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書《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中，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鄒振環以翻譯史研究論著為主要資料，首次勾勒出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發展演變的脈絡與系譜。鄒振環認為，1984年堪稱中國的「翻譯史」年，幾件大事影響了此後中國翻譯事業的走向。
每個時代都有獨屬於這個時代的譯本，如打上了清末知識界印記的譯本有《普法戰紀》《天演論》和《巴黎茶花女遺事》；20世紀初問世的《社會學》《近世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神髓》等是與留日學生群體聯繫在一起的；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則不會忘記自己在學生時代讀過的《俠隱記》《迦因小傳》，以及《達爾文物種原始》《茵夢湖》《相對論淺釋》等；抗戰時期的一代青年讀者則不會忘記當年讀過的《西行漫記》《天下一家》《約翰·克裡斯朵夫》等。即使在幾乎中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文革」時期，我們這一代也仍然會記得曾經給自己提供過養料的「白皮書」譯本。1984年，我們這一代讀者想起的是包含有多種譯本之《走向未來叢書》的問世。
《巴黎茶花女遺事》
《走向未來叢書》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學界已發出了關於重視翻譯理論和翻譯史研究的呼籲，1983年11月23日香港學者何偉傑在《信報》上強調了實現翻譯專門化及在研究上分科協作的重要性，提出「開展譯史譯理研究，確認筆譯、口譯與屬於譯學工作的專業地位」，「專門化是中國社會現代化對翻譯界提出的要求，而分科協作與譯史研究」，已有不少人在做著這樣的工作。這一呼籲很快迎來了中國翻譯史研究上一個有標誌性意義的節點： 1984年。
1984年也堪稱中國的「翻譯史」年，筆者將之作為中國翻譯史學史第三階段的起點，緣於幾件重要的大事。一是1984年的2月和11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分別推出兩集由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和《翻譯通訊》編輯部選編的《翻譯研究論文集》，宣告了翻譯史資料整理和研究活動的重新登場。該書第一集按照發表年代的順序，收入了1894年至1948年散見於各種報刊、書籍中有關歷史上翻譯理論的論文51篇，第二集收入了1949年至1983年散見於各種報紙、雜誌、書籍上的譯學論文63篇。第一集的首篇為馬建忠的《擬設翻譯書院議》，其他還有嚴復、梁啓超、章士釗、朱自清、瞿秋白、魯迅、傅斯年、朱光潛、朱生豪等近代譯家的文章；第二集收入了54位翻譯家，如茅盾、郭沫若、董秋斯、傅雷、葉君健、戈寶權等人的文章，還收入了港臺等海外譯家如林以亮、劉紹銘、思果、余光中、趙元任等人的作品，若干篇文選自大陸地區很難見到的劉靖之所編的《翻譯論集》和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編的《翻譯十講》的內容，比較劉靖之所編的《翻譯論集》，該書收入的內容在晚清有若干拓展，如馬建忠的《擬設翻譯書院議》為前者所未收，很讓大陸讀者開了眼界。兩集中除了收入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伍蠡甫《〈伍光建翻譯遺稿〉前記》，還收入賀麟《嚴復的翻譯》和劉靖之《重神似不重形似——嚴復以來的翻譯理論》等若干涉及翻譯史的篇文，總體上還都屬於譯學理論，因為編者原來還計劃編纂第三集，輯錄中國翻譯史資料及翻譯家有關文章。不知何故，第三集「翻譯史及翻譯家」的論文集始終沒有出版，倒是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民族語文翻譯研究論文集》，體例與前兩集《翻譯研究論文集》類似。
《翻譯研究論文集》
二是羅新璋編選的《翻譯論集》的問世。1984年5月，商務印書館推出了由羅新璋編選的《翻譯論集》。據羅新璋口述，促發該資料集問世的是商務印書館的資深編輯陳應年，當時商務印書館已經重刊「林譯小說叢書」10種和「嚴譯名著叢刊」8種，陳應年注意到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從事法國文學研究的羅新璋曾與傅雷有過通信，並對翻譯理論有濃厚的興趣，因此建議他來編一本翻譯論集。該書在翻譯主題下，將各種有關翻譯研究的資料和論著編纂在一起，收輯自漢末以迄編定之日有關翻譯的文論180餘篇，略按歷史線索分為五輯，附錄所列論著篇目多達五百餘條，不僅提供了一個中國翻譯史理論演變的架構，且頗便初學翻譯史學者利用。初創者易粗疏，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章炳麟《國故論衡》），與之前劉靖之的《翻譯論集》以及同年問世的《翻譯研究論文集》相比，該書注意從三國支謙的《法句經序》開始，收入了古代佛教翻譯家的譯論，較之劉靖之的《翻譯論集》及上述兩集《翻譯研究論文集》，特色明顯。該書不僅輯錄若干古代和近代翻譯家的譯論，如當時還比較難找到的周昌壽、陳子展、傅蘭雅、陳西瀅、曾虛白等人的篇文，也注意收錄一般不為翻譯理論家注意的現代學者的譯論，如哲學家金嶽霖《知識論》中的「論翻譯」等。該書問世後頗受學界的好評，黃邦傑在1985年香港三聯書店第14期《讀者良友》上撰文，稱該書「所選都十分精當」，認為選文有四大優點，一是古今兼收，資料充實；二是理論和實踐並重，編排獨特；三是海峽兩岸兼顧，當代部分的論述所選甚精；四是所選以文為重不以人廢言、廣度深度兼顧。並提出了兩點建議，一是建議對魯迅的論述不必全輯，特別是一些「過於偏激（包括瞿秋白的），則可考慮少輯」；二是對於梁實秋和趙景深的論述應該收錄一部分，以便讀者能夠全面了解當年「信」與「順」的大論戰的前因後果。錢鍾書對該書也評價很高，認為古代重要的譯論俱已收錄，即使有遺漏，亦無關宏旨。作為一部綜合性的翻譯理論通史史料集，該書「縱跨千餘年，匯集百家言」，為中國學界勾畫了一幅翻譯理論全景式的畫面，其中的篇文成為中國翻譯研究的必讀書目，該書也被譽為中國翻譯學界的「聖經」，或以為該書在國內學術期刊有著較高的引用率，顯示了廣泛的接受程度，是一部翻譯研究經典文集。當然，該書也絕非十全十美，書中有不少論文的出處考訂不甚準確，如將錢鍾書《林紓的翻譯》的首刊時間列在1979年，實際應為1964年，該文刊載於1964年6月第1冊《文學研究集刊》。
《翻譯論集》與以往所編翻譯研究論文集之不同，還在於編者有自己的關於翻譯理論的構想，早在20世紀50年代董秋斯曾對中國翻譯理論是否存在體系，表示過懷疑。羅新璋在該書前所撰寫的長篇序言《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認為中國翻譯理論有其歷史的傳統，提出了其演變的特色體現在「精神姿致依然的『故我』，也即是趣不乖本的『本』，也即是當包達雅的『信』，也即是獲致原作精神的『神似』。據此，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這四個概念，既是各自獨立，又是相互聯繫，漸次發展，構成一個整體的；而這個整體，當為我國翻譯理論體系裡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出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翻譯理論的主張。或以為羅新璋的「序言成為中國傳統譯論存有體系之說的代表性宣言，也為後來的翻譯學體系建設提供了理論參考」。也有學者認為這種表述不合邏輯，有共同的歷史淵源的觀點可以歸納成一個系統，但不等於可以自動形成該體系（共同）哲學基礎、理論架構和術語系統等基本要素的存在。作為該書編者羅新璋的巧妙之處，就在於通過系統整理前人的翻譯理論，梳理、反思、批評和整合中國的翻譯理論，探索中國翻譯研究的多元化走向，從而給予中國翻譯理論合法的地位。
1984年翻譯史研究上第三件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大事是大陸第一部中國翻譯史著作的問世。該書是由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推出的馬祖毅的《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這是20世紀中國翻譯史研究中具有學術標杆意義的代表性著作，該書系統地將中國翻譯的兩個傳統，即佛典翻譯和西學翻譯連在一起，填補了中國翻譯史研究體系上的空白。其特色還在於注重少數民族翻譯活動的描述，其中有關藏族、回鶻族、蒙古族、傣族、滿族等譯書活動的描述尤見特色。該書在歷史分期上基本沿用歷史學科中中外文化交流的分期法，即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西學翻譯、鴉片戰爭至五四時期的第二次西學翻譯。較之韓迪厚的《近代翻譯史話》，內容突破了文學翻譯的局限，作者沒有喋喋不休地闡述如何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教條，而是通過翔實的資料，貫通中國翻譯的古代佛典與近代西學兩個傳統。書中對嚴譯有比較深入的分析，如認為嚴復「把『雅』說成是『用漢以前字法句法』，譯文力求典雅，但卻使人費解」，馬祖毅認為「『雅』若就本義來說，就是用全國通行的規範化的語言進行翻譯」。何偉傑認為這是一種挺新鮮的詮釋，宋淇認為馬祖毅是用近乎「說文解字」的方法來解讀嚴復，但這種解釋又是可以接受的，大多數的中國人還是從典雅的角度去認識，因而比較容易引起誤會。作為一部上下貫通的簡明中國翻譯史，在中國學界堪稱零的突破，該書的問世，直接帶動了20世紀最後十幾年一系列中國翻譯史著作的持續出版，馬祖毅的學術貢獻功不可沒。在1984年《中國翻譯簡史》的基礎上，作者在1998年還出版了增訂本，200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又推出由馬祖毅主編的五卷本《中國翻譯通史》，在研究時段上做了進一步拓展，將翻譯史研究一直延續到了當代，與之前所提出的三個時期構成中國翻譯史的四大高潮，即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西學翻譯、鴉片戰爭至五四時期的第二次西學翻譯、改革開放後八九十年代的翻譯。這一分期對以後中國翻譯史研究的影響很深。五卷本《中國翻譯通史》在具體研究方法上仍然是《中國翻譯簡史》研究特點的延續，或有將之稱為「注重史料發掘和翻譯現象歷史過程描述的翻譯實踐史」，其實也未必準確，因為其中不乏翻譯理論的討論。馬祖毅主編的《中國翻譯通史》確實在史料的整理方面井井有條，但描述多而分析少，很多「描述性」雖有條有理，也還是屬於其他論著的「複述」，且留有政治史敘事為主導的深刻印記，缺少了史書應有的問題意識，以及史論結合的闡釋。顧頡剛當年曾批評很多編纂中國通史的學者，往往考證的地方太多，「條列史實，缺乏見解」，「無異為變相的《綱鑑輯覽》或《綱鑑易知錄》之類，極為枯燥」。這些批評似乎仍可適用於馬祖毅主編的五卷本《中國翻譯通史》。該書中的不少陳述所採用的主要方法還是傳統的目錄學文獻整理方法，而如果從文獻資料的齊備角度來要求，有些資料又尚欠豐實。不少部分或僅僅屬於資料整理與彙編的性質，且其中不少資料的引證和出處又無法考見。這一方法在其與任榮珍合編的《漢籍外譯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一書更加凸顯，《漢籍外譯史》基本上是一種以目錄學為線索的資料清理，全書完全沒有出注，使讀者難以考見作者的資料來源。
重資料整理和事實陳述，輕論證分析和觀點闡述，缺少問題意識和理論框架，幾乎成為20世紀最後二十年多種中國翻譯史研究的顯著特徵。孔慧怡在《重寫翻譯史》一書中稱，她的「重寫」是針對學界「主流權威敘事」作出的反映。其實，中國翻譯史研究至今尚在起步階段，還談不上真正形成一套「主流權威敘事」，如果說中國翻譯史研究已經有所謂「主流權威敘事」，那麼應該就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馬祖毅為代表的中國翻譯史的編寫模式，此一模式的主要特徵是中國翻譯史的內容彙編，大多以中國政治史敘事框架為主導，採用的主要是資料彙編的方法。馬祖毅的這一「主流權威敘事」，至今仍對中國翻譯史著作的編纂產生著或大或小的影響。
1984年與翻譯史研究相關的事件還有《文史知識》第5期發表了戈寶權撰寫的《中國翻譯的歷史》。這位俄蘇翻譯史的著名研究者在20世紀80年代迎來了自己中國翻譯史研究創作的高潮期，先後完成了一組關於《明代中譯〈伊索寓言〉史話》的論文，組成了所謂《翻譯史話》，收入其比較文學論文集《中外文學因緣》。戈寶權一生翻譯過蘇聯、東歐和亞、非、拉美等各國的文學作品50多種，但就筆者看來，他晚年關於《伊索寓言》等翻譯史研究的成就，可能要蓋過他的譯作在學界的影響，1989年9月9日香港翻譯學會授予他榮譽會士銜，金聖華的讚詞中也特別提到了他在翻譯史方面的「偉大成就」。
上述這些有關中國翻譯史研究的著述，對20世紀最後近20年的翻譯史研究影響極大，翻譯史資料較為系統的開掘和整理，以及翻譯史系統的最初清理，即使到今天仍具學術價值，仍然是今天學者尋找問題意識的重要來源。
註：本文節選自鄒振環，《20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中西書局，2017年10月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