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在PISA測試中一鳴驚人以來，芬蘭教育受到全球教育界的持續關注。近20年過去，芬蘭教育的許多秘密被揭開，我們知道了芬蘭教育的兩大基石：平等和信任；也有不少人近距離感受過高素質的芬蘭教師的風採。
在優越的教育政策環境和高素質的教師之外，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對芬蘭教育的成功至關重要，他們就是校長。
芬蘭的學校高度自治，校長對學校而言非常重要。政府將管理權下放給校長，他們全權管理學校的課程、確定校本課程的內容，管理全校的經費和帳務，負責招聘教師、學校的公關，與學校內外相關利益者互動，優化學校的組織和管理結構，持續改進和提升學校的管理工作。另外，芬蘭教師普遍素質較高，管理一支高水平、專業化的教師團隊，對校長來說也是不小的挑戰。所以，芬蘭學校對校長的能力要求很高。不久前，第14屆國際校長大會在上海召開，國際校長聯盟前主席、芬蘭校長協會前主席艾瑞•博卡（Ari Pokka）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艾瑞•博卡在芬蘭學校擔任校長近30年，並先後擔任芬蘭校長協會主席、國際校長聯盟主席、芬蘭國家教育研究中心董事會成員、芬蘭教育部高中教育及升學政策促進組主席，是芬蘭教育奇蹟的創造者和見證者，也是全球校長專業發展的領導者。他結合自己的職業經歷，與我們分享了芬蘭校長的管理智慧、芬蘭校長專業發展的最新趨勢及相關舉措，以下是訪談實錄。本文來源於《上海教育-環球教育時訊》2019年12月刊，更多內容，請參考雜誌。
艾瑞·博卡（Ari Pokka）
《上海教育•環球教育時訊》：艾瑞校長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上海教育•環球教育時訊》的採訪。在上海，我們聽到過許多關於芬蘭教育的故事，有一些上海的校長、教師也曾領略過芬蘭教師的教學風採，今天很榮幸邀請您從校長的角度為我們談一談芬蘭教育。首先，能否分享一下您的從教經歷？
艾瑞·博卡：我想從我的學生時代開始講起。在老師們眼中，我是那種「有挑戰的學生」。我並不喜歡學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我讀書的那個年代，學校和老師都是用命令的方式對待學生，但是我不喜歡聽「命令」，所以，在小學和初中，我常常與老師「對著幹」，成了他們眼中的「問題學生」。但是，我也有自己比較感興趣的學科和喜歡的老師，在感興趣的學科我的表現很好，不感興趣的學科則會很差。喜歡教某個科目的老師就學，如果不喜歡這位老師，那對他來說我可能是一個「可怕的小孩」。這些經歷影響了我後來的職業選擇。我大學主修文學，又學了政治學、哲學與教育學，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讀了博士。讀完博士，回到芬蘭，並沒有太多合適的工作機會，我開始思考自己要從事什麼工作，當時恰好有一個成人教育的職位，我想：好的，我可以試一下。做教師並非我的夢想，在那之前，我從未想過自己會做一名教師。我喜歡教學，但我很快發現我最擅長的是組織學校的各項工作，發展學校，與學校的各種相關利益者打交道。所以，我先考了教師資格證，第二年就考取了校長資格證，那是1995年。不久後，我的家鄉芬蘭的大學城——于韋斯屈萊市的成人高中有一個校長的職位空缺，他們選擇了我來做校長。當時我很驚訝他們為什麼會選擇我，因為我感覺自己可能還不夠格。當我去到那所學校，我才知道原來這所學校有很大的問題。前任校長與教師之間有很大的分歧，他們之所以選擇我，是因為我來自外部。後來，我用了三年時間重建了學校的文化。1998年，于韋斯屈萊舒爾茨高中(JyvaskylaSchilt High School)，一所面向青少年的高中有一個校長職位空缺，我把握住了這次機會。從1998年至今我都在這所學校擔任校長，雖然學校經歷了擴容、更名，但主體還是同一所學校。就像我前面所說的，我自己做學生的時候不喜歡權威，芬蘭學校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校長在許多事情上自己做決定，所以這份工作非常適合我，我喜歡這種自由。我可以為教師們創造一個好的工作環境，同時，教師也可以把他們最好的狀態呈現給學生。同時，我非常喜歡孩子，喜歡學生，總是在思考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幫助他們學習、享受校園時光。所以，做校長不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
《上海教育•環球教育時訊》：在您的著作《頂尖學校——芬蘭學校的領導與管理》（Top Class——Finnish School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中，您曾提到在學校領導和管理中，您有一些重要的基石，它們也是您在學校管理中最重要的方法，能否具體談一談？
艾瑞·博卡：我做校長的第一所學校是為成人提供的夜校，那三年裡，我收穫最大的是在學生諮詢方面。這些學生很特別，他們已經在工作了，但是晚上下班後過來繼續學習，所以，首先需要讓他們明白為什麼要在這裡學習，學這些東西對他們的工作有什麼用。比如，數學、科學，這些東西可以如何改變他們的生活？我在當時的學校裡創造了一種文化：教師不只是教學，他們還需要指引學生的人生。教師需要讓學生明白，他們學習的內容可以如何改變他們的生活或者幫助他們將來進一步深造。換到普通高中以後，我為學校文化帶來的最大改變也是讓教師認同學生指導的重要性。在學校裡，學習顧問和生涯顧問一起幫助學生找到自己的方向，不管他畢業後是繼續讀大學還是進入職場。這是我做的最大的改變，因為我堅信讓學生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在學校裡學習這件事非常重要。我的第二個基石是國際化。我的學校非常國際化，我會為學生創造許多海外學習的機會。每年，我的學校都會有幾百名學生出國交流。因為我自己有海外學習的經歷並受益於此，所以，我希望我的學生也可以有這樣的經歷，這些經歷為我的學生創造了許多可能性。第三，共享領導力。在芬蘭，我所在的是一所大學校。當然，與中國的學校相比，它可能不算大，但在芬蘭是一所大學校，有1200名學生，98名教師。我們把學校分成了三部分，每一部分是400名學生，20~30名教師，原因是我們希望了解每一名學生，但如果是1200人一起的話很難，如果是400個學生，20~30名教師，教師可以詳細地了解學生，他們是誰？他們來自哪裡？共享領導力在我看來是兩個部分，一個是一名校長，數名副校長；另一個是教師和學生如何參與學校的領導。因為他們是學校的使用者，我們需要傾聽他們的聲音，因為用戶視角和製作者視角是不一樣的。共享領導力是校長、教師、學生三種要素的結合。共享領導力在教師和學生層面有兩種參與形式：一種是大組討論，通常是5~7名成員，由不同學科的教師和一名活躍的學生組成；另一種是小組討論，通常由2~3名教師組成，集中討論關於學校他們共同感興趣的問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對於兒童和青少年真正的關愛。我常常對教師們說，我們在學校工作的原因是因為學生在這裡，所以我們要照顧好他們，而且要將他們現在的學習和未來的發展作為一個整體去幫助。對那些「問題學生」，我們也會花額外的時間去照顧。我自己年少時也曾是個「問題學生」，我從未想過有一天自己的工作是幫助「問題學生」，但現在我是一名校長，我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處理這些特殊學生製造的「問題」。但作為學校工作者，我始終秉持一個理念：每個人都是特別的。我很喜歡教師跑來找我說：現在有一些問題。面試新教師的時候，我不會看他的學術成績、參加了哪些高水平的資格認證，我會問他：喜歡與孩子一起工作嗎？個人的價值觀是什麼？因為如果一個人的態度和價值觀有問題是很難改的，這有可能會傷害孩子。如果學術成績和資格證不夠過硬，但他的態度和價值觀很好的話，我們可能會僱用他。
《上海教育•環球教育時訊》：您通常會問這些教師候選人什麼樣的問題？
艾瑞·博卡：我會了解他在做教師前做過什麼。他可能在麥當勞做過服務生、在加油站工作過，我希望他們來教學之前，除了在學校學習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工作經歷，因為有的人只有在學校的經歷。我尤其喜歡那些與青少年打過長時間交道的候選者，因為如果你與青少年打過5~10年交道還是熱愛，這樣的教師一定很棒，他一定知道許多與青少年打交道的策略，因為青少年學生特別擅長惹老師生氣。
《上海教育•環球教育時訊》：剛才您提到，第一次被選做校長時您自己也沒有想到。在芬蘭，什麼樣的人比較適合做校長？
艾瑞·博卡：從全球範圍來看，與教師職位相比，校長職位並不多。許多教師並不願意做校長，因為這個職位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同時意味著更長的工作時間和更短的假期。在學校裡，做校長與做教師有很大的不同。在芬蘭，校長通常是可以幫助學校發展的人，有更宏觀的教育理念，不僅僅局限在自己的學校內，而是對教育發展的趨勢有整體的把握，在此基礎上思考自己學校的發展。最重要的是，校長在一個社交環境中工作，與教師、學生、家長、教育政策制訂者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互動，社交互動能力可能是校長的一個核心能力。校長可能不是最好的教師，最好的教師應該留在教室裡，但校長可能是善於創新的教師，可以在學校裡把一些可能性變成現實。校長也不一定是年長者。目前，芬蘭的校長呈現一種年輕化的態勢。我是從35歲開始做校長，而我的一些校長同事現在只有27、28歲。有時候我也感到他們非常年輕，因為每個人都需要花一些時間才能明白自己的學校工作，但反過來說，如果你的校長生涯開始得比較早，你也有更多的機會實現自我的發展和學校的發展。
《上海教育•環球教育時訊》：芬蘭校長越來越年輕，意味著工作經驗可能相對較少，如何幫助他們成功？
艾瑞·博卡：一般年輕的校長會有一個導師，我曾經做過幾次年輕校長的導師。年輕校長履職後，一年會來我的學校4~5次。每次，他們都會帶著許多問題過來，主要是工作實踐中遇到的問題。我認為導師制是一種很好的方式，因為其他方式可能會過於理論。我第一次做校長的時候，考核非常的理論化，需要讀特定的書或者修特定的學位，但對於校長工作實踐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我幾乎一無所知。針對校長也會有一些專門的培訓，校長們基本上每個月會碰一次面，一起討論一些大主題。芬蘭校長協會也是一個校長組織，會組織一些校長培訓。與培訓內容相比，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場合，你可以找到一些校長同事，和他們真正討論你在工作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其他校長能夠理解你的問題，因為大家在工作中會遇到類似的事情。我太太做了30年的小學校長，去年剛剛退休，我們經常在一起討論。每周五傍晚，如果沒有其他安排，我們會一起聊3~4小時，過去這一周發生了什麼？遇到了哪些問題？對我來說這也是一種輔導，因為她幫助我了解小學的情況，我也幫助她了解了中學的情況。最重要的是同事之間相互信任，可以敞開了聊很多事情。雖然她是我的太太，但我們一起討論的時候，她是我的同事。校長協會也會為芬蘭校長們營造這樣信任的氛圍，校長們在一起的時候可以暢所欲言，不用擔心別人會怎麼看。除了這種校長網絡之間的交流，許多校長也會去大學繼續修讀領導與管理的學位。
《上海教育•環球教育時訊》：有人說，芬蘭教育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始終堅持「以學生為中心」，在您看來，「以學生為中心」具體意味著什麼？
艾瑞·博卡：真正以學生為中心意味著學校必須傾聽並允許學生發出自己的聲音，無論是批判性的反饋還是積極的行動。以學生為中心的方法也必須體現在學校的發展中，如果學生提供了反饋，卻看不到任何改變會降低他們參與學校運作的意願。校長通過自己的言行為「以學生為中心」的學校運營文化創造可能性。作為創新的推動者，校長的作用至關重要。例如，當外部壓力影響了學校的整體氣氛時，校長必須能夠告訴教職員工他們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什麼。這樣做的目的並非要建立一個紀律嚴明的社區，而是要從尊重和公平地對待所有學生開始，讓他們真正去學習並發現自身的潛力。換句話說，一個以學生和他們的學習為中心和目的的，即「以學生為中心」的學校文化是提供學習的空間和學習的可能性。為了實現這一點，教師必須要求學生尊重這一空間。因此，「以學生為中心」並非放棄紀律，而是在所有參與學習過程的人，包括成年人和兒童之間達成相互尊重的多邊協議。和許多芬蘭校長一樣，我非常喜歡音樂和藝術，我們學校可能是全芬蘭對音樂和藝術最開放的學校。每天早上，我到校停車的時候，都能聽到學生們在敲鼓。每當我聽到這些聲音的時候，我都會對自己說：很好，他們到得比我還早！這也給了我一個啟發，學校的開放時間不應該只是早8：00至晚4：00。我們學校的開放時間是早6：00至晚9：00。我們創造了一種學校文化，只要學生願意，他們在課外時間也可以待在學校。很多時候，學校裡並沒有教師，只有學生。我和學生有一個約定：你在學校可以使用電腦、樂器，與同學一起彩排、複習功課、鍛鍊身體，你在學校想待多久都可以，但是如果你在學校裡做一些「傻事」，製造麻煩，我們就把這項政策取消。所以他們都非常小心，因為這是校長給予他們的「特別福利」，他們非常尊重這項約定。所有你給予學生的尊重、信任、自由，他們會同樣地回饋給你，但是，如果你只給學生權威和命令，他們只會反抗。
《上海教育•環球教育時訊》：最近幾年，芬蘭出臺了許多新的教育政策，作為校長，您如何帶領教師們應對變革的挑戰？
艾瑞·博卡：最近一段時間，芬蘭教育快速變化，但如果變化太快，在執行的時候會遇到一些挑戰。因為教育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位校長都有一個擁抱變革的教師小組，假如學校有80名教師，可能會有10~20名是喜歡變革創新的人，他們可以幫忙將變革的思想、詞彙解釋給其他教師聽，並告訴大家我們在實踐中可以這樣做。在變革中，這10%~20%的人會起到很大的作用，雖然主題不同，負責人可能不同。芬蘭教師都非常專業，我非常關心教師的幸福感，因為如果一直在變，壓力太大，會影響他們的幸福感。作為校長，每當我被要求完成一些任務的時候，我會首先考慮教師的情況，所以，有時候，我也是學校外部與內部之間的一個「過濾器」，要將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擋在門外，讓教師可以專注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上海教育•環球教育時訊》：如果有年輕教師像您當年一樣，將做校長作為職業目標，您對他們有什麼建議嗎？
艾瑞·博卡：首先，你需要對教育感興趣，你需要了解國家的教育政策，因為它將對你的工作有很大的影響，你從中可以了解教育的發展趨勢，不要只是關注自己學校內部的事，而是儘快去建立一個開闊的視野。其次，不要放棄課程，課程是你工作中最重要的「內容」，不要離它太遠，如果你想做一個有教學領導力的校長，你需要懂得課程與教學。再次，要有耐心。如果沒有耐心，你可能會失去勇氣。因為你可能需要不斷地面對和處理各種棘手的事情，「問題學生」、突發狀況，等等。我年輕的時候，曾經不是很有耐心，但是沒有耐心只會為你帶來更多麻煩。最後，培養自己的社交能力。在芬蘭，我們有三個重要的學科：歷史、數學和體育，80%的校長可能在大學裡都是學的這三個專業。而在這三個專業當中，學數學出身的校長人數又是最多的。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相同專業背景的人更容易形成社交網絡。社交能力也是校長很重要的能力。校長的社交網絡既包括本地的、全國的，也包括國際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