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被清華校長梅貽琦圈粉,是從電影《無問西東》開始的。
清華學子吳嶺瀾對自己的未來很迷茫。
梅貽琦問他:「你英文國文都是滿分,物理卻在不列,為何選實科,而不選文科?」
吳嶺瀾答:「只覺得實科更有用些。」
梅貽琦用一段話點醒了他:「人把自己置身於忙碌當中,有一種麻木的踏實,但喪失了真實。你的青春也不過只有這些日子。什麼是真實?你做什麼,和誰在一起,你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有一種從心靈深處滿溢出來的不懊悔也不羞恥的平和與喜悅。」
祖峰飾演的梅貽琦,還原度極高。
真實的梅貽琦便是這樣,溫文爾雅,寡言少語,學者風度。
清華的前身是清政府設立的留美預備學校,1928年升格為清華大學,到1937年抗戰,不到10年,就成為國內一流的大學。這與梅貽琦的辦學理念分不開。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貽琦在就任演講上說了這句名言,也把這樣的思想貫徹始終。
梅貽琦為清華和日後的西南聯大引來了一批學者:朱自清、聞一多、潘光旦、陳省身、華羅庚、錢鍾書、吳有訓、葉企孫……每個人的個性都不同,把他們聚集在一起,需要付出很大心血。
清華是華人地區唯一擁有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大學(李政道、楊振寧、李遠哲),而這三位上學時都在梅校長任上,這也絕不是偶然的。
梅貽琦終生服務清華,一日不曾間斷。1915年回國,就回清華服務,從教員、教授、教務長,到清華留美學生監督,1931年任校長,前後共達39年之久。他認為,「專」有三個層次:
第一層:人要專注於一種職業,絕不能今天幹教育,明天弄政治,後天搞實業。
第二層,要專幹一件事業,絕不今天幹甲校的教務,明天做乙校的主任,後天做丙校的校長。
第三層:要專心致志,絕不東應酬,西交際,幹著校長,望著部長。
而幹成了這麼大的事業,梅貽琦只是謙虛地說:我就是幫人搬搬板凳而已。
正是梅貽琦校長的專注、謙虛、民主通達、公正無私,造就了一段教育史上的傳奇。
看著梅先生的照片會想,如此一位風度翩翩的謙謙君子,嫁給他該有多麼幸福。
梅貽琦的夫人叫韓詠華,幼師畢業,她和梅貽琦結婚的時候26歲,梅貽琦30歲。
訂婚的時候人家說:「告訴你,梅貽琦可是不愛說話的啊。」
韓詠華說:「他說多少算多少吧。」
回顧43年的婚姻,韓詠華說:「我作為他的妻子,一生沒有財權,他給多少錢,我就過多少錢的日子,從不計較也不幹預他認為該做的事。」
如果從妻子韓詠華的角度向你描述梅貽琦,他寡言少語很少和妻子溝通;雖然貴為校長卻從來沒讓妻子享受過任何便利;他們生了五個孩子,但幾乎所有的家務都要由妻子一人來承擔;為了不動用清華的款項,到60多歲夫妻兩地分居,妻子還得出去打工…
可以說,清華的輝煌,不僅僅是因為有一位出色的校長,與校長夫人的包容與犧牲也分不開,
在抗戰爆發前,大學校長、教授們的生活是很優越的,一個月的薪水幾百塊大洋,都夠在北京買個四合院了,校長夫人的生活應該很優越才對。
但梅貽琦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之後,放棄了放棄校長可以享受的免交電話費、免費僱傭家庭幫工等「特權」。他辭去司機,自己學開車;辭去廚師,讓夫人下廚,甚至連學校供應的兩噸煤也不要,私宅所用的一切都是自己花錢,也不讓太太坐學校的汽車。
而且梅貽琦回家對公事隻字不提,有時候韓詠華只能從別的教授夫人那裡聽來隻言片語。
結婚前的韓詠華
後來日寇入侵,清華被迫撤到昆明,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共同組成西南聯大。那時的物價已經比戰前高出30倍以上,教授們的工資平均每個月不到六百元,購買力只相當於戰前的十七八塊錢。
作為校長的梅貽琦以身作則,把歸他個人使用的汽車給了聯大,自己每天步行上班,一家七口每天就拿白飯拌辣椒當主食,很少吃菜。
為了貼補家用,韓詠華和袁復禮的夫人廖家珊、潘光旦的夫人趙瑞雲組成「互助組」,自製江南糕點,取名為「定勝糕」,由韓詠華挎著籃子拿到街上去賣,她捨不得穿襪子,光腳穿皮鞋,常常把腳磨破了,有一次甚至感染,小腿全腫了起來。為了隱瞞身份,她自稱姓韓,不說姓梅,甚至連梅貽琦本人一開始都不知道,但後來校長夫人賣糕點的事情還是傳了出去。
韓詠華說:「月涵(梅貽琦的字)一向忙於校務,家人怎樣生活,是否挨餓,他全然不知,看太太這樣狼狽,才申請了補助。」
雖然教育部的補助下來了,但梅貽琦為了一碗水端平,不允許發給自己在聯大讀書的四個孩子一分錢。
女兒梅祖彤回憶西南聯大時的生活,說:「爸爸很忙,媽媽很辛苦,那個時候的苦,用現在的話是說不清楚的。」
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後,離開昆明前梅貽琦夫婦合影
1949年,60歲的梅貽琦到達美國,管理清華在美的庚款基金。
梅貽琦和太太在美國住在一間連單獨臥室都沒有的小房子裡。他只有一間辦公室,自己給自己定月薪300元。
1955年後,梅貽琦到臺灣創立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把太太韓詠華一個人留在紐約繼續生活。梅貽琦到臺灣後領的薪水是臺幣,遠遠不能維持太太在美國的生活開銷,倔強的韓詠華也不向他開口,就開始到外面去打工,此時她已經62歲了。在衣帽廠做過工,在首飾店賣過貨,照料過盲童,當過護工,生活極其艱難。
1960年,梅貽琦被診斷出患了癌症,這時候韓詠華才得以和丈夫團聚,陪他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兩年。
其實梅貽琦並不是沒有錢,他手握著一筆清華基金,清華基金是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中的一部分,數額巨大,由清華每任校長執掌。但就算他身患重病,無力支付醫藥費,也堅決不動用清華基金。
1962年的臺灣,梅貽琦躺在病床上,已經不能開口說話。妻子韓詠華陪在身邊,學生們也都來了,大家沉默著,氣氛十分壓抑,只有桌上的一個手提包引人注目。
梅貽琦去世後,大家決定打開手提包,等打開一看,發現裡面全是清華基金的帳目,一筆筆,規規矩矩,分毫不差。
梅貽琦一生手握巨額基金,卻沒有讓自己和妻子過上一天富足的生活,但他們的這一生,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西南聯大時期,在教授背後默默付出的太太們,不止韓詠華一個。為了支持丈夫的教學工作,改善生活,她們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西南聯大土木工程系教授吳柳生的夫人陳滌,生於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向名家學畫。但在西南聯大時,為了幫家裡掙錢,她想到了做童裝,自己設計、自己製作,因為家中有三個女兒,她就把童裝命名為「三姐妹」,她做的童裝在昆明供不應求,大大改善了家裡的經濟狀況、
《中央日報》的婦女與兒童副刊,曾有一段光榮的歷史,編至100期以上,主持編輯工作的就是聯大的一位教授太太,她就是周先庚教授的妻子鄭芳。
1932年,周先庚與妻子鄭芳攝於清華工字廳
陳夢家的夫人趙蘿蕤是出名的才女,20出頭就因翻譯了艾略特的《荒原》一舉成名。她的水平在聯大當教授完全沒問題,但依照規矩,夫妻不能在同一學府任教,於是趙蘿蕤選擇退守家庭。從不會煮飯的小姐,到親自開闢了一個菜園子,種出了絲瓜、辣椒、番茄、茄子,大家都對她的手藝交口稱讚。
陳夢家與趙蘿蕤
趙蘿蕤在操持家務的時候並沒有放棄讀書與寫作,這幾年,她寫了很多散文,還翻譯出了義大利作家西洛內的反法西斯小說《死了的山村》。
西南聯大,無高樓、無名利,甚至無溫飽,只有一群衣衫襤褸的知識分子,氣宇軒昂地屹立於天地間。他們忍痛離家,萬裡長徵至邊地昆明,埋首做真正的學問,心中只有「擔負起國家興亡」的信念。
西南聯大的校訓是「剛毅堅卓」,從那裡走出了171位中國兩院院士,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得主,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2位諾貝爾獎得主。在這背後,教授夫人們的貢獻也非同小可。
為了國家大業,校長、教授們不得不為自己的小家說抱歉,成為「渣男」。而她們背後的女性,用她們纖弱的肩膀在風雲亂世扛起了生活的艱辛和家庭的重任,成就了她們丈夫的家國守望,一起締造了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