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汛情
相信很多朋友對大禹為了治理黃河水患選擇「三過家門而不入」爛熟於心了。事實上黃河水患不僅是大禹時期的問題，更是歷代中國古代統治者的一塊心病，據歷史文獻記載，從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的2540年中，黃河下遊決口的年份多達達543年，總計1590多次，平均四年半一次；大的改道和遷徙約26次，平均3年2決口，百年一改道。
而我們的另一條大河：長江，在歷史上也發生過多次水患，不過破壞有限並不嚴重，相對黃河水患來說還是小巫見大巫，因此在中國古代就有「有河患，無江患」的說法。
只是隨著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情況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長江流域爆發洪災的頻次越來越高，唐代平均18年1次，宋代平均5-6年1次，明清時期平均4年1次，到民國時期已達到平均2年1次，尤其在進入80年代之後，黃河的水患在逐漸減少，長江水患卻年年發生，愈演愈烈。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且聽小編一一道來。
清朝水災受災群眾
近些年來長江歷史上爆發的特大洪水
1788年長江上中下遊均出現大水和水災，7月23日宜昌洪峰流量8.6萬立方米每秒。荊江大堤決口20餘處，洪水衝入荊州城內，水深5-6米，兩個月後才退去；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長江中下遊、太湖流域和淮河下遊裡下河地區大水，江漢平原一片汪洋，洞庭湖區、鄱陽湖區圩堤大多潰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6省150餘縣受災；
1860年（清鹹豐十年），長江上中遊普降暴雨，幹流發生特大洪水。屏山、豐都、萬縣等10餘個沿江州縣被水圍，城垣坍塌，房屋倒塌，人畜大量漂沒。此次大水衝開了藕池口，大量洪水湧入洞庭湖，洞庭湖區大部被淹；
1870年（清同治九年），長江發生了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洪水，從四川盆地到長江中遊平原湖區約3萬平方公裡的地區被淹，嘉陵江各河沿岸、重慶至漢口長江沿岸城鎮農田普遍遭到淹沒，合川、萬縣、豐都、宜昌等縣全城盡成澤國。宜昌以下，圩堤普遍潰決。荊江南岸公安縣「大水潰城淹平屋脊」，監利以下荊江北岸堤防多處潰決，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區一片汪洋。全國各省189個縣受災；
1931年長江大水的受災群眾
1931年（民國二十年），長江各大支流普遍發生洪水，中下遊江堤圩垸普遍決口，江漢平原、洞庭湖區、鄱陽湖區、太湖區大部被淹，武漢三鎮受淹達3個月之久。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蘇、山東、河南8省合計受災人口5127萬，佔當時人口的1/4，受災農田973萬公頃，佔當時耕地面積28%，死亡約40萬人，經濟損失22.54億元，是20世紀受災範圍最廣、災情最嚴重的一次大水災；
1954年，長江流域發生的特大洪水，長江中下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5省有123個縣市受災，洪澇災害農田面積317餘萬公頃，受災人口1888餘萬，直接經濟損失數十億元，更對以後幾年經濟發展都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1998年，長江出現8次洪峰，數千萬人受災，直接經濟損失1661億元人民幣。
長江流域圖
長江近些年來特大洪水頻發的原因
一：人水爭地
長江流域雖說降雨量集中、水量充沛而且支流豐富，但即便從漢代開始就有洪災的記載，破壞力卻都不大，這主要是由於自然湖泊擁有非常好的水資源自動調蓄作用：降雨量、支流水量大導致長江水位上升時，江水便進入湖泊，然後長江水位逐步下降，減少了洪澇災害發生的機率；
而在降雨量小、支流水量小時，長江水位下降，湖泊的水便回流入長江，繼續滋養生活在長江邊和長江裡的各種生物，維持著一種科學的循環和平衡，讓人不得不佩服自然的力量。
並且當時長江流域由於地形地貌的影響，人口相對黃河流域來說要少得多，經濟發展也要落後於黃河流域，當時的經濟重心在北方而不是南方。
但隨著北方戰亂頻發，國家經濟重心的不斷南移，越來越多的人口開始向南方聚集，南方尤其是長江流域的人口開始激增。
洞庭湖的變遷
眾所周知南方大多是山地丘陵，平原分裂嚴重，一直存在人多地少的問題，而大量人口的湧入使得人地矛盾開始越來越尖銳。為了能夠生存並且生活下去，人們需要獲取更多耕種作物的耕地、建房的土地，於是「圍湖造田」開始成為大力發展農業的主要內容。
從兩宋時期開始，圍湖造田的活動進入高速擴張和發展階段，尤其是南宋時期，東南地區被圍墾的湖泊多達數十個，鑑湖、太湖、東錢湖、西湖等著名湖泊都曾被圍墾，鄱陽湖、洞庭湖等更是重點被圍墾的對象；
進入明清以後，圍墾活動更為盛行，從1825年到1905年，過度圍墾使湖面面積縮小近1500平方公裡。
當時的封建統治者並非沒有認識到圍湖造田帶來的壞處，兩宋時期便禁止圍湖造田侵佔水利；明代萬曆年間，朝廷一次清出圍湖造田數目達80萬頃；乾隆年間湖北巡撫彭樹葵就指出：「人與水爭地為利，以致水與人爭地為殃」，開始廢田還湖。
張飛廟的漲水線
但由於人口壓力實在太大，在生存和洪水面前，很多人依然毫不猶豫選擇了生存，選擇繼續頂風作案圍湖造田；而當地地主豪強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慾也經常圍湖造田，其力度甚至要遠超過民間普通百姓，危害更大。
而朝廷對此也毫無辦法，畢竟斷人生計激起民變會導致官員烏紗帽不保，倒不如把堤壩修得堅固點來得更加現實。
之後圍湖造田並未停止，反而呈現出一種愈演愈烈的態勢。
長期的圍湖造田導致長江流域負責調解洪峰的8大蓄水湖泊面積相比50年代減少了33%，減少面積達到5500平方公裡，其中「八百裡洞庭」從清中葉的6000平方公裡縮小到現在的2579平方公裡，鄱陽湖面積也從1954年的5160平方公裡下降到1997年的3859平方公裡。
由於湖泊不斷減少，調節作用也不斷減小，大量的水沒有了去處，只能滿出來，從而形成了洪澇災害。
刀耕火種後的林地
二：水土流失越來越嚴重
隨著經濟重心不斷南移，人與土地的矛盾也開始不斷激化，除了圍湖造田，也有人選擇向山林索要土地，開始燒山開荒，大量森林植被被破壞。
而隨著土豆、紅薯、玉米等耐寒、耐旱而且適應力強的作物的引入和大規模種植，西南地區原本貧瘠無法耕種的山地也被開發出來，砍伐森林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史書記載當時四川盆地的山地出現「水痕條條，只存石骨」的景象。
此外國家進行的各種大型工程也需要大量木材，這些木材主要來自湖廣和四川。如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萬曆皇帝重修三大殿，僅這一年就採木「兩萬四千六百一十根塊」。
清朝初期同樣進行著大規模的伐木活動，康熙皇帝為了修建太和殿，也要求江西、浙江、湖廣、四川的督撫負責採集木材。
而且朝廷用木是有明確標準的，任何不符合標準的木材都無法採用。為了完成目標，伐木工和監工就必然會多伐木材，而生長量趕不上砍伐量，由此導致大量森林植被被破壞。
水土流失示意圖
在失去植被保護後，大量沙土直接裸露在外，一旦下雨就會直接隨地表徑流流走，然後進入各種支流最後匯入長江，據統計當時每年約有16億噸泥沙流入長江及其支流。
泥沙在進入中下遊蜿蜒曲折的河道後開始不斷淤積，抬高河床。
並且森林植被有著非常強大的持水能力，每公頃持水量可達500-2000立方米，可以有效減少匯入河流的水量，減少洪水徑流，降低爆發洪水的機率。但這種作用也隨著植被的破壞不斷削弱，進入長江的水量不斷增加。
水土流失導致河道淤積河床抬高，水量又不斷增大，加上湖泊調節作用的減弱，最終的結果就是無處可去的水衝破堤壩造成洪澇災害。在荊州地區便流傳一首民謠：「不懼荊州幹戈起，只怕荊堤一夢終。」
暴雨
三：天災
實際上每一次洪災的爆發有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降水量。一旦降水量超過了植被的持水能力、超過了山塘湖泊的自我調節能力，大量的水無處可去，就會釀成災難。
就拿1860年的洪災來說，這一年氣候反常，初春多雨，立夏下雪，入夏後大雨連綿不絕，導致江水暴漲最終引發洪災，《奉節縣誌》、《歸州志》、《興山縣誌》等地方縣誌對此均有詳細記載。
《東湖縣誌·天文》記載：「大雨如注，連日夜不絕，江漲驟發，突湧入城。。。」
「鹹豐十年五月二十五、六日，陰雨連綿，江水浩瀚，有漲無退。」
《巴東縣誌·災祲》記載：「大雨如注，江水驟漲，民居淹及屋梁，較乾隆時更高六尺。」
當時清朝政府對此記載也基本相同。
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錄副》奏摺的一份文書檔案記載：「本年入夏以來，荊、宜兩府陰雨連朝，江水日增。五月下旬，大雨如注，川江來源，異常盛漲。。。」
被臨時安置的災民
而1931年的洪災同樣也有大暴雨的影子。
在《中國歷史大洪水》一書中這樣描述：降雨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6月28日到7月12日，為時大約半月，許多地方雨量在400毫米以上，有的地方雨量一天就超過200毫米。
第二個階段為7月18日到28日，歷時11天。不論是近江還是離江較遠的一些地方，都留下連降暴雨的記載，譬如安徽的安慶「連日大雨如注」，銅陵「急雨傾盆，連綿十數晝夜」……
第三個階段為7月底至8月15日，此期主要雨區北移至黃淮之間和漢水下遊，有山東平陰兩天雨量約達370毫米、湖北鍾祥三天雨量達250多毫米的記錄。
所以說長江流域近年來水患頻發，實際上就是天災加人禍。
圖片來自網絡
時至今日，長江的洪澇災害依然在嚴重威脅著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如何徹底解決長江的洪澇災害依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儘管經過多次災害洗禮之後，我們已經總結出了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應對之策，極大減少了人員傷亡，但真正想徹底解決洪災的威脅，依然任重道遠。
今年疫情才剛消退，洪水又開始在中華大地肆虐，多難興邦後，惟望風調雨順，同時也向抗洪第一線的同志們致敬，謝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