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振環:中國翻譯史研究不該漠視前人成果

2020-12-11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鄒振環著,中西書局201711月第一版,58.00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或主動或被動地,或詳或略地研讀了大量新出版的中國翻譯史論著,進入21世紀,更多閱讀的是以中國翻譯史為研究論題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青年學者的勇氣和熱情讓我欣喜,但這些論著和學位論文中所顯露出對於前人研究成果有意無意的忽略和無視,特別是20世紀初以來翻譯史學者的勞作和貢獻,幾乎全然被漠視和遺忘。這一點尤讓我感到憂慮。即使一些專家學者討論中國翻譯演變的論著中,在介紹前人研究或引用文獻中竟然也會完全忽略中國臺灣和香港學者的成果。原本就尚未成熟的中國翻譯史學科,漸漸被看作是一塊喪失了歷史記憶而沒有進入「門檻」的「荒蕪」領地,似乎無需經過歷史學「辯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基本訓練,誰都可以在這塊領地中隨意馳騁。

 

原舊學方能知新說,善回眸才能有前瞻。學者的使命無非就是「因」和「創」兩個方面,所謂「因」就是承繼,「創」自然是創新,但這種創新不僅僅是說新詞、創術語,而應該是在承繼基礎上的批判性創新,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拓和發展。初入門之學者不妨多考慮「因」,即如何繼承前人的成果,認真對傳統做正面的承繼;而有經驗的學者宜多注意「創」,即儘可能大地突破自身研究的局限,使自己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更大的新創穫。批判性的創新首先得了解自己研究領域的前行者,這些年來,我們過多強調「創」,經常把「因」給忽略掉了。「發前人之未發」,首先要知道前人「發」了什麼,如果連前人所「發」之權威論述都不了解,又何來新「發」之說呢?這本《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的最初構想,就是嘗試將20世紀以來關於中國翻譯史所之說,清理出來,將一些漸被遺忘的歷史記憶展示給學界同仁,特別是年輕的同行。

 

20131221日至22日,我參加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主辦的中國現代史學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發表了題為《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的起承轉合》的論文,在討論環節中,與會者多有建議,認為可將之作為論著的綱要,或可將其中的內容多加擴充。《南國學術》(澳門大學)的主編田衛平先生,在讀到該會議論文集後即來函約刊此稿。全文經修訂增補,連載于田先生主編的《南國學術》2015年第5卷第1期(頁37—57)、第2期(頁67—80)。拓展為書稿的計劃時斷時續地在同步進行,在原論文初稿的基礎上,我將其中的部分章節,逐步擴寫為單篇論文。感謝天振先生的邀約,作為本書章節的若干篇:《20世紀早期中國翻譯史研究的發軔和演進》(載第1期,頁41—47)、《潮起潮落:20世紀中期譯史研究的承勢與轉折》(載第2期,頁22—32)、《20世紀5070年代香港翻譯史研究舉隅》(載第3期,頁28—35)、《20世紀80年代譯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載第4期,頁31—39)、《近五十年來臺灣的翻譯史研究》(載第6期,頁34—4350),即在其主編的《東方翻譯》(2014年)上連載。2015年,我的研究生、目前任職於上海中西書局的畢曉燕君,在讀了部分發表的拙文後,建議我將手頭的這些關於20世紀翻譯史學史的文稿,整理成一部著作,交付中西書局出版。於是,原本大約只有10餘萬字的原稿,又被大大拓展,上述所有作為單篇論文發表的作品,在作為本書章節後,全部經過修訂增補。

 

這一持續了近五年的撰寫現當代中國翻譯史學專門史的工作,時時會讓自己產生一種強烈的新鮮感,當然其難度也非同小可,一方面仍有史料缺乏等客觀的因素,另一方面還因為撰寫當代翻譯專門學術史,勢必會涉及對不少還活躍在譯界的專家學者之專門論著的評估。按時下之風氣,當代中國的翻譯專科史學史很易編排成一部為當代翻譯史研究者評功擺好的功勞簿,而一味說好話卻不是我的風格,好在筆者不在譯界,亦無門戶派系,因此,自以為可以儘量做到對所有論及的翻譯史論著,先讀出其好處,明示各家之成就,但不作故意渲染;評論時賢之得失、是非直言不隱。即使對於自己成果之批評,也力爭做到褊窄處無所規避,不虛美、無隱惡。如果本書面世後,其中有開罪於當代譯界諸公者,還請多多包涵。希望拙著能讓馳騁在翻譯史園地的研究者可以下馬稍作小憩,讓即將進入翻譯史園地的研習者,在快馬揚鞭之前,能認識到自己的所知仍然有限,僅此一點,算是對推進中國的翻譯史研究,貢獻了自己的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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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鄒振環:1984, 中國的「翻譯史」年
    在新書《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中,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鄒振環以翻譯史研究論著為主要資料,首次勾勒出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發展演變的脈絡與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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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意味著學科間的知識交流、不同學科術語的移植、理論的集成、研究思路與方法的採用、交叉有可能孕育出更有影響力的學術成果。 1. 翻譯史研究的面向 文學翻譯史是近40年來翻譯史研究的重心,是翻譯史研究的主流。但是,文學翻譯史面向不應當是翻譯史研究的全部或唯一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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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來源:本文節選自鄒振環,《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中西書局,2017年10月 轉自:澎湃新聞 2017-11-20 在新書《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中,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鄒振環以翻譯史研究論著為主要資料,首次勾勒出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發展演變的脈絡與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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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中西翻譯史研究現狀看中國典籍英譯史的研究方向
    皮姆把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引入到譯史研究中,界定了翻譯史研究的對象是作為人的譯者以及他們的社會行為,並劃分了譯史研究的三個領域:1) 翻譯考古學,負責記錄和挖掘基本史實; 2) 歷史批評,負責分析前人對歷史上出現的翻譯現象的評價; 3) 解釋,用於解釋翻譯行為在特定歷史時期和地點出現的原因及其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同時也提出了翻譯史要圍繞譯者及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語境展開的四條翻譯史原則。
  • 復旦鄒振環:我認為最好的學術研究是考據和義理兼長,既有紮實的材料開掘,又有深度的理論分析
    ————澎湃記者:您的叔叔是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鄒逸麟,能否談談家學對您今後從事歷史研究的影響? 鄒振環:其實談不上家學,我們鄒家是在晚清從紹興遷至寧波的,從清末所編的《鄒氏宗譜》中可見,我家所屬的鄞縣鄒氏家族不算傳統意義上的書香世家。爺爺那一輩都是商人,是從寧波出來做生意的。
  • 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與近代史學新領域的拓展
    翻譯活動在中國有著近3000年不間斷的歷史,形成了深厚的翻譯傳統,但將這一翻譯活動的演變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來進行考察,卻是從20世紀初才開始的。新近面世的《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一書以「起承轉合」為線索,將20世紀(1902-2000)中國翻譯史研究的演變過程作出了比較系統而全面的梳理。全書以翻譯史研究論著為主要資料,結合其他文獻,首次勾勒出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發展演變的脈絡與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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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中國譯釋學暨翻譯理論與翻譯史研究高端論壇(2019)在舉辦。來自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上海海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師生共聚一堂,就佛經翻譯、中外典籍翻譯、西學東漸與中學西漸、中西文化比較、翻譯史、翻譯理論、認知與翻譯等領域的話題展開研討。
  • 專家訪談|黃克武教授訪談1:思想史、概念史與翻譯史研究的結合(上篇)
    墨子刻教授對我從事思想史研究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他也曾非常仔細地幫我修改我在他的課堂上寫的一些作業,教我怎麼寫文章,我覺得這是我的學術研究的開始。後來我又跟他與李國祁教授(碩士論文指導老師)寫了一篇有關《皇朝經世文編》的碩士論文,他會和我兩個人一起讀文本,這個過程對我來說幫助很大。因為《皇朝經世文編》是清朝中葉的一個作品,文字不太好讀,裡面有很多典故,還有很多現在不常用的表達方式。
  • 特別推薦|中國翻譯研究
    [1]5 所以有必要對這樣的發展歷程進行回顧與檢視,以做到「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進一步加強翻譯學科建設,構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譯學理論,為發展和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做出譯學應有的貢獻。重點闡釋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翻譯研究經歷的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全面展示40年來中國翻譯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以及這些成果在推動翻譯學學科建設及翻譯事業發展,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國際合作等方面體現出的時代價值與發揮的重要作用。
  • 譯史||王祥兵、穆雷:中國軍事翻譯史論綱
    另外,文軍主編的《中國翻譯史研究百年回眸——1880-2005 中國翻譯史研究論文、論著索引》一書中收錄了1880-2005年間與翻譯史研究相關的論文、論著924篇(部)(文軍,胡慶洪 2007)。這些數據雖然是不完全統計,但能說明一些問題。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近些年來中國翻譯研究中翻譯史研究的勃興,「翻譯史研究已成為當今國內翻譯研究的主流之一」(穆雷,藍紅軍 2011)。
  • 論文寫作前需要對已有研究成果進行綜述的原因
    具體言之,就是當研究者開始進行一項新的研究工作時,通常總是需要對前人已經完成的與之相關的研究工作成果進行收集、閱讀、整理和分析,在此基礎上,對前人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歸納、總結和評估,並據此確定新的研究問題和研究路徑。在通常情況下,前人的研究工作成果是以各種不同形式的文獻呈現出來的,因此,收集和閱讀各種文獻就成為把握前人研究工作及其結果的基本方式和途徑。
  • 譯見||張汨:注重翻譯手稿 推動譯家研究——Jeremy Munday教授訪談錄
    所以我能夠發現這些材料完全是出於偶然,東安格利亞大學有一些翻譯手稿,但是只有我研究的那部是最詳細和完整的,此外還有往來通信和筆記,並且我後續又到普林斯頓大學採訪了該教授,所以這就是我從事翻譯手稿研究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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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年前,《上海翻譯》曾組織過一次關於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專題討論,該討論成為了中國譯學史上的一大事件。2019年,譯學界再次組織討論,曹明倫(2019)等學者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近年來中國學者的語料庫翻譯研究成果受到了國際譯學界越來越多的認可,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等院校的語料庫翻譯研究團隊已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我們期待著學者們突破現有主題域限,提升理論思想,取得更多的創新成果。從20世紀90年代起,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翻譯的社會性,這推動了從社會學路徑進行翻譯研究的探索,翻譯社會學逐漸成為了翻譯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 2020年當代翻譯理論與研究暑期在線研修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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