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陂下古村祠堂乃廬陵建築典型代表之一。建築語言較為獨特，地域特色鮮明，在長時間的歷史演變和沉澱中，逐漸形成了崇尚自然美學的建築藝術總體特徵。它們不僅實現了建築的功能與審美完美融合，而且還將濃鬱的宗法觀念、傳統的儒家文化等精神因素融入其中，具有較高的歷史、藝術、人文價值，是江西傳統民間建築的重要物質遺產之一。
[關鍵詞]：陂下古村；祠堂；建築藝術
關於陂下古村
陂下古村始建於唐代，古名潭溪，至宋代更為現名，古屬廬陵，現隸屬吉安市青原區，歸富田鎮管轄。其東鄰江城、文山和富田王家，西靠泰和車下、巷口，南接泰和洞口、舟山，北與匡家、奩田、王田村等相連。
據胡氏族譜記載，陂下村歷史久遠，可追溯至唐，而陂下望族胡氏歷史則始於北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曾為參軍的胡晃由文陂甲村溯水而上，在此肇基，為陂下村胡氏始遷祖，自此晃公子孫開始在陂下繁衍生息。發展至今，全村胡氏一族有400餘戶，約2000人之眾。
據統計，陂下村現存完好的古建築近200座（處），包含祠、堂、書院、亭、臺、坊等，其中，古祠堂25座、古牌坊6座、古門樓3座、亭1座、書院1座及100餘棟歷史民居等，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古建築群落。現存建築最早始建於明中期，後歷經戰火焚毀，其中多數於晚清時期復建。
2007年7月，陂下古村被我省建設廳、文物事業管理局批准為省級歷史文化名村；2008年10月被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與國家文物局批准為中國歷史文化名村。
二 建築藝術
陂下胡氏一族乃典型的以宗族血緣維繫的社會群體，而祠堂是這種宗親關係的實體性的集中表現和象徵性載體，也是濃縮的宗族密碼的文化標本。
據文獻記載，「祠堂」一次最早出現於漢代，它是宗族一脈進行祭祖、集會等重要活動的主要場所。在陂下古村，每逢婚喪嫁娶、添丁上譜、節慶等，族人都要在祠堂舉行隆重的儀式活動。
細數陂下古村建築群，除歷史民居外，祠堂佔據絕大多數，融書法、繪畫、雕刻於建築藝術之中，它們的藝術特徵是該村古建築群藝術風格的集中體現。總得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建築牆體。不論是大型的祖祠，還是中小型的家祠，建築內外牆面無一例外地採用了「清水牆」的樣式（如圖1）。「清水牆」，即採用青磚層層砌壘的青磚牆。上下層磚間採用「藍灰勾線」粉接，這一方法就是在磚縫處用木炭灰和石灰、細沙拌勻的泥料進行粉粘，並用泥刀沿磚縫勾勒，以遮住磚縫內的泥漿。藍灰的顏色上比青磚稍濃，如此方法不僅使牆面呈條格圖形，富有一定的形式美感，而且使之整潔美觀，又不失原貌且強化了牆面的整體性。在當地，這種「清水牆」大致有兩種壘砌的方式，青磚平放壘砌被稱為「扁磚」，「扁」大概為平躺放倒之意；側立壘砌則稱呼為「豎磚」，意為壘成鬥狀，即方格中空，其內填充砂石。「眠磚」之法用料多，造價高，然牆面堅固；「鬥磚」用料少，造價低，但減輕了牆體負荷。[李夢星.廬陵宗族與古村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 193]古村現存祠堂的牆體多採用「眠磚」之法。當然為了降低成本而又不失堅固，有的祠堂採用較為折中的壘砌方式，即綜合使用「扁磚」和「豎磚」之法，即平鋪兩層「眠磚」再壘砌一層「豎磚」，此法在陂下古村稱之為「兩扁一折」或「兩扁一豎」。
其二，山牆。陂下村古建築兩側的山
牆多為鵲尾式「馬頭牆」（如圖2）。馬頭牆，古代傳統牆體形式，因其形似馬頭，故稱馬頭牆，築於屋頂，或於山牆上加築，凸顯防火防盜作用。[1]村中多數古祠堂的兩邊牆面採用三跌落、高低四個層次的形式，前後各四垛馬頭牆，每邊八垛，兩邊共十六垛，牆頭翹起。前後各四垛的馬頭牆比三垛的優雅，比五垛的簡潔，更具美感。可以說，這一形式的馬頭牆將實用的防火防盜功能與挺拔、威嚴的審美的功能良好地融合於一體，藝術價值頗高。此外，高低起伏的馬頭牆，給人視覺產生一種「萬馬奔騰」動感，也隱喻著整個宗族生氣勃勃，興旺發達，體現出人們的趨吉心理，彰顯了傳統吉祥文化。
其三，建築內部結構。調查統計發現，古村歷史建築的框架多為穿鬥式的磚木結構及少數的土木結構，如敦仁堂、星聚堂等。木料幾乎均選用當地生產的優質杉木，承重柱多為圓柱，出於結構力學的考慮，柱子下方較粗，上方略細。此外，因南方雨水多，為防止木柱腐蝕，下方用八角形石礎作基，主柱間通過穿枋加以連接、固定。這種穿枋由於其中部稍微拱起，形似冬瓜，在當地被稱為「冬瓜枋」。枋、柱一般不施彩繪，不做雕刻，儘可能的保持木材原貌，與內部「清水牆」可謂相得益彰，極為協調，盡顯自然、質樸之美感（如圖3）。
其四，建築平面布局。布局方面，陂下村古建祠堂多為帶天井三開間院式，有的兩天井或單天井。建築平面以「門——堂——寢」為中軸線格局，並通過天井連接主要這三個基本空間（如圖4）。縱向空間的完整功能區依次為前廳、天井或天井院、參亭、享堂、天井、後寢、神龕，而前房、正房、側房、廂廊等分布兩側。帶參亭結構的祠堂規格較高，如敦仁堂、星聚堂等，不帶參亭結構的規格稍低，如潭濱堂、兩秀堂等。
陂下村祠堂建築的空間布局彰顯了我國傳統的空間觀念和社會結構的「位序」觀念和思想。村中多數祠堂幾乎都採用了牌樓一一門戶一一參亭一一享堂一一寢堂這一空間序列和結構，中間以天井和院落相連，祠堂的主要功能集中在這條軸線上，儀式行為也在此軸線上完成，其中享堂成為進行家族會議、表演、祭祀等儀式的重要場所。祠堂空間軸線與儀式流程所引導的人流軸線形成重合關係，虛與實的變化突出了空間的秩序感和層次感。
按照建築學的觀點，天井是室內空間的組成部分，是建築內部上空的自由空間。天井上緣由屋頂四向的屋簷組合而成，相應地面鑿內池、設路徑、置盆栽等，具有集水、納陽、通風、採光、消防等多種功能。[2]四簷雨水收集於天井，在當地俗稱「四水歸堂」，意為「肥水不外流」，體現了古村人們聚財的思想和心理，敦仁堂可謂其中典型代表。
敦仁堂，陂下胡氏總祠，始建於明嘉靖年間，清鹹豐被太平天國軍焚毀，晚晴重新修建，佔地面積989M2，此堂乃胡氏一族舉行祭祀、聚會等大型宗族活動的場所。敦仁堂為兩進兩天井布局，且帶參亭，一般而言，帶參亭的祠堂規則較高。此堂在享堂前加蓋歇山頂參亭頗具地方風格，這一做法既增加了祠堂內空間的壯觀，也為祭祀等宗族活動增加了一個系列層次，並且可以作為演出的戲臺，可謂一物多用，極為巧妙。參亭為享堂簷廊前的抱廈空間，通過參亭將享堂與下廳形成類似工字殿的平面，此空間一是能擴大建築面積，使祠堂在雨天的祭祀活動中能容納更多族眾；二是突出縱向軸線，更好的體現空間所需的次序感和滿足儀式活動的延續性。[3]
其五，建築裝飾。由於祠堂建築承載了宗族民眾的精神寄託和心靈的慰藉，故而其除了具一般性建築的實用功能外，還將情感、心理及精神所需的審美性融入其中，通過祠堂建築的裝飾即可管窺。
在裝飾方面，祠堂建築裝飾主要集中於門牌坊、小型建築功能件和門窗等。裝飾類型以泥塑、彩繪、木雕為主，少量金飾。門牌坊裝飾藝術最高者當屬敦仁堂朝天門石牌坊（如圖5）。朝天門為四柱三樓的形式，呈折線型，中間門的一面內凹，這大概是為了聚氣的緣故，多呈八字形。牌坊正樓屋脊中央多為泥塑魁星點鬥，寓意科舉中第、中榜得魁。同時，牌坊正樓、次樓屋脊末端及四角位置分別塑鰲魚形象、卷草造型，毫無疑問傳遞出時人在科舉制度下對「魚躍龍門」而步入仕途的祈願和對美好、吉祥生活的祝願。牌坊的彩繪圖案以人物，如福祿壽三星、花卉和山水風光為主，由於時間久遠，其中有些圖案不甚清晰。
建築內部的裝飾集中於小型建築功能件，如雀替、斜撐等，雕刻手法以深浮雕、透雕為主，題材有人物、花卉以及吉祥動物，如獅子、龍、鳳仙、鶴等（如圖6）。這種局部細緻地雕刻處理不僅沒有破壞素雅的整體感，而且使得略顯清素的整體面貌多了些許變化，大幅提升了建築的藝術價值，實為點睛之筆。而門的木雕圖案主要有人物、暗八仙、龍紋、文字紋及花卉等。
以上裝飾無不例外地反映出陂下先民對人與自然、理想與現實等狀況，寄託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強烈願望；同時也承載著一定的民俗心理和審美意識，也映射出古村崇文尚文、以儒為榮的歷史傳統。
三 建築美學與精神
據考證，陂下村古屬廬陵，即今吉安市，在近2000多年的發展演變中，淵遠深厚的廬陵文化浸潤著每寸土壤，其基因深刻地注入陂下古村每棟歷史建築之中。通過分析、歸納，陂下古村祠堂建築彰顯著廬陵建築美學意蘊：
首先，「天人合一」美學思想的遵循。「天人合一」的美學觀遵循天道，順應自然，講究人、建築與自然和諧統一。縱觀廬陵建築，其建築文化的審美取向在於人與自然的共生交融，而這一切造就了獨特的廬陵建築語言。廬陵建築的特質是：山水、田園融為一體，自然、人文交相輝映。[4]不加任何粉飾的「清水牆」、屋頂片片灰瓦、曲折的鵝卵石小路以及建築內部保持天然色澤的木構件等，無不是尊重、順應、利用自然的表現。祠堂建築周圍幾乎都種有樟樹、楓樹等，儼然形成一幅近處有樹、池塘，遠處有山，中間片片田園的自然山水景致。在選址方面，村落山環水繞，南向紫瑤山、甫公山，北靠龍山，東西兩方為丘陵拱衛。村西為一南北向的大水渠和緊鄰村東的富水河均繞村而過。祠堂建於如此環境中，極大地滿足了人們對安居樂業、閒情隱逸生活的心理追求。
其次，獨特藝術品格的塑造。在一般人眼中，歸屬廬陵建築風格的陂下古村祠堂建築似乎是對徽派建築的模仿，實為謬誤。據有關資料考證，廬陵建築在發展演變過程中，確受徽派建築的影響，如同建馬頭牆、均設天井等，但由於環境各異、生活方式、居住習慣及風俗民情而存較大差異。廬陵建築藝術在材料、樣式、結構、裝飾等均有別於徽派建築，實為廬陵當地特色鮮明的建築風貌。
廬陵建築外牆則採用當地含鐵質較高的紅土壤燒制的青磚壘砌且不加任何粉飾，堅固、耐看、耐老化，清新自然，而徽派建築外牆多用石塊、卵石壘砌，用石灰粉刷修飾。屋頂馬頭牆亦有差異，廬陵建築為凸顯建築的挺拔感，建築屋頂正面不設水平牆體，幾乎每個角度均可見層層疊疊的灰瓦，而徽派建築屋頂正面多用水平型高強封閉，與兩側馬頭牆四面圍合。廬陵建築的梁雖與徽派建築同為「冬瓜梁」，但前者可謂是素梁，梁的整體幾乎不帶雕刻而盡顯素雅之美，而後者重雕刻，常雕刻多樣圖案而顯得精美，兩者的美學追求迥異，其它區別不一而足。
最後，儒家精神的滲透。建築乃文化之載體，精神之容器。陂下古村祠堂多採用嚴格的中軸線布局，這一布局形式乃對儒家「中正」思想的觀照與體現；陂下村的宗祠——敦仁堂的建築面積、規格等級等均超過其他祠堂，其中強烈的體現出儒家倫理次序的等級思想；敦仁、樂善、啟正、養性等這些帶有濃鬱儒家對個人道德教化的字眼，均來自古村的祠堂堂名，儒家思想在古村先民及建築中的滲透可見一斑。每座祠堂中，都有副副楹聯裝飾，這並非附庸風雅，而且一種觀念、文化與精神的體現。如敦仁堂享堂中的楹聯，上聯：敦睦則九族皆親，勿忘水源木本，唯有孝悌永和順；下聯：仁讓為一家之福，要念祖功宗德，無非忠厚世相傳，其中不難看出其中深含著儒家仁義、忠孝等思想與精神及宗法觀念已經深入每座祠堂的「血液」之中。
四 結語
總體而言，陂下古村歷史建築歷經歲月的積澱，在借鑑外來建築藝術的基礎上，結合地域特色，經消化、吸收逐漸形成了頗具個性化的建築藝術特徵，集實用、審美、精神三位一體，整體呈現崇尚自然美學的藝術特質。同時，傳統儒家文化深植其中，耕讀相兼、崇文尊儒的時代思想和濃鬱的祠堂文化與宗法觀念蘊含其間。
作為廬陵建築的典型代表之一，陂下古村的祠堂建築的歷史、人文、美學價值較高，值得深入探索和挖掘。
參考文獻：
[1] 李劍平.中國古建築名詞圖解詞典[M]. 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1：243
[2] 李夢星.廬陵宗族與古村[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7:196
[3] 謝超，李曉峰.贛中地區祠堂建築的儀式與空間分析[C].寧波保國寺大殿建成1000周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建築史學分會2013年會,2013年
[4] 任重.廬陵古民居建築的美學意蘊[J].裝飾，2006.3: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