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於老屋與村莊百年的時空之中，
在濃鬱的鄉愁裡，
作者用醇熟細膩的文字敘說
村莊一代又一代人命運的起落、社會的變遷
以及正在消逝的風情風俗。
這是一部厚重又有思辯精神的村莊家譜。
新世紀以來的小說創作，從題材的角度說已經發生了結構性的重要變化，但是，鄉村題材仍然佔有極大的比重。我曾表達過這樣的看法：鄉村文明的危機或崩潰，並不意味著鄉土文學的終結。對這一危機或崩潰的反映，同樣可以成就偉大的作品，就像封建社會大廈將傾卻成就了《紅樓夢》一樣。鄉村文明的危機一方面來自新文明的擠壓，一方面也為正在構建的都市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多種可能和空間。鄉村文明講求秩序、平靜和詩意，是中國本土文化構建的文明；都市文化凸顯欲望、喧囂和時尚，是現代多種文明雜交的集散地或大賣場。無論我們對鄉村文明懷有怎樣複雜的情感，它仍然流淌在我們的文化血脈裡。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仍在蓬勃生長的鄉村題材小說。
彭東明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坪上村傳》以傳記的方式書寫一個村莊的人與事，講述一個村莊的過去和現在，源於作家揮之難去的一個願望。在封面題記中，彭東明說：「我想我應該將半個多世紀以來村上的那些人和事記錄下來，也算是為這座村莊做一個雜亂無章的傳記。我在靜靜地梳理著那些風乾了的歲月。」這是彭東明創作《坪上村傳》的初衷。這個初衷隱含了彭東明重新發現坪上村秘密的欲望——生活，即便是親歷的，也同樣有一個再發現的過程。這也一如沈從文對湘西的書寫。如果沈從文沒有城市生活經驗，那個詩意的湘西是無從發現的。城市給我們以「挫敗感」或創傷記憶，這時，曾經的鄉村便被過濾為桃花源般的所在，前現代曾經有過的所有的問題被過濾掉了。另一方面，鄉村生活中的淳樸關係、真摯情感等，也確有其感人的一面。即便如此，彭東明也無意於對農耕文明的眷戀乃至重塑的立場，以憑弔的情感方式講述曾經的過去。他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以矛盾或悖論的心情面對正在轉型的社會現實，在日常生活和具體的人與事中發現其內在的矛盾和問題——承受這一切的是那些生活在現實中的普通人：村支書老萬、村民長貴和他的六個孩子、佬黑、窯匠鄭石貴、賀戲子和兒子豆子、陸師傅、彭跋、寡婦水蓮、李發、桂花以及彭家的幾輩老小，他們祖輩生活在坪上村。看到了他們，就看見了坪上村的今天，通過他們，也就與坪上村的歷史建立了聯繫。
作為作家和講述者，彭東明恰如一個希臘神話的「雅努斯」，一面向著過去，一面向著未來。他要做的，是呈現生活的真實面目而不是解決其中的問題——面對過去，他因文化記憶而「詩話」了鄉村，鄉村在「再結構」中漸行漸遠卻詩意盎然，這源於他已經有了「現代」的經驗，是「現代」照亮了他的鄉村記憶。這一點，他與他的湘籍文學前輩有譜系關係；面對未來，「現代」未必都是好的，但它無可阻擋。「現代」是未竟的方案，它還遠遠沒有完成「試錯」過程，那是全新的、有待於證實的未完成性。彭東明的誠懇就在於他沒有迴避個人身處其間的真實感受。他是一個來自鄉村的知識分子，他走出了鄉村，但鄉村記憶在「現代」的衝擊下反而凸顯出來，人們總是倚重已有的經驗，已有的經驗是可以把握的，一如村民長貴的一生，從生下來便可預知命運的最後；而「現代」是無從把握的，一如小六子，如果沒有「現代」的洗禮，那他的內心情感是無從喚醒的。於是，人們對未知的未來總是懷有先在的畏懼。《坪上村傳》無意中實現了兩種對話關係，一是同歷史的對話，一是同現實以及同類題材的對話。同歷史的對話，保有的是作家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情感，曾經擁有的過去並未漸行漸遠隨風飄散；同現實和同類題材的對話，是彭東明懷有的理性和誠懇的表述。一個十幾歲便離開村莊遠行的少年，38年的歲月足可以理解「現代」意味著什麼。對鄉村中國來說，「現代」就是讓奶奶和孫子的距離越來越遠，就是孫子幫奶奶給菜園澆糞的承諾一再落空。
《坪上村傳》的形式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作者本人一直在小說之中，他是講述者，也是當事人。這身置其間的處理方式，強化了小說的「仿真性」，因此也更有真實性的力量。小說沒有大開大闔的情節，沒有別離的痛苦或歸來的欣喜若狂。不經意間，「前現代」逐漸成為歷史，「現代」則不期而至。荷香初中畢業輟學到深圳打工，遇到臺灣老闆，臺灣老闆為人正派，喪偶，大荷香38歲。向荷香求婚，荷香沒有猶豫便答應了，且接連給老闆生了兩個兒子。二妹菜香和名叫胖子的廚子談戀愛，未婚先孕，孩子生下來後，胖子到坪上村開餐館大獲成功。老三梅香來到深圳，先洗碗後陪酒，然後懷上了丁局長的孩子。丁承諾的結婚化為泡影，給梅香一筆錢，梅香將孩子丟給父母自己跑到雲南去了。老四菊香也來到了深圳，與一個溫州小夥子結婚後回到溫州，生活平靜。老五茶香喜歡讀書，父親長貴阻攔，荷香堅持讓茶香讀書，一直讀到美國留學。老弟老六幾次復讀沒有考上大學，堅決不考了，也隨大姐荷香到了深圳。固守傳統的長貴眼看家族「香火」就要斷送在老六這一輩，執意要求「我」去做老六的「工作」，結果卻是「我」被老六感動了。通過一件件具體的人與事，彭東明真實地表達了處在轉型時代的矛盾心態，於是，這個矛盾或悖論就具有了普遍性。
鄉村經驗或者前現代生活是自足、封閉的。土地將家族、親情以及各種利益關係捆綁在一起。家族有幾輩人便幾輩人生活在一起，其情感關係也因物質和精神的貧困而緊密：「記得，那年我離開村莊時，是一個清冷的有零星雪花飄落的早晨，彎彎曲曲的泥濘的村路上積著殘雪，我手裡提著一個網袋，袋裡裝著一身螞蟻子布做成的襯衣。這種布當時是自家在地裡種了棉花，自家紡成紗織成黑白相間的棉布。我不知道為什麼村裡人要將它叫作螞蟻子布。提著這一身用螞蟻子布做成的換洗衣衫，我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村莊，後面是我的老祖父、老祖母，祖父、祖母，父親和母親，還有我家的那條麻狗在為我送行。我走出去好遠，回過頭來，發現他們還站在坳口上，且不停地朝前招手，意思是要我莫再回頭。」這是前現代家族情感關係最生動的寫照。彭東明說：「我在這座小山村度過了整個童年和少年時光。這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村莊上的人家普遍吃不飽飯，村莊留給我的是一個苦澀的童年，飢餓、寒冷、勞累，充滿了我的每一寸記憶。」即便如此，坪上村仍然魂牽夢繞。這就是作家的情感記憶。最後，他還是回到了坪上村的祖屋，當然那已經是修葺一新、今非昔比的老屋了。
記下那曾經的迷人風情，是彭東明的初衷之一。湖南作家有寫風情畫的傳統，從沈從文到古華、葉蔚林、何立偉等，雖然號稱「湘軍」，但文字卻如沅湘之水，溫婉秀麗萬種風情。描述這迷人的風情，彭東明是通過源遠流長的各種器物、婚喪嫁娶風俗等生活方式實現的。一個香包、一條馱帶、一個長命鎖、一隻瓦桶、幾塊皮影子、一根短棍、一把油紙傘或一曲童謠，坪上村的風情便迷人了。小說的思鄉之愁瀰漫四方，或哀婉或悽美或濃或淡，總因其想像的浪漫而充滿魅力。但是，這個鄉愁之美是只可想像不能經驗的。「現代」並沒有證明它有無與倫比的好，但是，現代是歷史理性的選擇，而鄉愁只是個人的情感願望。在歷史理性面前，個人的情感願望最終將無能為力。大概也正因為如此，彭東明才「風情萬種」地書寫了他的「坪上村傳」，他「害怕失去」的農耕文明迷人風情，最終還是要消失在那遙遠的地平線上。一如彭東明自述的那樣：「村莊四圍的矮山依舊，小溪和田野依舊，那飄蕩在田野上空的泥土氣息和稻子的清香也依然如故……然而，矮山腳下，那一棟棟土坯房卻不見了，現在已經變成了一棟棟貼著瓷片的樓房。人也陌生了，記憶裡的老人都已經不在了。記憶中的青壯年，現在都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了。如今的青壯年，我全然不認得了……田野上拖拉機、收割機的轟鳴聲，代替了往日黃牛和水牛的哞叫聲，溪邊的阡陌早已荒廢，水泥公路上『呼』進『呼』出的是汽車和摩託車……水庫裡的小木船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轟天轟地的機帆船。」彭東明人回到了老屋，但一切物是人非，他還是回不到那個「從前」了，這是「現代」給我們帶來的宿命。彭東明的不同，就在於他誠懇地書寫了他在歷史理性和情感願望之間的內心矛盾，是這一矛盾結構了這個貌似鬆散的長篇小說。也恰是這一矛盾，構成了小說的動人力量。現在，彭東明已經記錄下了坪上村的人與事，也記下了他記憶和想像中的「從前」，他在實現了自己內心願望的同時，也以文學的方式表達了我們面對歷史與現實的矛盾處境和心情；他提供了另一種書寫鄉村中國的文學樣式，那散淡如漫水般的文字，也延續了湖湘文學的現代傳統。因此，這是一本需要我們重視的長篇小說。
（來源於：《文藝報》2021年1月20日）
彭東明
湖南省平江縣人，1990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家。歷任中共平江縣委副書記、《嶽陽日報》總編輯、嶽陽市文聯黨組書記；現任湖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共嶽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嶽陽市作家協會主席。1982年至今，共發表短篇小說、散文100餘篇、中篇小說38部、長篇小說3部、長篇報告文學6部。其中，中篇小說《故鄉》編入《1987中國小說年鑑·中篇小說卷》；第一部小說集《大日子·小日子》於1991年入選作家出版社「文學新星叢書」；中篇小說《秋天》改編成花鼓戲《秋天的花鼓》，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長篇小說《天邊的火燒雲》1999年獲湖南省委宣傳部「五個一工程」獎，在臺灣獲得2000年度「最受讀者歡迎獎」。
ISBN：978-7-5212-1178-8
作 者：彭東明
2020年12月
作家出版社
坪上村是作者的老家，作者十六歲離開這片村莊，村莊成了他整個人生的背景。在外漂泊三十八年後，他又回來修繕老屋。老屋是一座村莊的記憶，在濃鬱的鄉愁裡，坪上村的故事氤氳穿行於村莊百年的時空之中，敘說村莊上一代又一代人命運的起落、社會的變遷以及正在消逝的風情風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