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年（1915年8月-1999年12月），湖南華容縣人。六歲入小學，大部分時間念私塾。1929-1931年，家鄉成為湘鄂西蘇區的一部分，他尚未成年，便參加了少年先鋒隊，擔任總隊長和鄉蘇維埃文書。1936年肄業於長沙湖南國學專修學校。1938年8月進陝北抗日軍政大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畢業後，他被分配在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據地工作,長期生活、鬥爭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上。抗戰勝利後，他擔任北方大學教務處副處長、工學院副主任，北方大學、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副主任。1950年5月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擔任研究員，兼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副局長，主編《科學通報》，並為科學院黨組成員。1954年以後，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文化大革命」中被作為走資派批判，下放勞動。1978年恢復工作，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82年以後，他離開近代史研究所的實際領導崗位，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譽所長、孫中山研究學會副會長、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1964年起，劉大年連續當選為第三屆至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至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是六、七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1980年中國史學會重建，他當選為第二、第三屆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執行主席。1999年，他被俄羅斯科學院授予外籍院士。
從小學至湖南國學專修學校肄業，劉大年大半受的是舊式傳統教育。他把所謂「國學」看作根本學問，一意追求，很少接觸社會政治現實。到陝北以後，讀到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原著是《共產黨宣言》。雖然似懂非懂，卻在自己頭腦裡打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從此，只要是新書，不管是政治經濟學的、哲學的、中外歷史的，都如饑似渴地去讀。讀過那些有限的新書以後，盲目崇拜孔學的觀念，不知不覺煙消雲散了。他從此確立起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和獻身革命的人生道路。那條道路，最現實的就是到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前線去，從事民族解放的鬥爭，經受鍛鍊和考驗。這是那時許多有覺悟的青年知識分子共同走過的道路。1942年、1943年，他在抗日根據地讀到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和《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以後，產生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念頭。
劉大年寫的頭一本書是《美國侵華簡史》。1947年，他生病離開工作修養，開始收集中美關係史資料。在解放區，研究這個題目，苦於缺乏原始資料。北方大學校長、歷史學家范文瀾向他提到可以注意兩部書，一部是李鴻章全集，一部是王芸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美國侵華簡史》的有關部分就大量利用了這兩部書的材料。1949年8月，《美國侵華簡史》由華北大學出版，同時在《人民日報》上連載。不久經過修改、補充，於1951、1954年，以《美國侵華史》為書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第一、第二版。蘇聯、朝鮮、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相繼出版譯本。《美國侵華史》的出版適應當時的需要，在社會上產生了相當的影響。這是從革命根據地走出來的學者在觀察、研究中美關係時寫的第一本書，也是新中國建國初期出版的第一本有關中美關係的學術著作。半個世紀過去了，今天有關中美關係歷史的研究已經大大前進了，但是人們仍然沒有忘記劉大年這本給新中國獻禮的書。對於作者來說，這是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開始，同時也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史學界的地位。
1955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劉大年出版了《臺灣歷史概述》（與丁銘楠、餘繩武合著）、《中國史稿》第四冊（主持編寫）、《中國近代史諸問題》等三本書。《臺灣歷史概述》出版後，得到過中國科學院學術獎金。
《中國史稿》第四冊的編寫與歷史學界的百家爭鳴直接相關。郭沫若與范文瀾都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他們對於中國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分期看法不同。經過醞釀，郭沫若準備主編一部中國通史，范文瀾則繼續寫它的《中國通史簡編》。郭編通史後來定名為《中國史稿》，古代部分由歷史研究所承擔，尹達負責組織編寫；近代部分定為第四冊，由劉大年主持編寫。《中國史稿》第四冊在1962年出版，它總結了建國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華，給中國近代史搭起了一個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當時它是指定的高等學校教材，印數很多。此後，我國高等學校歷史系編寫或者使用的中國近代史教材，大體上參照了這個框架。
《中國近代史諸問題》是一本論文集，1965年出第一版，1978年出再版時改名為《中國近代史問題》。其中《回答日本歷史學者的問題》、《亞洲歷史評價問題》和《論康熙》三篇論文，引起過國內外的評論和爭論。《回答日本歷史學者的問題》，發表在1965年3月的《人民日報》上。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認為文中說的世界歷史發展中心應該是世界人民革命鬥爭的主要潮流所在的地方，講得很對；但對於如何評價歷史人物提了一個問題：照這麼講，剝削階級的歷史人物還是沒有什麼作用囉？這說明那時史學論著上對剝削階級的歷史人物的研究和評價存有簡單化偏向。1965年5月，他應邀出席巴基斯坦第十五屆歷史學會，提供的論文叫《亞洲歷史評價問題》，受到與會者歡迎。該文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後，《北京周報》英、日文版和德、法文版先後刊載，表明論文提出了許多讀者關心的問題。《論康熙》1961年在《歷史研究》發表後，在國內引起反應是很自然的，那時候史學界存在著「左」的偏向，高喊「史學革命」，主張打倒帝王將相，以為劉大年講帝王將相，是想「反潮流」。事隔不久，又在國外引起了蘇聯方面的持久的批判。一個學術問題的爭論變成了政治性的爭論，它從一個局部、一個側面反映出了歷史的曲折。實際上，《論康熙》這篇文章，使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觀察和分析了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的歷史，對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做出了客觀的評價，至今仍被史學界看作是歷史研究的一篇範文。我國清史專家戴逸教授最近還指出：「《論康熙》這篇文章，一直是我們研究清史的人經常閱讀的。」
「文化大革命」以後，劉大年的研究工作，一是繼續研究中國近代史，二是研究歷史學理論問題。這以後，出版了《赤門談史錄》、《中國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冊,主持編寫）、《劉大年史學論文集》等幾部著作。
《赤門談史錄》主要討論辛亥革命的性質，列舉經濟基礎、領導革命的社會力量、同盟會綱領、革命的主力軍等四項根據，說明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敘述中分別評價了國外同類著作上的代表性觀點。1979年，作者作為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生院特聘教授，講授中國近代史，著重講辛亥革命。《赤門談史錄》就是在那個講稿基礎上寫出的。東京大學的校門稱為「赤門」，本書命名的寓意在此。
「文化大革命」後期，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準備擴充篇幅，重新編寫的任務提上日程。近代史部分仍由劉大年主持編寫，定名為《中國近代史稿》。劉大年根據各位作者提供的初稿，從頭加以改寫、定稿。1978年出版第一冊，1984年出版第二、三冊。《中國近代史稿》大體上採用了《中國史稿》的框架，加上往後的研究成果，大大豐富了各章節的內容，使某些主要部分的論證更有說服力，史料則大為充實了。每個時期各有總評，成一家之言。這三冊書出版後，也被定為高等學校教材，印製數量不少。
《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出版於1987年，講史學理論的文章佔的篇幅較多。劉大年認為中國歷史學傳統悠久，中國的和世界的歷史學各有自己的科學成分，有了它們我們才能夠認識以往的歷史。但是歷史學是否以及怎樣成為一門科學，至今仍是一個爭論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給歷史學奠定了科學基礎，它並不能代替歷史學理論。探討歷史研究如何成為科學，就是歷史學理論最後要解決的問題。他講歷史學理論的文章不少，大部分收攏在《論文集》裡面。對於歷史學理論的一些關鍵問題他都講了自己的看法。這些問題是：
(一)關於哲學指導思想問題。劉大年指出：科學，無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都離不開一定的指導思想。就像恩格斯說的那樣，不管自然科學家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只在於他們是願意受某種壞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願意受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的支配。有的歷史研究者在對待指導思想問題上，喜歡標榜「無偏無黨，浩然中立」，其實那不過是表示他拒絕某種思想，而選擇另外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歷史研究要成為科學，只有依靠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指導。
(二)關於歷史研究的對象問題。劉大年認為：歷史研究的對象為何物，一向眾說紛紜。或者認為歷史研究不存在一定的客觀對象，或者認為凡過去的一切全部都是研究對象，或者認為歷史上某些事物、某個領域的狀況是研究的對象。判別歷史研究的對象，首先要找出它的客觀根據。其根據應當是時間上連續性的事物，全面、集中體現出人創造歷史的和客觀實在的事物。依照這個根據，從社會關係及其運動考查歷史研究的對象，我們就知道，原始社會、私有制時代和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上，而又各有自己的特點的。私有制社會歷史研究對象的本質，就是社會階級、階級矛盾鬥爭，它們相互關係的消長變遷，和以此為扭帶的全部社會關係的客觀體系及其運動。
(三)關於歷史前進的動力問題。對於什麼是人類歷史前進的動力，同樣存在各種各樣的答案，有過無數的爭論和辯難。在私有制社會，生產力與階級矛盾鬥爭，其中只有一個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還是兩個都是?如果只能有一個，它是生產力還是階級矛盾鬥爭，如果兩個都是，它們的關係到底怎樣?對此我們需要有統一完整的理解。劉大年認為：生產力是最終起作用的，階級矛盾鬥爭是直接起作用的。它們的關係不是一個排斥一個，一個代替一個。它們緊密相聯結，又各立門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生產方式的變化和發展，決定整個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在私有制歷史上，這種變化和發展，是通過階級矛盾與對抗，通過階級間的鬥爭來實現的。因此，說階級矛盾、鬥爭推動歷史前進，是對問題的直接回答。這種觀點不同於「歷史是由個人創造的」那種空洞的觀點，而是指出了個人活動是由一定社會關係、環境決定的，它會使人認識到社會歷史過程，最終也是自然歷史過程。
(四)歷史發展規律問題。歷史之所以成為一門科學，最後在於它是有規律可尋的。以前人們有時拿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規律、社會經濟規律來說明歷史運動。它們或者失於寬泛，或者失於狹窄。我們認定了社會階級、它們間相互關係的消長變遷是歷史研究的對象，我們就知道了它們運動演變的規律也就是歷史前進的規律。規律要從事物的重複性表現出來。物質生產過程，產品交換分配，同一經濟形態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不同範圍不同形式的社會階級、階級矛盾鬥爭，一種社會制度代替另一種社會制度等等，論現象背後的本質，無不處在重複中。例如中國近代史中的帝國主義、封建階級、人民大眾的狀況，每一次重大事變、社會變動的過程，就是它們間的鬥爭、它們的性格、相互關係重複表演與發展的過程。社會歷史中的重複性就是常規性、規律性。與自然界的事物不同，歷史運動規律要通過有思想意志的人的活動、鬥爭來實現。歷史運動方向並不隨著權力人物的意志願望改變，這說明人們的意志只有在與重複性所表現出的客觀規律性相適合才能起作用。寫得比較好的近代史的書，就是寫出了這種運動規律的書。
這就是劉大年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闡述，是他對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理論的思考。在劉大年看來，「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近代社會生產力基礎之上的，是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存在的產物。資本主義這個人類歷史上的特殊階段沒有走完它的行程，馬克思主義這個偉大的認識科學，就依然是人們認識社會、認識社會歷史走向的科學思想體系。」我們說，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變的，只有變是不變的。馬克思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的產物。這個階段正在蛻變中。研究對象的暫時性，決定了科學本身的暫時性。馬克思主義論述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部分有一天是要過時的，但那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消滅以後。
劉大年在他的晚年，把他的研究興趣同抗日戰爭的歷史聯繫了起來。
1982年，日本文部省規定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公然否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教科書的作者家永三郎教授起而抗議，同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打起了官司。這一事件引起了劉大年的嚴重關注。這一年，他第一次發表有關抗日戰爭歷史的文章。1987年，他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發表《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一文，表明他研究的深入。1989年2月20日，劉大年作為全國人大常委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就日本當局在侵華戰爭性質問題上的倒退做了義正詞嚴的發言，曾吸引國內外視聽。此後幾年裡，劉大年撰寫了好多篇有關抗日戰爭史的論文。1996年，他將這些論文結集出版，題名《抗日戰爭時代》。同時，他還用相當多的精力，組織並主持編寫了《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這本學術著作。該書在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時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修訂再版。
抗日戰爭的歷史，國內學術界的認識，並不完全一致。劉大年認為，「抗日戰爭的歷史和整部中國歷史一樣必須成為科學的客觀研究的對象。我們必須把抗日戰爭的研究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上，提高它的科學性。……對於敘述歷史，我們主張客觀的歷史是怎麼樣，寫出來的歷史也必須是怎麼樣。」 這就要求，在研究抗日戰爭歷史時，一是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二必須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按照胡喬木的說法，「對這段歷史的認識還有許多不夠深刻的地方」。這些問題中，有兩個特別重要，這就是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用問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問題。
劉大年認為，弄清這些問題，要認識抗日戰爭時期歷史的特別複雜性。抗日戰爭時期的對日戰爭，首先是民族戰爭，同時也是人民戰爭；其間交叉著錯綜複雜的矛盾，既有民族矛盾，又有階級矛盾；抗日戰爭既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又是一場與國內民主革命相結合、相伴隨的戰爭。既有正面戰場，又有敵後戰場；既有國民黨對正面戰場的領導，又有共產黨對敵後戰場的領導。只有依據歷史事實，看到抗日戰爭歷史的複雜性，具體分析具體問題，才有可能把抗日戰爭歷史研究中認識不夠深刻的地方，進一步弄清楚。由此出發，劉大年對於抗日戰爭歷史，有如下觀點：
（一）中國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各階級、各族人民團結起來進行的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當時國家權力掌握在蔣介石、國民黨手中。抗日戰爭有蔣介石、國民黨參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戰。抗戰期間，蔣介石雖然沒有放棄反共，也沒有放棄抗戰。從全民族戰爭的角度看，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應當得到客觀的、全面的理解。同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和發展，是這場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而且，這個基本條件所發生的作用，貫穿在抗戰的全過程裡。如果沒有這個基本條件，全民族抗戰是否能實現，或者一時實現了，能否堅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以及中國是否能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就要打一個大問號。所以，人民力量的存在和發展這個基本條件的極大重要性，更加應該得到客觀的、全面的理解。因此，抗日戰爭這場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是國民黨、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共同奮鬥爭取得來的。
（二）兩個戰場的存在是決定抗日戰爭面貌和結局的關鍵。抗日戰爭的特異之處是蔣介石政權控制的正面戰場與共產黨領導的敵後解放區戰場並存。它們在戰略上互相依託、互相配合，與強大的敵人角勝。兩個戰場是互存互補的關係，缺一不可。缺了一個，抗日戰爭的勝利都是難以想像的。有正面戰場的堅持，又有敵後戰場的強大存在，才有戰爭勝利的結局。兩個戰場的存在來自於國共合作，來自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戰爭中日軍由勝利推進轉向失敗，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力量朝相反的方向運動這種複雜的過程，是從兩個戰場上開始和完成的。兩個戰場在戰爭中的不同表現，直接影響著全國的政治局勢。因此，兩個戰場的地位和作用，客觀地表現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要看輕國民黨的作用，更不要看輕共產黨的作用。
（三）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共產黨兩個領導中心並存。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權，是由抗戰前兩個敵對政治實體的關係嬗變而來的。說國民黨、蔣政權發揮了領導作用，是因為它掌握著民族戰爭所必需的、國際國內承認的統一政權，它指揮200萬軍隊，擔負著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它雖然積極反共，在抗日問題上嚴重動搖，但到底把抗日堅持下來了。說共產黨發揮了領導作用，是因為它堅持了抗日統一戰線，使民族戰爭所必需的國內團結能夠維持下來，指揮八路軍、新四軍，擔負著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它們所處的地位不同，能夠起作用的方面不一樣，也不表現為某種平衡，而又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抗日戰爭這個整體大局中，國民黨、共產黨都起著領導作用。這個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的、暫時的。雙方這種都是全局性的領導作用，不是由於它們存在某種形式的共同領導或與之相反的分開領導來實現的，它們的領導作用是在又統一、又矛盾鬥爭中來實現的。在抗日統一戰線內部又統一、又鬥爭的過程中，國共力量的消長發生著變化，總的趨勢，是人民的力量、共產黨的力量逐漸增強，並且歷史性地改變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對比。這是對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的最終的說明。
（四）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一個根本轉變，是近代以來中國第一次取得的對外戰爭的全局勝利。這個勝利，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航向。抗日戰爭中，軍事上和國內政治關係上同時並存著兩個過程、兩種演變：一個是日本的力量由強變弱，由軍事勝利到最後的徹底失敗；另一個是國內兩大政治勢力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前一個演變關係到中國亡不亡國、民族能否獨立的問題，後一個演變關係今後是新中國還是舊中國、中國能否打開通向近代化前途的問題。
這些看法，可以說是抗日戰爭史研究的一次思想總結，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看法，較之以前一些簡單的說法，顯得具有科學性了，更加實事求是了，更加符合歷史真相了。這是一個八路軍老戰士，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在他晚年的學術生涯中所達到的一個新的境界。
劉大年的歷史學研究，除了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他還非常注意歷史研究與現實的關係，非常注意追蹤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前進步伐。
在歷史學理論的研究中，劉大年曾提出歷史與現實的關係進行討論。他認為，講過去的事，回答現在的問題，瞻望未來，是歷史科學的基本特點，也是它與文學、經濟學研究中結合現實需要所不同的地方。他說：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一誕生，就明白宣告了自己負擔的迥然有異於封建階級、資產階級歷史學的嶄新使命。它把過去與現在、未來的聯繫，完全不是看作外部的偶然的聯繫，而是看作內在歷史運動客觀規律的聯繫。他認為，從今天來說，從社會主義事業出發，古今中外的歷史都需要研究。今天的現實生活要求歷史解答的問題，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研究任務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了。從宏觀角度看，現實的研究任務是：第一，深入研究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部客觀過程，揭示中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長遠前途，仍然是中國歷史科學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務。第二，中國今天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各方面的知識。認識中國全部文明史，就是認識我們的先民是怎樣對待、改造他們所處的環境、改造世界的，從中吸取和改造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來服務於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第三，必須通過一個國家的具體歷史的研究，找出與其他國家的共同點與不同點。我們今天需要從全世界歷史的廣度，從發達國家現代化的高度，進一步觀察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景，把我們對社會主義前途的科學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上來。第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應當認真開展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過去了差不多半個世紀，其間有順利發展，也有重大曲折。順利發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是唯一合乎「國情」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制度，而所遇到的重大曲折，並沒有證明這個制度不具有強大生命力，只是證明它需要改革。歷史的長河看不到盡頭，社會生活中的改變、革新也就不會有盡頭。總之，劉大年認為，一門中國近現代史，一門歷史學理論，是歷史學裡面與現實關係密切的領域。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這兩個門類上。為什麼研究歷史，由此可以見出他的志趣所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界有人主張用近代化的觀點從新改寫中國近代史。這不失為一種應當思考的主張。1990年，劉大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為建所40周年舉辦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就中國近代化的道路與世界的關係提出論文，指出：「適應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指出，「近代中國沒有實現西方那樣的近代化，但它憑自己的力量打開了走進近代化世界的大門」此後，他又進一步指出：在110年的中國近代史期間，「明顯地多了一個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少了一個民族獨立；多了一個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封建統治，少了一個社會工業化、近代化。因此，中國近代史上的基本問題是兩個，第一，民族獨立問題，第二，社會工業化、近代化問題。」至於這兩個基本問題之間是什麼關係，劉大年認為：「沒有民族獨立，不能實現近代化；沒有近代化，政治、經濟、文化永遠落後，不能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中國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獨立，最終目的仍在追求國家的近代化。」民族獨立和近代化問題，兩者的內容雖不相同，不能互相代替，但又息息相關，不能分離。
中國的現代化要走什麼道路來實現？劉大年把它論述中國近代史的觀點貫穿下來，反覆講，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來實現現代化，是歷史的選擇。對於社會主義，它以前受傳統束縛，在討論鄧小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他認為現在中國是在社會主義的黎明。他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有兩重意思，一是起點不高，二是前程遠大。這好比從黑夜到白晝，必須經過黎明那一段。黎明也有兩重意思，一是還處在晨光之熹微中，二是跨過這一段，前面就是天光大亮。照我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歸結到一點：中國社會主義是在黎明，世界社會主義是在黎明。」「黎明」是一種文學形象的說法，它講了眼前，也講了未來，可以認為是有科學性的形象說法。這裡也指出了中國要實現現代化有很長的路要走。
劉大年與我國老一輩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有密切聯繫。他與我國史學界著名的「五老」：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有很多工作關係。當1987年「五老」中的最後一位侯外老去世時，他曾經滿懷感情地回憶並評價「五老」對創建我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功績。他說，他們那一代人為推動時代前進，付出了辛勤勞動，他們做完了時代交給的答卷。但那些答卷也只代表過去的時代。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必須跟上時代步伐，不斷發展前進。以往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表現了巨大生命力，「那麼，現在和今後，按照新的條件，堅持這種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就是常青的。」劉大年還與我國老一輩的自然科學家有密切聯繫。1946年他北方大學工學院首任負責人，組建工學院，接觸一些自然科學家。他以後在中國科學院工作，同許多自然科學家交往。他與竺可楨、楊鍾健、梁思成、貝時璋、華羅庚、錢三強等自然科學家都有很好的工作關係和個人關係。
劉大年在對外學術交流中也非常活躍。他從1953年參加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到最近一次（1998年11月）訪問日本，有許多次出國進行學術訪問和政治性訪問的機會，到過許多國家。1983年，在他的推動下，中國史學會加入國際史學會。劉大年還與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齊赫文斯基、德國老一代漢學家貝喜發教授、日本著名學者吉川幸次郎、井上清、安藤彥太郎、衛藤瀋吉教授等，建立了密切的學術交流關係。劉大年1979年東京大學講學，那時的主持者是東京大學田中正俊教授。1986年，已經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的田中正俊寫了一本小書，題為《戰爭·科學·人》。這本書，以他自己21歲被作為「學徒兵」驅趕上戰場的親身經歷，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他在序言裡說：「謹以本書獻給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英勇戰士，我們的老師劉大年先生。」短短一句話，不僅表明了作者追求真理的可貴品格，也代表了日本正直學者對中國學者，對劉大年──一位八路軍出身的歷史學家的尊重之情。
2000年3月4日草成
戴逸：《劉大年同志與中國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上一篇：思想者不老下一篇：胡繩與近代史研究所*