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
熊兵嬌
現代意義上的翻譯史研究發展到今天，已經歷了100多年的演進過程，晚近30餘年，翻譯史研究的勢頭更是有增無減。如此一來，為了回應翻譯史研究發展的需要，對中國翻譯史研究的歷史進程進行清理與回顧就顯得尤為必要。鄒振環的新著《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以下簡稱《史學史》) ，就是對中國翻譯史研究在20世紀的形成與演進的歷史性回顧與反思。作者把中國翻譯史學的研究內容分為「中國翻譯史學原理」和「中國翻譯史學史」兩大部分，如書名所示，他所關注的是後者。具體而言，《史學史》是「對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的成果作出一次比較系統的再總結和回顧，提示一條20世紀形成和發展的翻譯史研究的譜系」。
綜觀整個譯學界的研究現狀，翻譯史學史似乎並未引起學人的興趣和關注。以翻譯史實踐為對象的系統性專題研究，嚴格說來，在《史學史》面世之前是空缺的。顯然，《史學史》所做的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也是對20世紀學術史的有益補充，「填補了20世紀史學學科研究史上的一大空白」。《史學史》立足於「描述、批評與反思」的研究路徑，為勾勒與重現、分析與評判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的本體面貌與脈絡演變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和有效的實驗。
作為學術研究史，《史學史》的首要任務是要對20世紀翻譯史研究的歷史進程加以概括，並對其作出系統的描述和梳理，這就必須構建內部結構，也即各個構成部分的組合關係。針對這一問題，需要考慮兩層關係，即橫向的空間軸系和縱向的時間軸系。作者在橫向上選取內地、香港和臺灣三地的翻譯史研究為考察對象，在縱向上則以1902年為起點，將1902-2000年分為1902-1949、1949-1984、1984-2000三個時期；同時它又以時間為經，以具體的研究個案的主題為緯，一縱一橫，一經一緯，構建起了《史學史》的敘述結構。
《史學史》立足於歷史文獻學的方法，採用知識史理論，以「起承轉合」為演變軌跡，對百年中國翻譯史研究作了共時性和歷時性的縱橫描述。在具體的描述方法上，它以治史者、史著、刊物、編纂形態、翻譯史研究現象等「散點」來把握20世紀翻譯史研究的發展脈絡和基本特點。以「點」帶面，在對「點」進行重點描述時，不忽視歷史內部的照應與關聯以及整體性流變。在橫向的空間軸系中，《史學史》將內地、臺灣和香港的翻譯史研究並置於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的整體架構中，展現了「中國概念的完整性」，由此形構了一部「全景式」的翻譯史學史。
歷史研究除對歷史事實進行綜合性的整理與描述之外，斷然不能沒有價值評判。毫無疑問，《史學史》的貢獻還在於它從史學批評的角度，重新審視了20世紀翻譯史研究活動及其成果的學術價值。《史學史》把具有代表性的翻譯史著（包括翻譯史研究現象或事件）置於共時性和歷時性的雙重空間中，對百年翻譯史研究的現狀展開了局部性與整體性批評，檢討了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的利弊得失。《史學史》堅持「務成曩美，毋薄前修」的批評態度，持客觀公允的立場，實事求是、設身處地地作出評價，且做到要言不煩，點到為止。
運用歷史研究的方法，《史學史》大致有三條批評路徑：一是宏觀把握20世紀翻譯史研究的學術流變，並以此確立翻譯史著的歷史地位；二是秉承古代學術批評「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傳統，清晰呈現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發展的一般形態，並確立翻譯史研究各種趨勢和潮流在歷史演進中的位置；三是運用歷史比較法，闡明20世紀翻譯史研究的進程特點和翻譯史著的優長短缺。
而在對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展開描述與批評的同時，該書還對其進行了學理反思。這些反思不是凌空虛蹈，而是建立在對20世紀翻譯史研究的歷史進程與現狀特點的全面把握與深度理解之上。
首先，《史學史》對20世紀翻譯史研究的發展進程與內外動因進行了反思。從研究主體、研究規範、傳統治史方法以及學術交流等因素反思了治翻譯史的發起和發展，並從物質經濟和教育發展的角度檢討了1949年以前翻譯史研究系統性的缺失。在對20世紀中期中國內地翻譯史研究的承勢與轉折的考察中，《史學史》就時代政治對翻譯史研究趨勢的影響作了深入剖析。與此同時，該書就同一時期臺港翻譯史研究的不同局面的成因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對於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末的翻譯史研究，《史學史》分析了這一時期翻譯史研究回歸學術自身的自律性。20世紀最後20年是中國翻譯史研究的重要時期，《史學史》從史料開掘、研究方法、研究規範等方面思考了「多元格局」的治史局面的形成。
其次，《史學史》對20世紀翻譯史研究的實踐和理論問題進行了反思。一是研究主題的分布不平衡。《史學史》指出，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已經形成了多學科、多層面、多角度的研究特點，但研究主題偏重佛典翻譯史和文學翻譯史，從而造成了研究整體格局的失衡。二是史料與史識的結合不到位。《史學史》認為，在有限的翻譯理論史和翻譯思想史研究著述中，大多長於敘述和對資料的梳理排比，缺少對史料的探究和升華。三是研究方法上缺少創新。《史學史》指出，20世界翻譯史研究缺少歷史研究新方法的運用，多為 「斷線式珍珠」的傳統敘述模式。《史學史》也觸及到了翻譯史研究的理論問題。它認為，20世紀初以來的翻譯史研究在理論上並未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話語系統，翻譯史尚未建構起屬於自己學科的文獻學。
再次，《史學史》對於20世紀翻譯史研究對新世紀研究的啟示也作了深入思考。它從新史料的挖掘、拓展、彙編與輯印，新理論與新方法的運用，以及翻譯整體史與專門史的同步發展等角度，思考了21世紀翻譯史研究的目標與方向。
（責任編輯 ：歐雲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