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鴉片戰爭爆發後，魏源義憤填膺，於公元1842年寫成《海國圖志》：「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那麼他到達目的了麼？
美國作家菲利普·迪克寫過一本叫做《高城堡裡的人》的小說，其背景是一個架空的世界——二戰中同盟國戰敗，美國被日本和德國瓜分。這當然不是現實的歷史，但是也給了人們另一條考慮的思路。如果把這種思路放到我國歷史上來看，倘若明朝不亡，是否會成世界強國改寫近代史？專家表示：可以說，這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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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儀退位，這72年是中國最為衰弱落後的時期。從皇帝到平民百姓，大部分中國人如同一潭死水，拒絕改變，拒絕新事物。
然而在明朝時期，許多官員、文人的心態其實非常開放的。當時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於明萬曆年間到大中國傳教，他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寫道：很多人對於他和他所傳播的教義非常感興趣，很多認識不認識的人都來訪或者來信，向他了解西方的社會和宗教。
以前大家一直認為，明朝時期和清朝一樣，人們都很排外，但是從利瑪竇的記錄來看並非如此，在他書中至少直接提到了137個有名有姓的人，但是與他交往或者打過交道的人肯定只會更多。明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利瑪竇到達江西之後，在給另外一位神父所寫的信件裡說到，很多文人和官員都爭相與他打交道，這種情況令他十分興奮。
大家可能會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當時外國人少見。但其實情況並非如此，很多學子向利瑪竇提出請他傳授西方學問。白鹿洞書院的院長章潢還專門邀請他去書院講學，江西的樂安王、建安王還曾邀請利瑪竇做客。許多人爭相拜訪利瑪竇，其中對數學和倫理科學感興趣的人特別多。但是對於利瑪竇來說，非常遺憾的一點是，大家對他所想要宣傳的天主教卻並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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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不但不拒絕西學，而且對其充滿極大的好奇心，這一點還體現在翻譯和印刷上。利瑪竇所攜帶的世界地圖在北京反覆印刷10次以上，而且皇帝還專門令人按照利瑪竇呈獻的地圖刻板重新印刷。利瑪竇所著的哲理書《交友論》也曾被多次印刷。除了利瑪竇以外，還有一位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所翻譯的《職方外紀》也廣受歡迎，在這本書提到了許多歐洲國家，還包括了烏克蘭、斯堪地那維亞、希臘等國。
在明朝時期，中國與歐洲在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方面並沒有顯著差異。其實即便是有差距，只要保持著一顆進取學習的心，差距也並不可怕。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朝曾和西班牙、荷蘭等殖民者交戰，當時的廣東海道副使汪鋐第一個提出「師夷制夷」，以葡萄牙火炮打敗了葡萄牙艦隊。
當時的科學家徐光啟也曾給崇禎皇帝上奏，提出必須熟悉對方的知識才能超越對方。這明顯是一種非常開放的態度，並且對問題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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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果明朝延續下來，19世紀末的中西方差距是否會有所好轉呢？科技確實是決定因素之一，但卻不是全部。如果能保持好奇心和競爭的心態，那麼一個國家肯定不會太落後。中國地域寬廣，體量龐大，如果摒棄掉狂妄自大學習他國先進經驗，那麼任何國家想要入侵中國都不會太容易。
在前文中提到的《海國圖志》，這套書曾於1854年在日本翻刻，當時的日本文人對之非常追捧，爭相購讀。此書對於日本來說，介紹和傳播了詳細的西方列國情況，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本的維新運動。然而令作者失望的是，這套書在中國卻幾乎無人問津。由此可見，如果清朝時期，中國人能夠像明朝時一樣保持著旺盛的學習熱情和接納的心態，可能我國的近代史就不是現在看到的樣子了。
結語
但假設也只能是假設。其實清朝所面對的問題，都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歷史的車輪必然推動著社會的進步，一旦落後就必然倒在這個車輪之下。
參考資料：
《利瑪竇中國札記》
《海國圖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