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很少有人討論生產過剩危機。其實，早在 1998 年，中國就出現了第一輪生產過剩危機，該危機是 1997 年東亞金融風暴導致來年外需陡然下降造成的，是外部因素引發的生產過剩，屬於「輸入型」危機。從 1998 年開始中國進入四年通貨緊縮、資產價格下跌、大量企業破產倒閉的艱難發展時期，而政府卻在企業最困難的時候推出國企改革，放手外資進來廉價地抄了很多國企的底，為第一輪生產過剩付出了代價。1998 年馬洪、陸百甫都向中央發出中國進入相對過剩的警示。林毅夫則在 1999 年於經濟理論界一次內部會議上直白地指出: 「中國面臨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他領導下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曾給中央提交報告，認為唯一可資借鑑的就是「羅斯福新政」。
中國當年正處在產業資本擴張階段，遭遇生產過剩的本質是產業資本過剩。所以，從 1998 年起，城市工商企業要求進入農業，政府適時配套政策就叫「農業產業化」———這是被西方教科書認定，卻從沒有在亞洲原住民社會的小農經濟條件下落地的理論。結果是從城市產業資本過剩，直接演變為商品化程度越高的農業產品越是大量過剩。而基層幹部卻在地方政府指揮下調結構、強迫農民交出土地向農業產業化進軍，結果是農民虧損嚴重，政府欠債增多。
我們不妨做個「穿越」比較。通過國際比較會發現，1929 年美國遭遇生產過剩大危機的同時，也是城市的工商業資本去推進農業領域的「福特主義」大生產時期，很快就導致三十年代的美國農業過剩。同理，中國在 1998 年遭遇了城市工商業資本的產業過剩，接著政府鼓勵工商業資本下鄉推進大規模產業化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在1998 年以前農村是一個「被資本遺忘的角落」，但在國內產業資本找不到出路的時候，工商業資本迅速轉向農村。其結果與美國工業生產過剩資本流向農業接著就發生農業過剩的道理一樣，中國也是九十年代末工業生產過剩，接著進入新世紀第一個十年，農業也出現相對比較全面的過剩。
資本化農業在世界上都被認為具有多重負外部性，主要有三: 一是過剩，二是汙染，三是破壞鄉土社會穩定。農業過剩數據是原中國農業大學副校長李裡特教授講的，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塑料大棚扣在中國，靠大搞設施農業以超採地下水、地表鹽鹼化為代價，生產了全球 67% 的蔬菜，人均蔬菜產量 500 多公斤，遠遠超過《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 ( 2014—2020 年) 》中規定的 140 公斤。大量的過剩演變為大量城市垃圾無處填埋。中國水產養殖量佔全球總量的 61. 7% ，全球 49－ 51% 的豬肉，另外還養著一百多億雞鴨等禽類，可見中國養殖業也是世界最大規模。主要農產品只有糧食一項產量佔世界的比重與人口比重是一致的，其它的都是過剩的。但由於最大規模養殖業需要大量耗糧，就有糧食 12 年增產還得進口，決策者據此認為農業沒有過剩，但這種認識並不科學。
大家都知道很多農業過剩的案例，最極端的是菜農自殺，不極端的也是搞農業經營者沒有合理收入，成千上萬農村人因此背井離鄉，留下老弱婦孺被地痞村霸欺侮，鄉村的社會穩定受到嚴重破壞。
那麼，是什麼方式造成農業過剩呢? 工商業資本改造農業，當然包括農業全面化學化。所謂「化肥農藥除草劑，家家都種衛生地」，就是這麼造成的。這就帶來農村因大量使用化學產品而導致的水、土、氣等資源環境的嚴重汙染。
2006 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已經有報告指出我國農業汙染已嚴重影響水體、土壤和大氣的環境質量，且日益明顯和突出於工業汙染。2015 年農業部副部長張桃林提出中國農業資源環境遭受著外源性汙染和內源性汙染的雙重壓力，農業可持續發展遭遇瓶頸。我國農業已超過工業成為我國最大的面源汙染產業，總體狀況不容樂觀。很多科研和投資集中於工業和城市汙染，很少人去做農村汙染研究，說白了是面源汙染本屬生產、生活方式造成的，不發動群眾形成有控制能力的組織，政府沒辦法給300 萬個自然村都投資治汙設備，更不可能直接去治理 2 億多小農戶。因而，我們不能生搬硬套教科書理論，要善於從宏觀到微觀做分析，注意農業發展和鄉村變遷的時空條件和宏觀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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