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關於抗日老兵周福康的微博，這幾天被各大新聞網站轉載。昨天下午，騰訊新聞也在微信上推送了這條消息，一時間成為網友中秋熱議話題。
有網友評論說，這段故事簡直是電影《海角七號》的翻版，很多網友關心老人現在的生活。
老人的現狀如何？他還能見到69年前的那位日本戀人嗎？
昨天中午，快報記者來到坎山鎮塘上社區最繁華的塘上街口。
我問街口小賣部的大姐認不認識周福康，她笑著說，「這老頭誰不認識，每天騎著三輪車到處撿破爛，以前還是國民黨部隊的軍官呢！」
在平房外的空地上，堆滿了各種破爛廢品，但已經被人做了分類，破雨傘上的鐵絲骨架放在破爛堆的最裡面，打包好的一疊紙板在最外面。
「這就是周福康的家，這些破爛都是他撿來的。」在堆滿破爛的那件平房的隔壁一間屋子裡，一對中年夫婦正在準備中秋夜的團圓飯，蒸鍋裏白斬雞飄出香味。
聽說我來採訪，中年婦女和四合院裡的其他鄰居走了過來，「最近來了好幾批記者，還有日本人呢。」一位鄰居大姐說，周福康92歲了，他以前去臺灣接受日本兵投降的故事，司馬第巷子裡人幾乎都知道，因為他(周福康)腦袋特別活絡，以前的每件事都記得清清楚楚，只要別人願意聽，他就會不停地講，「我已經聽他說了四五遍了！」
周老先生不在家，他每天上午會騎著電三輪出門去撿破爛，要晚上才會回來！鄰居大姐說，「不過你們可以問問他阿嫂！」
老兵每天外出撿破爛
撿到喜歡的書會留下來自己看
在周福康老人住的平房的後門，找到了一位白髮老人，她是周福康老人的嫂子王月仙，今年91歲，身板也很硬朗。王奶奶說，周福康膝下無子女，現在住的房子還是租的。「不過還好就住在我們邊上，平時還有個照應。」
不過，王奶奶的兒子說，叔叔脾氣蠻倔的，不喜歡別人幫他，他每天出門撿破爛，自己養活自己。
「對，他就是倔頭倔腦，日子過得也真是苦！」王奶奶說著，帶我們走進周福康老人住的屋子。屋外的房門沒上鎖，王奶奶說，福康從來不鎖門，他說家裡全是破爛，沒什麼值錢的東西。
走進周福康老人的家，屋內共有兩間房，一間是他的臥室，許多蜘蛛網把白牆變成了灰色，柜子和木床十分破舊，屋子裡有兩件電器，一個是老式收音機，王奶奶說那是周福康撿破爛撿來的，他每天都要聽新聞；另一件電器是一臺嶄新的空調，社區免費來裝的，不過周老先生幾乎沒用過，因為鄰居曾跟他半開玩笑：「開一晚要兩塊錢！」
老人住的另一間屋子是客廳，也堆滿了破爛，在客廳的方桌上，擺著老人已經準備好的中秋夜晚餐——一碗醬油湯煮的發漲的麵條，碗邊上，還擺著幾本書，有現代漢語詞典、新版英語語法訓練、半月談雜誌……周福康的侄兒說，叔叔把破爛撿回家以後會分好類再賣錢，但只要是書籍，他都會自己先看，喜歡的書就會留下來。
蕭山淪陷參軍
1945年隨部隊赴臺受降日軍
昨天下午1點多，正和周福康的嫂子、侄兒閒聊時，屋外傳來刺耳的剎車聲，一輛電動三輪車剛停穩，一位老人就從車上跳了下來，雙手來回擦了擦已經洗得發黃的淡藍色襯衣，快步上前握住我的手，「我侄兒打我手機，說有記者來了，我馬上就從瓜瀝趕回來了。你好你好！」
眼前的周福康氣色紅潤，他從屋子裡拿出幾張竹椅，搬到四合院的石榴樹下，招呼我坐下。
「先從我的出生說起吧。我出生在蕭山坎山塘上。」周福康說。
我1923年2月8日出生，十五六歲時，在紹興稽山中學念書，那是一所很有名的學校。
16歲那年，日軍入侵，蕭山淪陷，我從學校跑了出來，參軍救國，我記得那時候我們這些學生兵都叫做補充兵，我當時所在部隊的番號是國民革命軍第70軍。因為我有文化，最初就在107師下面連隊當文書，那個時候當兵的要是有文化很容易被重用。
參軍兩年後，部隊一個叫政工服務隊的在內部招人，要求是有文化，能寫材料，能幫長官處理一些文件。我所在團的長官推薦了我，我就成了107師政治部的一名文員，是國民黨軍官裡職務最低的，相當於現在的科級幹部。後來，我還參加了當時第三戰區的幹訓團。
1945年，我已經是個團幹事，中尉軍銜，相當於連長級別，我們的部隊當時在溫州、福建福鼎一帶活動。
1945年9月，上級命令我們70軍赴臺灣島接受日軍投降，我們坐的是美國人的兵艦(運輸艦)，從寧波港出發，在臺灣基隆登陸，那時我們的軍長是陳孔達中將。
周福康老人和我們聊天時顯得非常有條理，他能準確地說出他在部隊時每個長官的名字，遇到我們沒聽清楚的名字，他會在紙上幫我們寫出來。
到達基隆後，我們70軍馬上進駐臺灣的新竹，部隊駐紮在新竹的國民小學，那時候臺灣的學校很多，大多是日本人辦的，學校裡教學生說日語，教材也是日文的，目的就是為了把中國人改造成日本人。有學生還告訴我，日本教員對他們說，會說日語的是一等臺灣人，和日本人同等級，不會說日語的只能是二等臺灣人。
當時留在臺灣的日本人，軍人是首批乘船撤回日本的，等我們部隊安定下來後，日本部隊基本上都撤走了，留下的都是些日本僑民，我們駐紮的新竹國民小學就有很多日本教員，都是年輕姑娘。
司馬第巷子裡的鄰居都聽過
撿破爛老頭受降日軍的故事
按這位大姐指引，我來到離街口一裡路一個靠河的小巷口，巷口的門牌寫著「司馬第」，和鎮上其他地方清一色混凝土樓房不同，巷子兩旁一間挨著一間的都是粉牆黛瓦圓木房梁的老房子，走過老房子的房門口，就有一陣涼意襲來。
巷口一位染著黃髮的小夥聽說我找周福康，指著一個石拱大門的四合院子讓我進去，「我聽房東說，那房子有上百年歲數了。」
「那當然！」住在四合院最外面一間屋子的大伯說，這個院子以前住的人叫司馬第，是乾隆皇帝的拜把兄弟，後來當了王爺，原來巷口還有一塊司馬第的牌匾，文革時被砸了。
現在，住在司馬第的原住民大多都是老年人，空下來的屋子，都租給在附近工廠打工的年輕人了。大伯說著把我領到四合院東北角的一間平房，「老人就住這兒！」
其實釋放以後我過得也不怎麼樣。那時候趕上文化大革命，白天8小時勞動結束後還要戴高帽被批鬥，跟坐牢也差不多，只是有工資了。
說到這兒，周福康情緒有些低落。我問他，為什麼不結婚生孩子？他嘆口氣說：「不是我不想結，是沒條件！」
他說：「刑滿釋放後我快50歲了，哪還討得到老婆？而且我當時什麼也沒有，身上還背著刑滿釋放人員的名聲，誰願意嫁給我？不過我倒聽說有一個刑滿釋放人員在當地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不過那是極少數。」
61歲回到故鄉又幾經波折
在杭州的弟弟收留了他
在呼倫貝爾的工廠裡，周福康一乾乾了好多年，直到文革結束，四人幫倒臺。
對了，我這幾天都在聽廣播，說最近電視裡在放一部關於鄧小平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裡面就講到鄧小平如何糾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我聽了很高興，我想到了那時候，我在廠裡的工資連升了兩級，一個月有50多塊，好比現在的5000多塊呢！
不過，我總歸還是想回老家去，那時候提出「投親靠友」的口號，我61歲的時候，終於從呼倫貝爾回到了杭州，投奔我弟弟，他把我安排在橫河橋，就是現在杭州的金衙莊一帶，離城站火車站不遠。
那時我弟弟介紹我去杭州××塑料廠當臨時工，一個月工資50塊，不過做了一年多，我們那個姓王的廠長因為作風問題被撤職了，新上來的廠長聽說我以前是國民黨就處處為難我，我這個人脾氣也很倔，我就不幹了。
1986年，那年我63歲，我來到杭州石橋沈家村，當時村裡領導對我特別好，給我8畝土地，每年種的糧食蔬菜只要交完公家的，剩下的都能留給自己。
在臺灣遇到邊見須惠子那段時間是我最開心的日子，杭州在沈家村的那15年就是我第二開心的日子。
可惜，沈家村後來撤村建居，農田變成了樓房，我也只好回到蕭山坎山。
現在，周福康老人住的屋子是跟別人租的，屋子邊上就是他嫂子和侄兒的房子。他是低保戶，每月有618元的補助。他的戶口還在杭州。低保的這筆錢是要到杭州領的，老人就把存摺給他在杭州的弟弟，讓他幫著領。平時，周福康就騎個電動三輪車去外面撿破爛貼補家用。
「我每天上午十點出發，下午四五點回來，中飯外面隨便吃點，晚飯回來自己做。吃得最多的是麵條煮青菜，放一點菜油，又飽又健康。」周福康說，「撿破爛一天大約能賺30塊錢，還能鍛鍊身體。你看我身體多好。」
周福康說：「本來，我想我這撿破爛的老頭也沒必要再去找她(邊見須惠子)，讓日本人知道我在中國撿破爛也挺沒面子的……唉，其實，我還是很想再和她見一見的。」
22歲遇到漂亮日本女教員
她彈鋼琴的模樣打動了我
1945年9月，周福康22歲。就在這年，他遇到了邊見須惠子。
那時候臺灣的學校設備很齊全，除了教書的教室，還有美術教室、音樂教室，沒有任務時我最喜歡去音樂教室，那裡經常有教員在彈鋼琴，鋼琴發出的聲音真的很好聽。
有一次，我看到一個日本女教員在彈鋼琴，我也跟著哼了起來，她轉過頭朝我笑了笑，是個很漂亮的日本女孩。那時我就被她的琴聲和外貌打動了……
「原來她就是那個臺灣婆呀，哈哈！」一位年輕的鄰居女孩聽到我們的談話，圍了過來，笑著說，「爺爺(周福康)經常跟我們講他的愛情故事，說是在臺灣認識一個姑娘，名字不好記，我們都叫她臺灣婆。」
坐在邊上的王奶奶和兒子，還有鄰居們聽了都笑了起來，周福康也笑了，眼裡有淚光。「她不叫什麼臺灣婆，她叫邊見須惠子，是一位日本教員，就是教師，教音樂的。」
不過，第一次見到姑娘時，因為語言不通，我們只是互相點了點頭，也沒有做正式介紹。後來有一次一位會日語的中國教員幫我們做翻譯，我們才算正式認識。
後來，只要有空，我就故意往音樂教室門口走過，每次看到她，我就表現得好像碰巧經過遇到，然後我會站在鋼琴邊聽她彈琴。有時候我哼一些我們的歌曲，她會隨著我哼的調子把曲子彈出來……
有時候，我會讓中國教員幫我做翻譯和她聊天，但教員在，我又不能講太多(肉麻的話)，不過很快我去找她都不叫翻譯了，語言不懂也沒關係，她彈琴我懂就行啊！
有一天去音樂教室找她
邊見須惠子已經被遣返回國
剛才說周福康整天嘮叨臺灣婆的那個女孩說，「以前就聽你說起去臺灣，遇到個臺灣婆，這些故事你怎麼不和我們講啊！」
「這些東西說出來多難為情！」周福康擺了擺手。
「那她現在在哪裡？你可以讓記者幫你去找找啊！」年輕女孩說。
1945年11月，有一天我去音樂教室找她，她不在，別的日本教員也不在，幫我們做翻譯的中國教員說，邊見須惠子和其他日本教員已經被集中起來，就要遣返回日本，以後再也不回來了。
11月的一天，我從新竹趕到基隆港去送她，在碼頭，她看上去不太高興，我讓中國教員幫我翻譯了三句話給她，第一句是我來看看你，以後再也沒法見了；第二句是最後一次向你告別；第三句話是我會很想念你！
但第三句話我讓翻譯不要說了，因為當時我已經有點控制不住了，但作為軍人，在那種場面我不能太激動，本來我想說完最後一句道別的話就上去擁抱她，可我還是沒那麼做。我們揮了揮手算作告別。這一別就是69年。
說到這裡，周福康的眼眶紅了，「她可能已經死了！」
周福康說，1945年12月，他聽團部的戰友說，有艘裝滿日本僑民的船，在開往日本時，碰到日本海軍遺留下的水雷，爆炸沉沒了，一個生還者也沒有，不知道邊見須惠子坐的是不是那艘船。但就算不在那艘船上，這麼多年過去，現在想見到她也談何容易！
半個月前，日本《讀賣新聞》有個記者叫牧野，他和翻譯來找過我，牧野記者說會幫我找找邊見須惠子，現在半個月過去還沒回音。我想她估計已經不在了，牧野記者怕我難過就沒告訴我。
1947年，我隨部隊返回大陸，駐紮上海金山。當時，國民革命軍的軍隊編制進行了調整，我們70軍改編為整編第70師，我從團幹事變成了機槍連的指導員，還是中尉軍銜。
那年，我們部隊被調到徐州戰區跟解放軍交戰，我們傷亡慘重，那時我的長官是劉峙，後來節節敗退，退到了臺灣島……我回到了蕭山老家。
判刑15年關在內蒙古呼倫貝爾
出獄後從一級工做到了三級工
說到回蕭山老家以後的生活，周福康的情緒反倒顯得很平靜了。這期間，他經歷了牢獄和被批鬥的生活。
1955年，我因為參加過國民黨軍隊，加入過國民黨，被老家幹部揭發，判為反革命罪，剛開始我死不認罪，那都是建國前的事啊！可是村幹部威脅我如果不認罪，就把我全家抓起來，定性為反革命家庭。那時我家裡還有個弟弟，1949年建國前就是共產黨的幹部，我不能拖累他們，只好認罪，被判入獄15年，關在內蒙古的呼倫貝爾。我還記得我改造的農村叫做烏蘭農場，我剛去時那裡就是一片荒地，經過我們這些犯人勞動改造十幾年，烏蘭農場全是莊稼了。
1970年，我刑滿釋放，在呼倫貝爾的一個工廠從一級工做到了三級工。其實我一直想回來，但這裡(老家)說我參 加過國民黨不肯收我。
昨天下午，快報聯繫了中國外交部新近開通的12308領事保護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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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讀賣新聞》駐中國記者牧野，曾採訪過周老先生。昨天晚上，快報與牧野先生通了電話。
牧野說，今年8月下旬，他通過一個老兵志願者的介紹，和中國作家協會作家方軍一起去採訪了周老，也試圖幫助周老尋找他的戀人邊見須惠子。「但是，我們從老人這裡知道的惟一線索，就是邊見須惠子曾經在臺灣新竹的一所小學教過書。後來，邊見須惠子回國時乘坐的船可能被水雷炸了，生死未卜。」牧野坦言，僅憑這些線索，要找一個70年前的人，完全不知該如何下手。（都市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