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災難引發的人類文化思考，「文化謀殺」也只是周小平一廂情願的理解
文化是什麼？我的理解是國家、民族、個體的一種塑造。它包含了所有精神境界與物質呈現的方式方法。就像西方人認為「沒有病，戴什麼口罩？」。而東方人，特別是亞洲人就認為，「只有戴口罩，才能不被傳染」。儘管韓國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深刻，但對疫情預防戴不戴口罩的觀念上，還是亞洲人的理解與思維方式。因此，韓國、日本疫情控制的都非常好，在這方面，尤為明顯的是中國人。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上，中國通過及時的普及戴口罩與勤洗手的意義，而避免了上百萬人被感染，為中國控制疫情的「戰役」，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表達與行動就有所不同。西方文化過於形而上，哲學意味濃，就如同 「沒有病，戴什麼口罩？」的思維方式一樣，感覺很坦率、很直接，但過於剛，而缺少柔，轉變性差；東方文化是形而下，更注重科學性，柔性強，轉變與適應性快，因此，可以通過事物的演變而具有針對性解決問題，特別是中國，在這方面文化中做得就更精湛。
不過，對於個人文化而言，其差異化更為明顯，即使是本民族文化，也因為個體的性格、偏好，甚至觀念、角度的差異，在文化的傳達上就發生明顯的不同。我們就拿作家來比較，有些作家更容易通過自身感受來完成文化意義的送達，而有些作家更願意通過第三人稱來完成文化的送達。
如果一個作家在自己表達的文化意義刻意附加了政治傾向，那麼這種有目的的文化送達就值得警惕。《方方日記》顯然不是。我想，方方在寫武漢疫情記錄初衷，一定也沒有這麼想，她只是用自己的感受與信息來完成一種主觀上的文化送達，沒有刻意去傾向什麼。
從我對她部分」日記「的閱讀，能夠體會這種個人情緒與身處環境的精神焦慮。扯上點無中生有」政治情節「，我估計是周小平的一廂情願。我讀過周小平的《一場針對中國的文化謀殺》一文，對方方的武斷理解確實是一種陰謀的理解。
儘管《方方日記》被海外出版商通過「妖魔化」中國完成了一種災難、一種文化演變後的觀念傳達，但我相信這不應該是方方的本意。
對於《方方日記》（武漢日記）的出版的理解，也是文化差異上的理解。如果《方方日記》在中國出版，我想，書商是以賺錢為第一要素，就沒有了被「妖魔化」的導向，因為出版社審查非常的嚴格，不可能出現這些「政治意圖」用語。但海外出版，特別是美國出版，其中的政治摸黑中國意圖可能存在，但那不是方方的錯，而是選擇國、甚至是出版商的意圖，完成了這場災難送達的一種文化傾向渲染。
方方在她一些日記中所表述的內容與真實是有些出入，道聽途說的有之，但如果大部分內容保持客觀真實，就不能被視為作者的「陰謀論」，只能說是作者表達不夠嚴謹。如果說，美國這家出版公司在出版推廣宣傳中，刻意選擇詆毀中國的語言，只要不是方方授意，就不能把這種「責任」歸咎於方方頭上，如果是方方看過出版宣傳文字和封面設計，並且同意用《武漢日記》作為自己圖書名字，也同意這樣具有誇張與詆毀中國的語言來推廣傳播，那方方就是責任的缺失，有賺鈔票利益而不顧及自己文化尊嚴的嫌疑。
但事實是不是這樣，我只知道有些出版社和出版商為了達到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顧及作者所進行的非作者意願的文字宣傳。我不知道方方是不是當時拿了版權費，沒有想多，而被美國出版商利用，有苦難言？也許，很可能是國內不良書商加入背後操作的結果。我並不認為這些詆毀中國的文字完全出自美國的出版社，更有可能，這本圖書在中國書商的操作下完成的「海外」出版的可能。但不管怎樣，用「文化謀殺」確實有些言過其實。當然，每個作家都應該為自己的表達埋單，特別是像《方方日記》這樣的用大災難完成的真實送達，就應該在出版上謹慎，尊重客觀意願。
方方之前的作品和現在的《方方日記》，其個體的文化理解與表達，不一定非要上升到政治意圖來解讀，如果你非要這麼認為，以一種文化的「政治背書」，也沒有人攔住你，但一定是一個笑話。
所以，周小平在文化理解上過於膚淺，還存在「政治先行」的錯誤觀念，對所有文化意義都先翻撿「政治含義」，擴大了不該有的「砍人」文化行為。
作為一個個體，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眼睛、感受來完成在場者的傾訴，為什麼不可以呢，非要走你周小平的路，謀求政治與文化扼殺不成？如果方方確實出現這樣的「利益薰心」，只能是她個人品性問題，上升不到「文化謀殺」地步。
在文化多元的時代，我們每個人的文化送達都不應該受到惡意攻擊，每一種聲音都應該被尊重，即使你不喜歡這樣的觀點，可以探討，但絕不可謾罵，甚至不能歪曲事實。我想周小平應該懂得，事實不會因為某個人的說法，就改變了真相，而文化也不會因為你的誤讀，而喪失自己的人格與品性。《方方日記》固然有不足和錯誤理解，但在重大事件上，有發聲，總比沒有聲音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