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在《中國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上發表
Breaking with the Past: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即《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一書英文原版，以下簡稱《潮來潮去》）的評介，但是對中國讀者而言，最關心的可能不只是中國海關史，而是為什麼中國海關史在史學界有這麼高的重要性、為什麼中國海關史的研究進程由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 van de Ven）發起，以及中國海關史的研究為中國近代史打開了哪一條前人未闢的途徑。
為了回答上述三個問題，筆者借著再度評介新出的中譯本《潮來潮去》的機會，針對二十一世紀初方德萬-畢可思領導的劍橋-布裡斯託的中國海關研究團隊等相關議題，向中文讀者做一系統性的整理和分析。
作為西方史學界理解近代中國的四大系統檔案，英國外交部檔案、基督教士傳教檔案、商會檔案（太古、旗昌和怡和洋行）和中國海關檔案（中國海關出版品、海關關員的個人文集、中國海關內部公文等），向為西方史學界重點耕耘的園地。自從中國海關造冊處稅務司馬士（H. B. Morse）出版其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1910），經過費正清主持「赫德工程」時出版的赫德和金登幹的書信集以及赫德日記，到司馬富（Richard J. Smith）替哈佛大學費正清（J. K. Fairbank）出版其遺稿
H. 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1995），幾乎上個世紀的西方史學界，都在和中國海關史打交道。
無奈的是，在費正清於1991年逝世後，失去這位史學巨人的支持，中國海關史及其史料的研究中斷了十年之久。很多史學家也以為，中國海關史料十之八九已被挖掘。
費正清（J. K. Fairbank）實際上，中國海關史研究在西方學界的再興，是一個偶然。而故事的主角，就是《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的作者方德萬（Han van de Ven）。
方德萬的業師孔飛力（Philip Kuhn）是費正清的親傳弟子，方德萬則是費正清的第三代弟子。作為費正清的再傳弟子，方德萬親眼見證了哈佛學派在「赫德工程」上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方德萬的同期同門、「中央研究院」的林滿紅，正是研究海關貿易的高手。只是林滿紅在中國海關史的研究上另有師承，和孔飛力的指導並沒有直接關係。
林滿紅接觸到海關資料，也是一個意外，與她在臺大的本科和碩士階段沒有直接關係。林滿紅本來的研究方向是清代臺灣仕紳，做霧峰林家，因為研究臺灣的樟腦業，她發現了日本翻譯的中國海關年報，這才開啟研究中國海關貿易的契機。由於當時臺灣的歷史學研究非常重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林滿紅深入研究海關貿易數據，積累了極為豐厚的成果。但是她一到哈佛，就被指派隨孔飛力學習，當時哈佛的學風已經轉向中國中心觀，對貿易全球化也缺乏興趣——最流行的是明清文人，文集研究和故宮檔案。
林滿紅回憶起她和方德萬在孔飛力帳下學習時，孔飛力對文化人類學有很濃厚的興趣，所以孔飛力對中國的理解，就更加著眼於中國的內在結構和現代的情境下的表裡關係。在孔飛力的指導下，方德萬和林滿紅的博士訓練都極為注重中文文本的解讀以及與文本的對話。這種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在《潮來潮去》中有很明顯的體現。
客觀地說，方德萬的學術根底，不是中國海關史，也不是相關的貿易史或金融史，而是中國共產黨史。他的第一本專著為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1991），第二本專著為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2012），都是功底深厚的軍事政治史，前作著眼於共產黨而後作側重於國民黨。
在方德萬接觸中國海關史研究之前，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收的學生當中，並沒有很明顯的金融史和貿易史的傾向。當時最接近方德萬研究路線的學生是牛津大學的米德（Rana Mitter），他的專著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2000）和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2013）都可看出很明顯的軍事政治史的研究功底。
在方德萬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弟子中，有一位的題目恰巧與中國海關高度相關，這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張寧。張寧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一戰時期中德之間的貿易競爭》，依據的主要材料為劍橋大學收藏的中國海關貿易年報和年表。有趣的是，這個題目並非由方德萬指定，張寧在前往劍橋之前，曾就讀於臺灣輔仁大學，當時他已經決定研究這一題目。此前他做臺灣企業史，研究雞蛋加工業，因為企業的受眾開始注意到上海的外國人社群，進而走向海關史研究。
由上所述，可以清晰得見，方德萬和中國海關史的研究，其實淵源甚淺。
方德萬（Han van de Ven）方德萬與海關的結緣方德萬與海關的結緣，發生在1999年。他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查檔時，副館長馬振犢請他去檢查一批英文檔案，確定其來源和價值，方德萬發現這正是中國海關檔案，而在此之前，中國海關的檔案主要收藏於哈佛大學和倫敦大學亞洲學院。
雖然在發現這批檔案之前，方德萬可能從沒想過自己會開始研究中國海關，但是他當然了解這批檔案的價值。一回英國，他就找了一位年輕的副教授一起發掘這批檔案。這位年輕副教授就是筆者的業師，畢可思（Robert Bickers）。
事實上，畢可思當時的研究方向也不是中國海關，而是在東亞活動的英國社群。當然，在中國活動的英籍關員，一直都是畢可思關注的重點，只是在此之前，也沒有系統地研究中國海關的歷史。
為了處理這批龐大（當時估計約六萬宗，實際檢閱後約五萬六千宗）檔案，2002年，由畢可思向英國的AHRC、方德萬向臺灣的蔣經國基金會申請經費，並獲得資助。當時，方德萬和畢可思兩人的最大目的，就是為學界提供一塊敲開中國海關史的敲門磚。
他們完成了四項重點工程：一、基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編目，建立一份完全的電子化檔案清單，共計五萬六千份；二、建立一份完全的中國海關關員資料庫，共計兩萬兩千人；三、以中國海關年表建立貿易統計資料庫，共計五百三十六萬筆；四、從全部檔案之中，挑選部分進行電子化，製成兩百七十九卷的微縮膠捲，分為七百一十份，共七大主題。此後，他們以這四項重點工程為基礎，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後，就此開啟西方史學界第二波中國海關史研究的高峰。
當時招收的得意門生，後來都成為各地知名的青壯史學家：例如，方德萬的門生，愛丁堡大學的Felix Boecking，研究國民政府的關稅政策和走私，專著為
No Great Wall: Trade, Tariffs, and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5（2017）；方德萬的門生Ghassan Moazzin的博士論文為
Networks of Capital: German Bankers and the Financial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China, 1885-1919；畢可思的門生，香港浸會大學的Catherine Ladds研究外籍關員在中國的社會文化活動，專著為
Empire Careers: Working for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1854-1949（2013）。
當近代東亞史的一代宗師濱下武志看到中國海關史在西方學界的再興時，想起自己年輕時在海關史料上下的功夫，聯繫到日本東洋史研究中海關派的興衰，不禁喟然感嘆，這是第二代海關史研究的發端。
《潮來潮去》的史學貢獻如果要拿中國史學界的海關史學者來比較，可能最好的比較對象就是廈門大學的陳詩啟（1915-2012），但是方德萬再三強調，他絕對不敢和陳詩啟相提並論。雖然，陳詩啟長方德萬三十來歲，而且學術背景迥異，實在不能作為適當的比較對象。但是為增進中文讀者對中外學界之間海關史的研究脈絡的了解，仍需加以比較。
方陳兩人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陳詩啟的學術根底也不是中國海關史，而是明代資本主義萌芽，他的代表作為《明代官手工業研究》和《甲午戰前中國手工棉紡織業的變化和資本主義生產的成長》，這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成果。
但是方陳兩人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在廈門大學的研究脈絡中，中國海關史是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但是方德萬的研究還是在馬士-費正清的學術脈絡之中。在方德萬之前，已有司馬富的傑出成果。與其說方德萬在劍橋大學開創了中國海關史研究，倒不如說，他把中國海關史帶回了劍橋大學——畢竟，中國海關史研究正是費正清在馬士的指導下，從劍橋大學帶到哈佛大學的。
由以上所述，讀者應可了解方德萬與中國海關史研究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那麼，這本《潮來潮去》在方德萬-畢可思的研究成果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
這是一本類似於中國海關通史的專著，其重要性堪比陳詩啟的《中國近代海關史》，但與《中國近代海關史》不同的是，《潮來潮去》是方德萬-畢可思研究團隊一部分研究成果的總結，而《中國近代海關史》則是一本中國海關史的百科全書，試圖涵蓋所有面向。
有了這本《潮來潮去》後，任何想要了解中國海關的學者，我都會建議他先去閱讀這本專著，了解整體機構的來龍去脈後，再讀陳詩啟的《中國近代海關史》，添補細節的知識。最後再針對有興趣的方向，選擇相應的專題著作。
中國海關史的入門第一本書，這就是《潮來潮去》的史學貢獻。
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潮來潮去》的翻譯水平每個學者都知道翻譯的難度之大，或許比自己動手寫一本專著還要難。而《潮來潮去》的中譯質量相當之高，遠勝近年來國內一般英譯。其中關鍵，還在於譯者水平。
第一譯者、海關學院的姚永超是復旦大學吳松弟教授的學生，吳松弟近年來整理哈佛大學所藏中國海關檔案（這一批檔案是在1930年代由馬士贈予費正清而來），取得了重大的學術突破，使復旦隱隱有超越廈大，成為國內中國海關史研究第一重鎮的勢頭。姚永超對中國海關史的研究，繼承了吳松弟的脈絡。
第二譯者是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的蔡維萍，她是牛津大學沈艾悌（Henrietta Harrison）教授的門生，而沈艾悌也是方德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學生，與米德、畢可思、張寧同一時期。然而，沈艾悌研究的是山西的基督教徒，不論沈艾悌還是蔡維屏，最開始的研究方向都不是中國海關史。
蔡維屏與中國海關史結緣，反而是在她博士畢業，以博士後的身份加入方德萬-畢可思研究團隊之後。在畢可思的指導下，蔡維屏切入中國海關史的視角與大部分海關史研究者均有不同，她從中國海關的附屬機構「常關」開始（值得注意的是，1911年之前，常關並非中國海關的附屬，反被視為中國海關的監督機構），這種由外而內的視角，也使得蔡維屏對郵政產生了學術興趣，因為1911年之前，郵政也是中國海關的附屬機構之一。
與其他學術翻譯相比，翻譯中國海關史專著要困難許多，除了掌握原文和中文的精氣神、恪守信達雅的準則之外，不同於其他專題的棘手問題，就是「名詞」的翻譯。 中國海關作為英人管理的機構，工作語言長期以來都是英文，但作為中國政府的單位，又必須要有中文譯名，因而存在將中國海關名詞翻成中文，以及將中國的人事物譯作英文的雙向障礙。正因如此，方德法才在《潮來潮去》的「體例」中，詳加說明他的拼音準則。
在此，筆者為方德萬稍加解釋，以便讀者理解譯者的困難。
中國海關之華洋關員都以英文名為準，但是華籍關員的英文名完全不是依照威妥瑪拼音而來，有時採用方言發音（尤其是粵籍關員，例如，瓊海關稅務司林樂明為Lam Lok Ming），如果是旅外華人，就會直接用英文名（例如，副稅務司周彼得為Peter L. Chow，L.應該是他的中文名），也有完全不知為何採用如此拼音的情況（例如，津海關稅務司盧斌的英文名為Lu Ping）。外籍關員的中文名，常常也很棘手，因為同名的情況層出不窮（海關題名錄上，外籍關員的名，只有縮寫，沒有全名）。
對譯者而言，最傷腦筋的問題是單位的譯名，同一個單位，其英文名不變，但是因為清政府、北洋政府至國民政府的更替，使得中文的對應名稱產生變化。例如，Clerk在清政府時期稱供事，但是在國民政府時期稱稅務員；Statistical Department於清政府稱造冊處，國民政府稱之為統計科。最無奈的是，抗戰時期，汪偽的岸本廣吉系統和重慶系統對同一單位又有不一樣的說法，例如，Staff Secretary汪偽稱為人事處、重慶稱為銓鈙科。
還有一個難題就是，中國海關的文件大多是英文，常常會有中文譯文，方德萬引用時當然是引用英文文件，翻譯時則不能只譯英文文件，必須找到當時的中文譯文。勞心勞力，可想而知。
最後，不論方德萬、姚永超和蔡維屏的英文如何流利，畢竟他們三人的母語都不是英文。換言之，由非英文母語的學者寫的專著，再由非英文母語的譯者轉譯，自然多少會產生一些隔閡。然而，長期埋首於中國海關研究的姚、蔡兩位譯者，以自己的專業素養，以及對方德萬與《潮來潮去》的敬重，使得此書的翻譯成為未來翻譯西文原著的典範。
上海海關大樓改變了中國史研究進程的一段插曲進入中國海關史，不只是開創一個新題目，而是改變自己的研究視野。為何筆者有如此觀察，要從方德萬的業師孔飛力和其祖師費正清說起。
費正清對近代中國史的研究就是紮根於中國海關史的研究，在這個中英共同治理的機構中，費正清觀察到近代中國史的一大規律：中國不停地在回應西方對中國的衝擊。這就是有名的「衝擊回應論」的起源。也因為中國海關的清廉高效，費正清相信，西方衝擊確實是讓中國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重要推力。
有趣的是，此觀點的最大挑戰就是來自於他的學生，方德萬的業師孔飛力，中國中心觀（China centred perspective）的一代宗師。他的成名作《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正是深耕於中文基礎史料才能寫出的傑作。與孔飛力相仿佛，方德萬一直使用最原始的中文檔案研究國共兩黨。但是一旦開始研究中國海關（這是費正清時代的題目），就代表著走上一條極為陌生的道路。成名之後，有勇氣另起爐灶的學者，在史學界並不多見。
孔飛力不僅如此，方德萬也沒有敝帚自珍的習氣，他最大的目標就是把中國海關史推廣給全世界，所以方德萬-畢可思團隊在研究之初，就建立了三大研究資料庫，將之作為學界同仁最重要的研究入門工具。在如今講究出版短平快、研究領域壁壘森嚴的學術氛圍之下，實屬難能可貴。如果一位外國史學家對中國史的研究能有如此視野、胸襟，那麼研究本國史的國內學者，需要追趕的可能不僅是其學術成果，更包括治學態度。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方德萬就已成為世界一流的軍事政治史學家。但是，他在看到極其珍貴的海關歷史檔案之後，這個貿易史和金融史的門外漢，卻義無反顧地在海關史研究當中投入了將近二十年的精力。從務實的角度來說，這二十年中，如果方德萬繼續研究政治軍事史，收穫可能遠不止於他在中國海關史所取得的成果。而從方德萬的新書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2017）來看，他應該又回到了原本的政治軍事史領域。中國海關史研究成了他人生中的一段插曲。但是這段插曲，改變了中國史研究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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