333萬。所以在中國一度曾經出現過一種現象，上大學比上高中還容易（圖2）。
圖2 中國各級普通學校的升學率， 1978-2015
在中等教育發展還沒有越過瓶頸階段的情況下，高等教育機會的突然增加對社會不平等的變化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因為那些連高中都上不了的(往往來自農村或城市弱勢階層家庭)，再多的機會都與他們無關。高等教育內部也日益分化，國家有關部門在資源投入、師資配備上向精英高校傾斜。同時，高考的加分優惠政策又為家庭背景發揮作用打開了另外一扇機會之門。那些來自社會經濟條件比較優越的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獲得特殊待遇，通過免試保送和加分降分，不但能進入更好的學校，畢業後社會經濟地位的獲得也會更高，從而實現社會地位的代際傳承。」寒門難出貴子」，成了社會普遍討論的話題，是一個比收入差距過大更難解決的問題。
結語
總之，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進行的一系列改革，背後的一個基本邏輯是市場化，國家從許多經濟與社會領域退卻出來。這些改革，打破了原有體制的束縛，一方面釋放了巨大的經濟活力，加上中國加入WTO， 造就了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的經濟奇蹟；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優先的政策導向下，社會民生也付出了代價。貧富差距擴大，就業、教育、醫療、住房和社會保障領域的種種問題突出，影響了人民群眾從經濟發展中的獲得感，增加社會衝突。
削減貧富差距，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正如 《2018年世界不平等報告》指出的那樣，雖然各國收入差距在過去的數十年都有上升，但不同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實施在其中也會起到很大的作用。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之後，人們對冷戰以後一路高歌猛進的自由資本主義不再盲目崇拜。處在制度轉型中的我們發現彼岸並不存在。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國家需要重新歸位，在經濟社會平衡發展中尋找新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統計局的有關資料顯示，中國的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從2008年達到0.491的頂峰之後開始逐年下降，到2016年的0.465， 無論城鄉收入比還是城市住戶內部最高收入的10%和最低收入的10%的比例，都在2010年後開始下降。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講話中指出，「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這一宣言預示著黨和政府施政重心的轉移，改革開放又一個新階段、新時代的開始。
（《2018年世界不平等報告》英文版報告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